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末冬初，高中三年级开始不久，我投笔从戎，这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第四个重要转折。从那时到1946年5月，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中，我不仅在思想上有了重大的转变，而且在性格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在思想上我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爱国主义者，不满******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却看不清******的反动本质，特别是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并且反对******；性格上则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与人相处，多以忍让为先。在当兵一年半的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的反动本质，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但对******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觉得******和******不过是半斤八两，两党斗争不过是权力之争，思想上倾向于中间路线；在性格上我变得比较外向，容易激动，与人相处则显得有些锋芒毕露，但讲求哥们义气。不论从那方面来看，前后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说不清变化为什么这么大，我想可能是由事实教育和军队环境影响的结果。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帮在苏联红军和盟军进攻下迫近灭亡的一年，同时却是国内战场上******军队在日本新进攻下再次大溃败的一年。日寇在当年4月中旬，发动了对于正面战场的进攻，由于蒋介石一贯执行反共反人民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结果，******军队腐败透顶，在敌人的进攻下，望风溃逃。从4月中旬到10月间，敌人迅速占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直抵贵州独山，逼近战时首都重庆的大门口，后方人民人心惶惶，特别是对时事敏感的学生，受到极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在国外的缅甸战场上，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月，开始向侵缅日军反攻，至1944年8月，我军在美英空军和后勤支援下，英勇奋战，取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缅北重镇密支那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正在南下向八莫和腊戍挺进。由于战斗极其激烈，伤亡较大，急需从国内补充兵员，以保证缅甸战场的最后胜利，打通国际交通线中缅公路，从而支援国内战场。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发起了青年从军运动，随后蒋介石又提出了“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组建了九个师又两个团的青年军。我从军时略早于青年军的建立，又是在国外作战，和一直在国内的青年军有所不同，但仍属于同一次“青年从军运动”中的产物。

这种搜罗兵员的办法，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蒋介石为什么要挖空心思费这一番大力呢?原******高级将领，曾任青年军高级职务的黄维在《关于青年军的回忆》一文中说： “首先是在兵败之时，用这一手来表示其决不投降，借以迷惑全国人民，镇定大后方的人心。其次是因为蒋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兵员的损失和消耗极大，急需得到补充。当时由于反动统治和兵役机关的腐败以及尽打败仗，人民群众不愿应征送死；而另一方面兵役机关和保甲乱抓壮丁，绳牵索绑，虐待多端，新兵在征集过程中，或死或逃，情况严重，因果相循，不但兵员枯竭，而且民怨沸腾。……再次是因为蒋管区有觉悟的人日益背弃蒋介石，倾向******，特别是知识青年，纷纷潜赴延安和解放区参加抗战和革命。蒋介石认为知识青年的向背对其影响很大，曾采取种种明的或暗的措施，破坏青年对******的信仰，并阻挠其投奔延安和解放区。把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军营中来，以军营为知识青年的囚笼，进而欺骗和毒害这些知识青年，将其变为反共反人民的爪牙，这被蒋介石看作是争取青年的最好方法。”《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6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当时，我当然不了解也没有想过这样深层次的问题，只是凭一腔爱国热情而已。但在报名之前，也曾犹豫过几天的时间，不是怕死，而是因为我当时学习上很顺手，深得老师的喜爱，我舍不得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有的老师私下也表示不赞成我去当兵。然而国难当头，烽火遍燃神州，我自己也没有理由和没有心绪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于是便毅然加入了志原从军的行列。

报名后，由师管区先进行身体检查，百分之百地合格!当时我就看得出检查完全是形式，一个年纪不过15岁，比我更矮、更瘦弱的小同学也被判“合格”了。后来才知道，******地方军政官吏吃空额，壮丁名额不足，学生自愿“送上门来”，正好弥补亏空，自然是多多益善的。一年多以后，有一位六中同学从广州开小差回到六中，才知道从军学生本来是有一笔安家费的，但因流亡学生没有家属办领，这笔钱全叫******军政官员侵吞了。

