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
郑仲兵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是郑仲兵先生的一篇力作，收在张黎群等主编，2001年出版的《怀念耀邦 》第四集中。全文很长，包含四个部分。2002年，经作者和编者同意，我从中摘出第三部分第四节“在历史的转折的十字路口--胡耀邦与胡乔木”，第四部分“在中宣部的日子--胡耀邦的主要活动和言行”，分别独立成篇制作上网，仅据五柳村海外版中的记录， 《胡耀邦与胡乔木》在2006年5月9日21时，累计访问量已达到15479； 《胡耀邦在中宣部的日子》达到6831。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将全文发出。近日发现水性杨花和青蒙赤汉 两个blog发出了这篇文章，（后者尚未发齐），现据水性杨花的完整本，再就原版《怀念耀邦》第四集校对后，分五篇制作上网。----陶世龙,2006年5月9日.（校正后的字表现为棕色）

二、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一）胡耀邦走马上任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理论工作，可谓传统渊深。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后就成立了宣传领导机构——中央宣传局。一九二二年二大后，便有了中央宣传部。
    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以及全国解放后，中宣部一直服务于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跌宕起伏，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解放后配合历次思想政治运动，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革”不久，中宣部被撤销，职权为中央文革小组所吞并。“四人帮”沉没后，中央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十一大后，中宣部恢复。
    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任中宣部长为止，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零七个年头。走马上任过中宣部长（或中央宣传机关负责人）的人有：李达、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沈泽民、张闻天、吴亮平、陆定一、习仲勋、陶铸、耿飚、张平化等诸公。
    胡耀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任期只有一年零两个月。不算最短，也算最短中的一个。但是，他有别于前任们——给上上下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且主政中宣部的口碑，时至今日看来，也是最为壮美的。他为中宣部的历史写下了空前辉煌的一页。
    耀邦任中宣部长，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
    在这两年中，“文革”的祸国殃民，引发了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碎“文革”期间加给人们的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要求还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替代那种被异化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
    于是，束缚反束缚、压制反压制、解放反解放，在朝野之间展开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较量。首先发难的是理论界的知识分子。特别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中，双方形成十分鲜明的聚合对垒。
    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
    在这个过程中，汪东兴控制的中宣部和宣传系统，扮演了不光彩的反派角色，不仅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而且也遭到中宣部和宣传系统广大干部的强烈抵制。
    所以，当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消息传来，——正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长期抑郁在胸中的块垒霎时化作无限的希冀。
    在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心目中，胡耀邦代表着历史的潮流，是一代思想解放大军的主将，是为中国历史转折、为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做好思想、组织准备的第一人，是高擎中国新的解放大旗的旗手。他们真诚地希望集合在这面大旗下，为中国共产党的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心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十三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
    十二月卅一日上午，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
    三天后（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的上午，胡耀邦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并作简短讲话。
    耀邦的就职过场不过六天，如他的为人一样，朴实、自然、诚挚、热情。他的亮相和讲话，令与会者耳目一新，终生难忘。他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中宣部的人选问题

    耀邦说，中央对中宣部长的人选“考虑了很久”，考虑过胡乔木、习仲勋、任仲夷等同志。耀邦说，“他们都合适，比我更合适”。
    关于胡乔木同志，耀邦隐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他的一些带实质性的非议，只强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所谓“长”，即“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讲话，重要文件的起草，需要他在理论上把关……中央舍不得他”。所谓“短”，即“宣传部长还有许多行政事务工作，指挥工作，不一定是他的所长”。耀邦对乔木还说了些当时的与会者认为是“溢美之词”的话。如“党的第一笔杆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最多”等等。在“左”的势力对乔木攻击很厉害的当时，耀邦的态度和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也充分表现出他一贯待人的友善和真诚。
    对仲勋和仲夷同志，耀邦说，“中央考虑还是留在省上”，当时这样考虑，无疑更符合大局的需要。
    耀邦也谈到自己，“我曾在政治局会上表明过，我当中宣部长不是料，是拉着毛驴当马骑”。显然，这不仅仅是自谦之词。他深知，三中全会后历史赋予中宣部的拨乱反正、打破长期传统思想和束缚，任务是多么严峻，其难度要比组织上的平反冤假错案还要大。而且中央秘书长的分工，他也“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可见，他再一次做了“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准备。
    应该说，作为接受历史的使命，当时耀邦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说：“在我想，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行。”
    这样话，作为中央领导人，也许当时也只有耀邦能说得出来。应该说，这是他深思酝酿已久的爆发。作为与会者宣传干部——“文革”的阴影还笼罩在头上，“两个凡是”喧嚣和尘埃尚未落定，听到这样的话，真不啻“如雷贯耳，如电行心”。后来，耀邦的实践一再证明，他始终没有违背这一原则。
    在政协礼堂那次会上，耀邦一开口又令四座皆惊。主持会议的同志说：“现在请耀邦同志做指示。”
    耀邦说：“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这一套（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后来他多次谈话中都讲了这个意见。这绝不是哗众取宠的自示，而是具有现代自由观念、民主素养的自然流露，是耀邦强大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一语见英雄”，如此独特的耀邦语言，令与他共过事的同志，今天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见其为人。

