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
郑仲兵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是郑仲兵先生的一篇力作，收在张黎群等主编，2001年出版的《怀念耀邦 》第四集中。全文很长，包含四个部分。2002年，经作者和编者同意，我从中摘出第三部分第四节“在历史的转折的十字路口--胡耀邦与胡乔木”，第四部分“在中宣部的日子--胡耀邦的主要活动和言行”，分别独立成篇制作上网，仅据五柳村海外版中的记录， 《胡耀邦与胡乔木》在2006年5月9日21时，累计访问量已达到15479； 《胡耀邦在中宣部的日子》达到6831。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将全文发出。近日发现水性杨花和青蒙赤汉 两个blog发出了这篇文章，（后者尚未发齐），现据水性杨花的完整本，再就原版《怀念耀邦》第四集校对后，全部分五篇制作上网。----陶世龙,2006年5月9日.（校正后的字表现为棕色）

胡耀邦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这是“扭转乾坤”的日月，也是中宣部几十年来最辉煌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在中宣部工作了近十年，从耀邦同志主政中宣部开始，历经了“五朝”人事更迭，自有深切的前后对比感受。耀邦同志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广博通达的学识，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以及他独具魅力的文论诗书、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无不深深印刻在我和同仁的心中，令我至今仍有幸享用着这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现谨将他出任中宣部长一年有余的事略整理于后，献给十多年来一直缅怀着这位伟大的时代先驱的同仁们！

一、历史选择了胡耀邦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二月廿五日，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第三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可以无愧地说，是历史的选择。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主宰中国之命运达二十七年，并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十三岁的毛泽东病故；二十六天后（十月七日），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得宠并盘踞中国政坛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这本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但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没有也不敢触动毛泽东传统的体制，执行了以对毛泽东“两个凡是”为旗帜的基本方针，致使中国出现了两年的徘徊，严重压抑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各方面的发展。
    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伟大历史转折的，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廿二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在此之前召开的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大会还为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宣布了平反，对中央领导班子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从而为执行新的方针路线、实施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从指导思想和组织上作出了有力的保证。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流毒，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社会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在这种桎梏下，更多的同志则心存余悸和疑虑，充斥着对“火神”的崇拜与敬畏（如鲁迅所云），不敢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习惯于“孔步亦步，孔趋亦趋”，自不为怪了。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
    张平化同志行吗？
    他走马上任中宣部长一年零五个月。但是，实践的检验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张平化“文革”初期随陶铸到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不久即与陶铸同难。恢复工作后，于一九七七年七月调任中宣部长，他尊重并听命于华国锋自属当然。而且汪东兴直接管着他，形同傀儡。他只能忠实地执行“两个凡是”的既定方针。
    胡乔木同志行吗？
    他是意识形态老资格的专家。但是，他在“批邓”中留下了“难言之隐”，各方面的非议甚多；而且当时他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与三中全会精神还有明显差距，甚至在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时，还愤愤道：这是“分裂党中央”。
    历史的选择，当时舍胡耀邦而谁呢？虽然他已身兼几个要职。
    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历史选择了胡耀邦。当然，在此之前，历史也给了他以展示自己思想、政略和才干的机会。以下几例，可见一斑。
    ——一九七五年，胡耀邦复出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不久，便以非凡的胆略，开始为“文革”中长期被贬压为“臭老九”的科学技术人员解决“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票子、菜篮子）问题；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期间，他为整顿改革科学院工作，提出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方针——“工作汇报提纲”，一石撼动满天星斗。“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又遭整肃，“提纲”也被汙为“大毒草”。胡耀邦复出后的“昙花一现”，在知识分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帅向中央进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胸中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随着历史的潮流倾倒出来，一时传为佳话，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唤起了党心、民心、人心。
    ——一九七七年三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大部分都成为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
    另一方面，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后，即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写了一篇又一篇震撼“两个凡是”顽固堡垒的拨乱反正文章，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全国山川大地引起强烈的回响与共鸣。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这是中央党校空前辉煌时期，表明胡耀邦的思想理论观念的现实性、深刻性、科学性、前瞻性，表现出他纯正学风和理论的勇气。在这短暂的春秋中，胡耀邦的所作所为事实上为举世闻名的三中全会及其正确路线的提出，提供了可贵的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真是如神如幻，短短期间，就改变了中组部的社会形象。“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同志来到中组部，感觉“就像当年回到解放区”，人们亲切地称颂中组部为“干部之家”。
    胡耀邦来去中组部不到一年时间，他解放了那么多“文革”中被汙陷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坏人”、“阶级异己分子”、“五·一六分子”、“黑五类”……；
    推倒了数十年历史遗留下来积案如山的冤假错案；
    解放了沉冤二十二年的数十万众的“右派分子”；
    给数百万长期受到歧视、报国无门的新老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而且也使几十年因经济原因被划为“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他们的“遗老遗少”们终于立地成“人”，可以在共和国土地上自由平等地生活。
    胡耀邦到中组部不久，又创办了内部刊物《组工通讯》，配合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组织撰写了大量为组织路线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制造舆论的文章，并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电视台、广播台等新闻媒体播发，大大推动了全国性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
    ……
    胡耀邦在中组部期间说过：“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胆识、气概、胸怀，令人们想起晋朝谢灵运《人道至人赋》中所吟詠的：“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水于寸心，超埃尘以贞观，此胸襟何落落。”不正是这样吗？他事实上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未完，接下页）

作者 郑仲兵，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备受迫害，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87年底调《新观察》任常务副主编。1989年底《新观察》撤销，到1995年始再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

《怀念耀邦》第四集，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李公天主编，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