不久，这批从军学生被送到成都一个营地，等待飞往印度。这是一个专门负责向印度输送新兵的军事单位，大概他们已经“轻车熟路”，知道怎样对付这群年青、热情而幼稚的学生们了。他们煞有其事地造花名册，登记每个人的志愿和家庭住处，一个劲儿宣传到印度去怎么怎么好，可以按每个人的志愿去学这学那。又过了些日子，命令下来，大家步行到成都西南约百里左右的新津机场空运印度。离开营地前，官长说，到印度后，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毁，什么日常用品都会发，命令大家把所有个人物品都留下，交由团部保管，叫家属来取。大家原来穿的是棉军装，腰里扎一根皮带，腿上打着绑腿，这时也被命令把皮带、绑腿全取下来交公，甚至把拴裤子的皮带也交了，只好临时找一条麻绳来代替。我身上并无贵重物品，仅有几件旧衣服，一支自来水笔，都留下了，我没有家属，也根本没有打算再要回来。有的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连手表也留下了。但到了印度之后，才发现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消毒，所有衣服是全部烧掉了，但手表、自来水笔之类的个人物品，是准许个人保留的。从军青年大都是流亡学生或成都以外的四川人，所留衣物，谁家还去认领? 这样，这个营地的官儿们，每送走一批人，便发一笔财，积少成多，几批下来，贪污的财物也就相当可观了。

队伍深夜到达机场，飞机还不到起飞的时间，送兵的军官回去了，队伍实际上没有指挥官。成都附近的冬天，虽然没有北方那样风雪严寒，但深夜之中，寒气袭人，穿着棉军装，仍然冷得瑟瑟发抖，大家便三三两两地，东一堆，西一堆，分散在飞机的机身下，席地坐待天明。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位机场的军官，根本不按建制，而是大排队，报数后每够一个数目上一架飞机，飞往印度汀江。

这条当时被称为“驼峰航线”的国际空中通道，在开辟之初时，是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直至我国的四川。航线全长约800余公里，山高均在4500至5000米上下，最高处海拔达7000米，峡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有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试航结果，美军飞机损失惨重，在确认无法征服世界屋脊后，美军另辟蹊径，重新开辟了一条航线：西起印度阿姆斯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紧贴世界屋脊的边缘飞行1小时，再折向东方，继续飞越地势险峻的怒山，横断山，然后经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到达昆明和成都。“驼峰航线”是1942年日军侵占缅甸，切断中国与盟军的最后通道中缅公路之后，被迫开辟的空中通道。从印度运到中国的是军用物资，从中国运往印度的则是兵员。担任航运任务的全是美国空军。由于航线上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美国空军损失惨重，据战后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表明，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不言而喻，中国军人的牺牲也是很大的，我在印度时，就听说过装满士兵的整架飞机失踪的事。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这是一架美国C-45或C-47大型军用运输机，通舱，没有座位，飞行时抖动得很利害，在机舱中，常常是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只见两旁都是山，有时我感到它几乎要和山撞上了。从新津机场登机时，大家是穿着棉衣的，在飞机上也一直比较冷，但飞机在汀江机场降落，一出机舱，热浪就扑面而来，在乘卡车前往招待所的途中，头顶上骄阳似火，棉衣内大汗淋漓。啊!这就是我儿时在《西游记》中看到的“西天”佛地，想起此时我的家乡，正是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呢。我和大家一样，从喜玛拉雅山那边的祖国来，现在脚踏到异国的土地上，一扫飞行途中的疲惫，满怀激情和浪漫情调，正式加入到了中国驻印军的行列，渴望着走上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

中国驻印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她在抗日战争中起过什么作用呢?《远征印缅抗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前言中说：“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珍珠港事件，国际上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变得更加径渭分明。从此，英美两国和中国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结成了联盟，我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汇合在一起。中国远征军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组成并派赴缅甸作战的。

