（二）理论工作务虚会怎么会？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丙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路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准备了一个引言，算是开场白，现将初稿送上，请提意见。

（三）会议的第一段

    一月十八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客饭科学厅拉开帷幕。参会代表中有年逾八十的老翁，也有二十几岁的小伙儿，大家欢聚一堂，呈现出三中全会后思想理论战线的兴旺景象。
    胡耀邦主持会议。在开幕式上，耀邦没有念他那份印发给大会的《引言》，而是对会议的安排和《引言》的内容作了几点说明。
    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一九六五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答复。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的确意味深长。
    胡耀邦讲话引述了这两段话，更有深意。
    毛泽东整彭德怀是根本违反组织原则，甚至违反做人原则的。到送彭德怀上三线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例子”，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已到险象横生、“图穷匕首现”的境地。
    从制造“彭德怀事件”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标志着毛泽东晚年坚持错误，一意孤行，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历程。
    因此，说彭德怀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也好，说“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好，虽然还不表明毛泽东已有了反省、内疚、悔恨、自责，但起码是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了。这是历史实践使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这也许正是耀邦的深意吧！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诤言。
   的确，建国三十年来，中央领导从来没有如此重视过理论界，主动真诚地吸纳他们参政、议政，并怀如此胸襟和气度，鼓励他们畅所欲言，款款道出盛世危言、警世通言，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这是破开荒第一次！
    一月廿二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
    （1）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建议专家写出大文章来）；
    （2）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准备请胡乔木春节后讲）；
    （3）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
    （4）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可能 搞个初步意见，尽量敞开谈，不要扩散，不登报）；
    （5）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民主是集体的行为；
    （6）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
    （7）突出宣传个人问题；
    （8）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议不强调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一月廿七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情况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虽然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对真理标准讨论的禁锢和压制，但随着会议的深入，对于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作了有意义的探讨和新的突破。特别的对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开放，提出了颇有价值的意见。归纳如下：
    （1）关于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问题；
    （2）关于总结六十年来苏联和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
    （3）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及其思想理论问题；
    （4）关于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揭批康生、谢富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
    （5）关于继续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6）剖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
    （8）领袖和人民关系问题；
    （9）关于破除个人迷信问题；
    （10）关于废止干部、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关于指定“接班人”问题；
    （11）关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问题；
    （12）关于破除对国家迷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长官意志问题；
    （13）关于健全发展法制、法律和实行有效的人民监督问题；
    （14）关于政治、思想、言论、人身自由问题；
    （15）关于“反右斗争”和“反右倾”问题；
    （16）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17）关于“复辟资本主义”和“复辟封建专制主义”问题；
    （18）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问题；
    （19）关于社会主度发展阶段问题；
    （20）关于生产目的问题；
    （21）评析“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22）关于商品、市场、价值规律问题，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问题；
    （23）评析“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24）评析“以粮为纲”、“以钢以纲”；
    （25）关于“一大二公”和“全民所有制”问题；
    （26）关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
    （27）关于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28）关于党性与科学性、党性与人民性问题；
    （29）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
    （30）关于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的问题；
    （31）关于改进干部理论学习和学校理论教育问题；
    （32）正确看待青年人和他们的“闹事”问题；
    （33）关于树立科学学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
    （34）理论工作如何适应“重点转移”，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35）关于“保密制度”和档案制度问题。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一月十八日一直开到二月十六日休会，整整开了三十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犹似“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
    “这次会议是三十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次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为了使下一段会开得更好，大家还建议：
    一是，会议领导要对第一段会议作出总结，同时在体会期间深入到各个单位（机关、学校、研究所、报社、工厂）召开小型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反映。
    二是，第二段会议在开好大会的同时，要多开些小会，使各省市区的同志有更多机会发表自己意见。
    三是，第一段会议中提出的建议，领导小组要尽快加以集中研究。
    春节到了，加上越战，体会了一个月。大家带着解放了的头脑，回到各个单位，各个地区。到处传说着这个盛会和盛会的胜事。思想解放的火种从会内燎原到中华大地，大大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
    现在回顾那段理论工作务虚会，我还以为是有几分不足，几分遗憾。
    （1）对工作重点转移，从理论上探讨得不够，特别是经济理论方面，如经济体制、经济管理、市场机制等等问题——这些都曾是邓小平、胡耀邦提出来务虚会讨论的问题。
    （2）有关民主、法制的建设，会上虽有大声疾呼，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揭露批判以往，如“文革”中无视和破坏民主、法制的问题。而对于重点转移后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实质性的意见以及理论阐述，还显得贫弱。只重“拨乱”不重“反正”。而关于民主、法制问题，恰恰也是邓小平、胡耀邦在务虚会上着重提出的课题。
    （3）会上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没有展开。特别是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阐述很不分。而过多地去纠缠诸如“凡是派”的“幕后活动”、“政治目的”、“政治态度”等等问题。虽然大家的愿望不失高尚，而且还凝铸着对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等人的真诚情感，为他们长期受压制抱不平、讨公道。但也多少带有传统的遗风遗俗，显得过于政治化。联想一月廿二日邓小平对务虚会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以及有胡耀邦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现在审视起来，更觉得不无道理。
    （4）理论界的不少代表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前后形势的急速发展，似过分乐观，似以为真的可以通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所向披靡”，而对于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缺乏深谋远虑。耀邦为什么刚到中宣部时，不赞成把理论务虚会开成一个大会，而且还打趣说：“一锄头挖下去，挖出一个金娃娃。我可没有这个胆量。”看来，当时他的顾虑可不是“杞人忧天”。
    我的这些“意见”无非是“事后诸葛”，无足挂齿。不管怎么说，应该承认，“务虚会”的第一段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不朽的盛会。它是三中全会的思想理论认识上的继续和发展。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无疑是一大进步。因为思想体系即使再“准确”、“完整”，还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务虚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否定了一个人为的“绝对权威”（包括毛主席在内），而竖起了“实践标准的绝对权威”，并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家喻户晓，从而使几十年积淀而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个人迷信”、“长官意志”、“凡是主义”都失却了神圣的光环。这也就为扫除历史障碍——“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五花八门的“左”的束缚，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评判和鉴别的武器；同时也为开拓未来——实行重点转移、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准备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未完，接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