（三）评说宣传理论界的形势和中宣部的工作

    耀邦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他建议在场的历史学家“想一想这两年的经历，以便几年之后好写这两年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这么说呢？耀邦要大家观察感受一个事实：两年来，“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搞清了一系列被林彪、‘四人帮’颠倒歪曲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的是非。”他兴奋地指出：“十几年来，甚至更长一点，近三十年来，没有像这两年这么活跃。”
    他特别指出，两年来宣传战线上一个可喜的情况，了不起的收获是：“涌现了一大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很能干的领导干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宣传的人才。特别是四十岁左右一批年宣力强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敢于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宣传战线出现了一批闯将。”耀邦要求认真地把这批优秀的宣传、理论干部发现出来，加以关心、培养，有的要大胆提拔到一定岗位，并把这个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任务之一。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就是官老爷”。
    究竟怎么看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
    耀邦说得很有技巧。
“这一年，全党思想很活跃，不管理论、新闻、出版、文艺都很活跃、蓬勃发展，这和中宣部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客观地说，确实不是一回事。因为一年多来中宣部基本上执行了“两个凡是”的方针。
    但是，胡耀邦还是首先肯定了中宣部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做了不少工作，耀邦认为，这是为中宣部一百多工作人员的成绩说的“公道话”。
    当然，“公道话也要说出它的另一面”，耀邦接着指出：“从党的要求，全国的形势要求来说，中宣部工作显得不够坚强、不够有力，不那么相称”。“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同志对中宣部的确有很多意见，主要是对平化同志的意见……特别在真理标准这个重大问题讨论上，态度不够明朗。”
但耀邦又说，“这和对平化同志的全盘估计是两回事”。接着他给了平化以“久经考验、饱经风霜”八个字的历史评价。
    所谓“久经考验”，说的是“平化同志干革命干了半个世纪，井冈山时期县委书记仅存的一个，后来担任过抗日战争时期三五八旅的政委，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第一个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解放后的武汉市委书记，湖北、湖南省委书记。这么多年，总是考验过来了嘛”。
    所谓“饱经风霜”，说的是“他受过不少挫折，委屈，靠边站了多少年，几上几下。”
    耀邦分析道：“饱经风霜往往有两重性，越是风霜，可能像陈老总讲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也有另一种，风霜多了，看问题、想问题就犹豫些了。平化同志自己讲，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有个毛病，见事迟、行动慢、犹豫不决。甚至在有些风浪上面，说错话、办错事。这些错误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耀邦的这席话，不仅给平化，而且也给在场的许多宣传干部以深刻的启示与警醒。
最后，耀邦宣布：“中央已决定，平化同志改做党校副校长，我看是正常调动。我们前几天口头商定，对中宣部一年的工作议论基本上结束了。现在事情多得很，不再对一年工作进行讨论。我们面临着新的一年，旧的已经过去。要响应中央号召。邓副主席特别强调，团结一致向前看。向后看不是目的，是方法。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耀邦以如此平和的态度、理解的言辞批评中宣部和张平化，是与会者——包括张平化和其他曾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中宣部同志所没有想到的。他们有的还以为中宣部要大改组、大换班，等着挨批处理。然而，耀邦的“亮相”，使他们如释重负。也有一些曾抵制过“凡是方针”的同志，觉得耀邦批评得“不够劲”，但也都为耀邦的宽容、厚道、与人为善的态度所感动。
    张平化在会上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讲述了平生三次受教育——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三中全会的不同感受。他说：“这次工作会（指三中全会前的预备会）对自己批评较准，有说服力，很受教育。”并认识到坚持“对上对人民负责的一致、理论上的是非和组织原则的一致、高举旗帜和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一致”是多么重要。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坚持‘两个凡是’，那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都不能解决。”