“中国远征军是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成的，随即深入缅甸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一九四二年三月，远征军在缅南同古遭日军重兵围攻，激战十二昼夜始突围北撤。此后连战皆败，至八月初分头撤至印度和滇西集结，整个缅甸及怒江以西的部分国土遂落入敌手。此次战役，远征军损失惨重。特别是在撤退途中，山高林密，蚊蚋成群，给养困难，疫病丛生，部队大量减员，由出征时的十万兵员，减到最后的四万人左右，在撤退中损失人数竟大大超过作战中伤亡人数。远征军之所以遭此惨败，是由于指挥系统紊乱无能和盟国之间彼此观望不前所造成的。

“自缅甸撤到印度的远征军，陆续向兰姆伽集中，接受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同时成立了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的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以代替开始时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司令部。以后又陆续补充一部分中国军队空运至印度参加训练，全部美械装备，先后成立了新一军和新六军。一九四三年春，中美工兵部队自印入缅修筑中印公路。十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侵缅日军实行反攻。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连续作战，中国驻印军终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八莫等战役的巨大胜利，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

“从缅甸撤到滇西的远征军，经过整顿，补充和训练，于一九四三年四月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下辖第十一、第二十两个集团军和直属第八军，并得到了美械装备。一九四四年五月，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反攻，激战八个月，连克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重要城市，于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与中国驻印军在畹町会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克服了征途的险阻和日军的顽抗，终于取得了反攻作战的胜利。这一胜利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国援华物资的封锁，也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从而减轻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次胜利是由于中国远征军以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正义而战，始终保持着旺盛士气和坚强斗志的结果。他们常常处于泥泞崎岖的境地，强攻工事坚固的敌阵，数以万计的中华儿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并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当然，这次胜利也是同中国人民、印缅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以及盟国的物资援助分不开的。在远征部队反攻之前，盟国之间虽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在共同对敌的作战布署和指挥方面，在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方面，特别是在空军的协同作战方面，已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这无疑是取得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到达汀江的时候，我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上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攻克了缅北重镇密支那，正乘胜南下，向八莫和蜡戍方向前进，士气高昂，全胜在望，我们这批学生的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又唯恐还没赶上打仗，战争就结束，因此请战心切，纷纷要求立刻上战场。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却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从一个文弱书生到能够打仗的士兵，中间还有一段距离。

从新津机场登机那一时刻起，我们这些人就似乎失掉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像一些什么物件一样，被人随手扔来扔去，此后发生的一切，愈加增强了我这种感觉。到了汀江，又是重新登记，这证明在国内所进行的一切登记和调查全是作样子。一天，传下话来，说是要分配了。大草坪上排满了许多卡车，熟悉的同学们便自然而然地同向一辆汽车上挤。这时，有个当官的喊：“都是去一个地方，哪辆车都行，别往一辆车上挤!”我信以为真，随便爬上了一辆车，一看，几乎全是新面孔。汽车开动，我心里咯登一下“不好!”原来汽车是分别驶向几个不同的方向，我们又受骗上当了。后来，大家议论，这是部队故意这么干的，以防同一个学校的学生过于集中，容易闹事。虽然如此，由于国立六中从军的学生很多，我被分配到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时，发现仍然有不少要好的同学都到了这里，虽然不是“久旱逢甘雨”，却算得上是“他乡遇故知”，可略慰人意了。又是登记造册，至此，我才算是真正上了“户口”，此前就像是16世纪被贩卖到美洲为奴的非洲黑人一样，失掉了姓名和人格。不管怎样，这次总算“定”了“位”，而且，新一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缅甸战场上战功赫赫，我为成为这支部队的一名战士而感到光荣和激奋，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军人生活而抱有许多浪漫色彩和幻想。新一军的主力是新三十八师，它的前身则是******财政部的税警总团。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曾是税警总团团长，新三十八师师长，他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入普渡大学，专攻机械工程，不久弃文就武，入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军队中派系林立，除了有“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外，在“中央军”中也还有“黄埔系”和“非黄埔系”之别，孙立人属于后者。但他既毕业于美国军校，早年又是美国买办宋子文的属下，因此他和美国方面关系密切。听人讲，新一军特别是38师的各级军官，大部分是孙立人自己培养起来的，此说确否暂且不论，但他很重视培养部队中的基层干部，我是亲眼目睹的。他亲兼教导总队队长，并经常到总队去讲话，每期学生毕业时，他都逐一进行个别谈话。汀江分配不久，教导总队奉命开赴刚刚被我军攻克的密支那。行军路线从汀江到列多，然后进入缅甸，经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基本上沿我军大反攻的路线，经10余日到达密支那。沿路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当时虽值旱季，但也时有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夜晚露宿林丛中，两人合用两顶两用雨衣，一作帐蓬，一铺地上，蚂蟥，蚊蚋令人防不胜防，又怕毒蛇前来袭击。森林中猴子很多，而且胆子忒大，公然到小帐蓬里抢罐头和饼干吃。一路很辛苦，但毕竟是在胜利中前进，大家情绪很高涨。

密支那是缅北的行政中心和战略要地，与我国滇西重镇腾冲只有高黎贡山一山之隔，原本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城市，经过战火摧毁，已经是断壁残垣了。教导总队营房座落在城东侧伊洛瓦底江畔的森林里，我们初到那里时，除了少数前站人员的帐蓬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到达第二天，就开始了修建营房的劳动。在林空地带开辟出各队的营区，木料、竹子就地取材，用它们搭起房架和床铺，上面盖上油布，周围用油布围起半人高，几天之内，营房就建造起来了，时间大概是1944年底。

教导总队的日常工作由一个总队附负责，下辖一个学员队，一个通讯队，六个学生队；一个队相当于一个连，设队长，下有3_4个区队，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区队有三个步兵班，一个迫击炮班，我当时是迫击炮班二炮手。学员军衔是上士，是培养排级干部的，学生军衔是下士，是培养当班长的，我当时在学生六队。除伙食外，下士的月饷是印度币16个卢比12安，只够买牙刷、牙膏和肥皂，当时一个少校的薪饷每月360个卢比。伙食还算可以，只是蔬菜很少，副食主要是罐头，这已比国内士兵的生活好多了。当官的伙食比士兵好得多，克扣士兵供给的现象，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军队逊色。正式训练开始，刚到缅甸时的激情很快就消失了，没有多久，大家的情绪就一落千丈。训练是艰苦的，这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于法西斯军阀作风，简直使人受不了，官兵(包括班长与士兵)的关系十分紧张。孙立人虽出身于号称民主国家美国的军校，却一点民主气息也没有，带兵方式丝毫不亚于******军阀，至少普通士兵是这样看法。在教导总队，上至总队附，下到班长，绝大部分是孙立人的老部下，都毫无例外地以打、骂、罚(跪、站)为训练士兵的主要手段。他们大事宣扬德国的法西斯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中心是把士兵看做是战争的机器，而不是有思维和有思想的人。

全队100多学兵中，没有挨过打的人几乎绝无仅有，更不用说罚站、罚跪、罚举枪、罚跑步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这里，真理永远在当官的一边。有一次我低头走路，突然和队长打个照面，一时没反应过来，敬礼晚了，他劈头就打了我几个耳光。班长甚至区队长多是大老粗，他们好像从骨子里就对知识分子有反感，动不动就拿这些人的某些不足和缺点来讽刺、挖苦，“鸡蛋里挑骨头”，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对立情绪。对待志愿从军的学生尚且如此，对那些被“拉壮丁”来的农民士兵，更可想而知了。