（四）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这是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首先要考虑的最大的问题”——耀邦说，“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怎么看待“工作重点转移了”？
    “我们从明年开始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不是一般的转移，不是一般的转变，不是由合作化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那种转变，现在是面临着一场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变，新问题、新矛盾、新情况将层出不穷。”
    耀邦把“重点转移”提得那么高，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显然，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在当时，不少宣传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中央实行“重点转移”的决定，尚处若明若暗，将信将疑、缺乏自觉主动精神的状态，耀邦的一声霹雳，震聋发聩，这是多么必要啊！
    中宣部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中枢机关。现在关键问题是，为适应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如何确定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确定中宣部的角色。
    解放初期，关于中宣部的角色问题就曾引起过争论，主要是陆定一与胡乔木的分歧。
    胡乔木主张“学苏联”；陆定一主张“抓思想”。陆定一曾是中共党内比较开明且有独立见解的人。他的“抓思想”各级表现，反映在后来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和“双百方针问题”上。但是，在当时基本路线的冲击下，不能不化为“昙花一现”。事实上，定一和乔木之争并无结果，要说结果也是“合二为一”了。就体制来看，中宣部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思想专制”的体制；而“抓思想”，随着三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三中全会）的“政治运动”迭起，“思想革命”不断，剩下的也只有“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思想改造”了；中宣部也因之而凝固成思想统制、思想控制、思想压制“部”了。
    耀邦来了。积三十年的血肉教训，他十分明白，必须打破并扭转这种局面，并与这种“传统”彻底决裂。当时明眼的人已经看出，胡耀邦决心把中宣部办成实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这正是耀邦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
    耀邦在亮相时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严正抨击了把“马、恩、列、毛”当做“神”，把他们的著作言论当做“神话”的骗子行当；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
    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充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原因。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事物发展中矛盾没有暴露清楚，现象与本质不完全相符，在事物的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大的。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支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是‘黑画’等等。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五）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

    他考虑得十分周全，共十五点。
    1.着重讲了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耀邦风趣地说：“三中全会公报七千八百字；会议上中央同志八次讲话四万五千多字；还有两个文件，加上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两个会上的简报至少一百五十万字，等于两本《红楼梦》，哪看得完。”耀邦提出，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要以公报为纲，因为公报归纳了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以公报为纲，讨论清楚精神，再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当前的实际问题——思想是非，团结上、业务上的问题”。“而宣传干部要着重学习和研究公报第四部分，这部分提出了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新时期思想工作的方针。”他提醒大家注意：“三中全会精神如传达贯彻不好，要吃亏。有许多同志的脑子静不下来，十几年来尽搞政治斗争了。正常生活，同志们互相帮助，就是这次对十几个同志批评的性质。”他说，“这次工作会议批评了十几个同志，占到会的百分之五，各个人的情况不同，我看有一两位问题是严重的。主要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上没有和党站在一起，对十一大路线执行不那么坚决。但是，批评不讲情面，不能轻易处理，轻易处理是要犯错误的。允许犯错，允许改错。随便处理一个人会影响安定团结。总之，不要轻易随便把人抓起来，调下、调开、调回，那没问题。戴帽、开除、法办，这三件事，不能随便来。”这是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内容，他要求宣传系统要认真贯彻。
    2.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略）
    3.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耀邦强调：“这个问题要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不是一年半年的事情……一切主观世界，一切人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由实践结果来判明是非。”
    4.理论上的禁区、枷琐要破。耀邦认为“凡违反客观实际、违反科学的禁区要继续破”，包括“毛主席同意过的、画了圈的”。他有感而道：“积十几年的经验，画圈是有教训的，容易上当。”
    5.如何加强四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耀邦说：“这是摆在全党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面前的新的大课题，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着重谈政治、路线斗争，是不行的。从明年开始，要占很大比重谈经济建设，不讲不行，讲外行话也不行，也不能讲空话。”耀邦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历史辩证法。他说：“现在我们说，一切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的。两三年后，还搞不上去，人们就有理由质问我们了。事情搞不好的主要矛盾就不能算林彪、‘四人帮’了，要算我们在台上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6.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耀邦说：“这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不是普通可讲可不讲的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接着他痛说了中共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深刻教训，并颇具幽默地说道：“多数教徒不宣传上帝，只是信或半信，牧师却宣传上帝。奴隶不宣扬主子，奴才却宣传主子。”
    7.认真提倡各级党委办党校、学习班，训练干部。（略）
    8.宣传战线上的各行各业都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的，十年的，三十年的”。
    9.通过座谈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上的讲话，使我们文艺创作从明年起，蓬勃地发展起来。耀邦还建议开文艺务虚会，把文艺路线、思想推向前进。
    10.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双百方针”，实际上是思想自由，创作自由的问题。耀邦深有体会的说道：“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11.如何加强民主、法制和党的三大作风的宣传。（略）
    12.地委以下宣传部门如何工作。（略）
    13.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略）
    14.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提高工作效率。
    15.如何改进中宣部日常工作。

***    ***    ***

    对于中宣部班子安排，耀邦本着他的“只换思想不换人”的一贯主张，提出“现在干部都不动，一个不走”。同时，对原有机构也只作了微调。

    原来四位副部长都没有动；
    黄 镇：副部长兼文化部长；
    张香山：副部长兼广播事业局长；
    朱穆之：副部长，负责常务工作；
    廖井丹：副部长，负责出版、文物等工作。
    设顾问：李卓然、周扬； 不久先后又增加了胡乔木和陆定一。
    根据大家的意见，撤销了叠床架屋的政治部和正副秘书长的位置。
    保留了原来的几个职能局——理论局、新闻局、宣传局、文艺局、出版局、外宣局和办公厅。增设了研究室，创办了内部刊物《宣传动态》。为加强信访工作，特设了信访组，由办公厅负责管理。
    局以下不设处。各局设正副局长各一人，其他人员均称干事。
    耀邦看到当时中宣部人手不足，业务干部只有五六十人，难以应对新时期的繁重任务，建议一年内把人员扩充到二百人左右。但强调说：“不是加行政人员，必须是加有理论素养、读了书的、能思考问题、拿笔杆的。”
    为改进中宣部日常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耀邦还提出不少意见，并作出布置和安排。
    1.要求中宣部和中宣部的干部“要走在宣传战线的前边”！“要多研究、讨论、发表一些思想、路线、方针、方法、政策性的东西，不要只停留在发一般通知性、规范性的文件。”更不要只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耀邦说：“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2.要求中宣部和中宣部干部发挥积极主动精神。“要把眼睛擦得亮亮的，手伸得长长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说：“工作可以有三种态度；等着干、推着干、抢着干。我主张抢着干。不要怕人家说手长。争先恐后抢社会主义的事干，手长怕什么！”
    3.要求中宣部干部坚持实践标准，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特别是“要讲真话，讲党话、讲心里话”，“光明正大，不搞‘四人帮’时代的小报告”。耀邦认为这才是真正讲党风、讲党性。
    4.耀邦提出，一九七九年中宣部要筹备召开包括理论务虚会、全国宣传工作会在内的一系列会议，至少要开七八个会，至多不超过十五个会。人数由几十人、百把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还就理论务虚会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可以看出，耀邦是想以此来推动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经济建设和民主体制建设，繁荣思想、理论、文艺、新闻、出版等各项事业；并对中宣部这一阵地寄予希望。
    5.为提高中宣部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耀邦还确定了中宣部内的会议制度。他主张开三种会：第一，办公会（后来称部务会议和部务扩大会）；第二，专门问题的研讨会（如文艺、出版、新闻、经济、民主、法制等各种专题研讨会，又称“务虚会”）；第三，中宣部和它的联系单位联席会（交流信息经验、统一部署中央精神等，又称“例会”）。
    不论是全国性的大会，还是部内的小会，耀邦要求，都要“保证质量、有成果，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    ***    ***