有一件事情令我至今不忘，这就是队长要枪毙所谓“逃兵”事件。有一个小同学不过十五、六岁，走失了几天没有回队，姓陈的队长在队列前大发雷霆，说是这个同学开小差了，声言：“抓回来，不枪毙他，我就不姓陈”。谁知过了几天，这个同学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出外迷了路，叫宪兵抓去，弄清情况后，把他放了。显而易见，他说的是真话，一个小孩子，人生地不熟，如开小差又能到那里去?如真的是开小差，干嘛自己又跑回来?可是姓陈的队长，大话在先，自以为下不了台，一口咬定这个同学是开小差的，非枪毙他不可。他命令值星官紧急集合队伍，“逃兵”被五花大绑着，后面跟着几个拿军用铁锹和草席的班长。队伍缓缓地向伊洛瓦底江岸边沙滩走去，在那里，将对这个“逃兵”执行死刑。大江就在营房陡崖的下面流过，平日我们到那里去洗澡，最多十分钟就走到了，可这次队伍却似乎像是送葬一样，移动极其缓慢，几乎走了半个多小时，大家心情十分沉重，谁也不说话。我瞥了一眼被绑在队伍前面的那个小同学，他几乎要瘫了，有人架着他实际上是拖着他走。队伍在江畔停下，队长用手枪点着那个小同学说：“你有什么话要留下，快说吧!”小同学脸上刷白，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了。这时不知是谁带了个头，又好像是队副示意，忽啦一声，全队除了当官的和班长们行立正敬礼外，全都跪下了。我几乎没加任何考虑也跪在了地上，眼前情景使我联想起从军以来特别是到密支那后的遭遇，悲从中来，禁不住眼泪刷刷直流，队伍骤起一阵抽泣声，也许是同病相怜，更确切一点说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吧!

结局是戏剧性的，队长看到这个局面，装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连连摆手，直跺脚，叫嚷着：“你们这是干什么?”过了一会，他叹了口气，把手枪插在枪套里，仍然气呼呼地对那个小同学说：“看在大家的面子上，饶你一次。”过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演的是一出什么戏?无非是杀鸡给猴子看!而且可能是故弄玄虚。从常识来讲，一个小小的连级军官，又不是在战场上，是没有权力枪毙人的，他是在吓唬这些单纯、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队附他们和他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队副这些人和大家给他个台阶，姓陈的骑虎难下，未必不会孤注一掷下毒手，在视士兵生命如草芥的军队里，他还可以继续当他的官。

这件事对我和大家刺激太深，队伍回营房后长时间地沉闷，以致没有人再去议论这事，以免引起内心的伤痛。我的心尤其久久不能平静，不知是什么力量竟使我有勇气写了一篇文章，以记实的手法，客观地写了那天伊洛瓦底江畔令人心碎的一幕情景，刊登在指导员支持、几个大学生主办的壁报上。这个指导员也是一个志愿从军的大学生，毕业于前期的学员队，军衔只是上士，比队长的上尉军衔低多了。******军队中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彼此勾心斗角、互相拆台，加上政工人员一般比同级指挥官的军衔要低，而且没有实权，在部队中总是被瞧不起，称之为“卖狗皮膏药的”。我们这个队的指导员比较能和同学们接近，他支持编出的壁报吸引了一部分人，我是其积极写稿者之一。我写的那篇稿子能够登出来，一是说明他对枪毙“逃兵”那件事也不以为然，并借此以表示对队长的不满；二是文章本身只是“叙事”，丝毫没有涉及事情的是与非，登出来应该说没有犯忌讳。谁知这也触动了队长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我叫了去，大加训斥，说什么这是扰乱军心，威胁说，谁要和他作对，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他说这话时，队副和指导员也都在场，他们却都若无其事，默不作声。我心里明白，队长是指桑骂槐，借题发挥，他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指导员甚至队副他们的，这两个人平常对我尚好，他们不表态，也就是间接地对我予以保护，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种封建、法西斯式军阀管理下，有的人不堪忍受精神上的虐待和人格上的侮辱，便寻机开了小差。据传有六、七个人携带武器，穿过原始森林，翻过高黎贡山，逃回国内；也有传说，他们已失踪。实际上，在国外开小差十分困难，多半是从这个部队逃到那个部队而已，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当兵的跑到哪里都不会有好下场。我的一个在另一队的六中同学，开小差到了另一个部队，当了伙夫，最后也因患黑热病死了。可怜他当初慷慨激昂，投笔从戒，未能牺牲在抗日战场，却无谓的抛尸异国他乡。