   “亮相过场”刚刚走过，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至十一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参会者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长、理论处长、有关县宣传部长，中央和国家机关、总政宣传部、在京新闻单位负责人，共一百二十多人。这是三中全会后召开的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也是胡耀邦作为三中全会后新任中宣部长，在全国范围内各路宣传首脑前的亮相。会上研究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宣传工作根本任务，交流了各方面情况和经验，征求了对中宣部一九七九年工作安排的意见。
    耀邦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耀邦就任中宣部长仅十天左右，就为“中宣部阎王殿”诬陷案彻底平了反。一月十一日，他在宣传部长座谈会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也算是三中全会后新中宣部在送别旧中宣部——这意味深长的时刻，来者赠给往者的珍贵礼物。耀邦高度评价陆定一“十几年来，在受迫害中，表现很坚强，很好”；并嘱咐“全国宣传部门有责任督促各级党的组织，对凡受林彪、‘四人帮’‘阎王殿’诬陷的，迅速加以平反，使善后工作搞得完满”。大家不能不为耀邦如此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而惊叹称奇，广为传诵。
    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还郑重宣布：“有一第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耀邦如晨钟轰鸣的声音，至今还萦绕在我们的耳际……
    在这次会上，耀邦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的意见，也给代表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往，经中宣部之口谈干部学习，人们只是也只能是指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习。耀邦却不以为然。会上有人问及干部学习问题。耀邦答：“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宠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能、不实事求是。”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一些宣传干部认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就在于有“马列知识”，面对当时不少干部、青年学生更注重业务学习，还颇有些悻悻然。不料，耀邦却说出了大实话，难免有些“见不怪为怪”。但细细体会耀邦意见后，颇有顿悟之感。觉得为迎接现代化建设高潮，没有知识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不仅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且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陷入僵化局面，不能不为耀邦实事求是的学风所折服。
    在座谈会结束时，耀邦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的意见，也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兴趣。他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次座谈会，传达不传达，快传慢传，大传小传，都由你们作主。传、不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多讲少讲，传精神，念全文，关系不大。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这不利于党的团结。大传小传，出纰漏不出，都不抓辫子，都不算帐，请你们自己作主。”
    这番话，是大家怎么也想不到的。
    经历了特别是“文革”以来长期思想专制主义的横行，只许迷信，不许自觉，人人自危，甚至闭着眼睛重复“指鹿为马”以自保的世道、党道，不用说那些惯于把“党性”、“纪律”当口头禅，把它们当作“军棍”、“警绳”的人，自然不会同意耀邦的这番话；就是不少宣传干部——“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已成习性，惯于“站”着“埋头苦干”的“贾桂”，听了耀邦这番话，也不能不溢出诚惶诚恐、受宠若惊的神色。他们无法真正理解耀邦此时翻滚着的心潮与思绪，也参透不了耀邦这番话的深意。耀邦多么希望经历了“文革”灾难又经过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数以千万的党员能够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能够真正自觉起来。他推心置腹地说道：“不要靠别人解放思想，要自己解放”，“也不要靠别人教给自己如何开动机器，要自己学会开”。他要大家崇信真理，崇信真理的实践标准。
   但不管怎么说，与会者会一次看到了：胡耀邦是真的讲民主。他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两面派，不是那种善于掩盖色厉内荏或色荏内厉的伪君子。他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真君子。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开始，中宣部各局纷纷畅谈耀邦讲话，一扫当日的沉闷，如钱塘江潮飞涌出不尽的激情热浪。各局普遍反映，耀邦几次讲话，对他们思想起到极大触动和解放的作用。
    理论局局长洪禹，一九三八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三十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三十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出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延安时代新闻战线女战士、资深记者、新闻局副局长王增佗满怀激情地说：“几十年了，难得听到这么激动人心、深入人心的话语！耀邦同志给了我们如此自然、真切的启示和鼓舞，宛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令中宣部面目一新。他的讲话提出了新时期宣传战线工作的纲领。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把推动思想解放、为经济建设服务和贯彻‘双百方针’，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新时期宣传工作的体制。这就保证了作为党的思想职能机关——中宣部，能够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锋，去引导社会思想的进步，促进精神生产力的解放，而不至于相反。”
    耀邦到中宣部上任，中宣部许多干部都视之为大喜，纷纷在家聚会庆祝。一位青年干部举行家宴时，有朋友问及他对耀邦的印象，他回答：“……貌不惊人，却有非凡的胆识和智慧；身材矮小，却有天高地阔的胸襟和气度；年过六旬，却有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新鲜的思想。”
    耀邦走马上任中宣部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宣部的确是“换了人间”。各职能局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宣传系统各条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尤其是理论局、新闻局、文艺局，都有出色的表现。
    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也一改旧观，他们眼中的中宣部已不再是“思想警察署”，而是“思想者之家”、“知识分子之家”，是自己最可信赖的组织。
    当时，除中央规定的中宣部联系单位之外，许多党政部门、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主动要求参加中宣部的“例会”，他们希望得到信息交流和新的思想陶冶。当时负责例会工作的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芳回忆说：“那时各单位都打破头要求参加例会。人家主动找上门，拒绝是说不出口的。耀邦中同最讨厌衙门作风，主张广交朋友、车水马龙，议论风生。结果是原来准备几十人的会，一下子就涨到百把二百人。”许多知名学者、作家也主动找上门，要求谈心。中宣部都热情予以接待，耀邦也总要挤出时间接谈。他们向中宣部同志倾诉衷肠，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真是感人之至，可见当时中宣部的形象。人称这是中宣部“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未完，接下页）

作者 郑仲兵，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备受迫害，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87年底调《新观察》任常务副主编。1989年底《新观察》撤销，到1995年始再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

《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李公天主编，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