绵羊在被宰杀时，还要挣扎一下，从军学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还是有起来反抗的。通讯队一个班长，是个老兵油子，平素对学兵们极其残暴，民愤很大，大家相约要教训他一下。一天晚上，先有人拉了电闸，营房一片漆黑，大家一哄而上，把这个家伙按倒在地上，打得嗷嗷直叫。这下可捅了漏子，孙立人下令严办。由于黑暗中看不出是那些人动的手，便集合队伍查问。那天晚上动手的人很多，不少是六中同学，其中一位是山东人，以山东汉子的敢作敢为和哥们义气，首先挺身而出，接着又有二十几位同学出来承担打人的责任，于是“军法从事”，把他们按在地上各打了几十军棍，然后关禁闭。由于禁闭室小，平时一次最多关一、二人，这次人多容不下，便把他们一齐关到了大操场礼台的后台里。我得知消息后，抽空去看望他们，门口有武装岗哨，都是从军学生，打个招呼就进去了。本想是去安慰他们几句的，却见他们正嘻嘻哈哈地围坐在地铺上打扑克，旁边堆了许多罐头、烟、糖果。原来

他们被打军棍，关禁闭之后，同学们都将他们看作是英雄，佩服他们有骨气、讲义气，纷纷带慰问品前来看望他们，门口警卫反而替他们放风，同学们来了，一律放进，官长来了，还没走近，打个暗号，里边的人们便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装出“闭门思过”的样子。他们被禁闭了一个多星期，既不下操，又不受气，还有人来聊天，送好东西吃，倒是真的不想出来了。

从军学生“造反”的事，并非“只此一家”，还有比这次事件更叫军事当局头痛的。差不多与此同时，驻印军辎重汽车某团的从军学生缴了团附的手枪，并且关了他的禁闭。这个团主要是从军的大学生，从西南联大来的很多，他们不仅“人多势众”而且也带来了西南联大的民主传统和造反精神，号称“民主团”。团长倒还好，团副却是一派军阀作风，民愤很大，因而发生了上面所讲的事。此事正好发生在他们调回国内的前夕，到昆明后，这些人都开小差回到了学校。这是当年参与其事的几位北大同学抗战胜利后亲口对我说的。

******军队中十分恶劣的官兵关系，是由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同样，也不可能有和谐的军民关系。从军前，我对此已有所闻，从军后，从自己亲自参与的几次微不足道的事件中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约在1945年初，我军攻克八莫后不久，教导总队奉命跟进八莫，旋即又返回密支那。可是当我们回到原驻营房时，却发现原来的营房设施已荡然无存，当官的说是被当地的华侨小学偷拆走了。当天只好露营。第二天晚上，忽然紧急集合，说是进行夜间教育，可又命令除少数人带枪外，其他人均徒手。队伍被带到华侨新村口外的小学校，路口都布置了武装警戒，严禁出入。我看到学校旁边堆了很多木料、竹子。值星官说，这就是我们营房的材料，命令大家扛回去，大的两人抬，小的一人扛。我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既是华侨小学偷拆来的，去交涉一下要回来就得了，干嘛偷偷摸摸地干啊?在回队的路上，我悄悄地问班长这倒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部队去八莫前，以为不会再回来了，队长他们把营房的所有木料、竹子全卖给华侨小学了，发了一笔财。谁知上边又命令返回密支那，营房没了，他对上、下都不好交代，又不能公开向人家要，只好偷回来，华侨小学抓不住把柄，也不敢上告，只能是哑子吃黄连。

类似的事，我在1945年回国后，又亲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广西南宁，部队烧饭需要木柴。队长命令全队人员上山去找，限定每人至少要交多少多少，又说，根据上级指示，只能捡枯枝死树，不准砍伐活树。到山上一看，地上那有现成的枯树?只有一棵棵未成材的小树。班长说：“砍!”于是一大片幼林只剩下了一截截短短的树干。我问班长：“队长不是说不准砍树吗?”他说：“不砍树，拿什么回去交差?他是明知故说，你把树扛回去，他装做没看见，如果叫人家告了，上面查问，他可以往下推，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新一军接收广州，教导总队驻中山大学。刚到时，宿舍里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要在水泥地上搭铺，队长命令到校园里搜寻可以搭铺的材料，而且定时、定额，同时又交待：不准破坏中山大学的校舍。这时我已能够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他已经把“完成任务”的方式给点出来了。果然，班长带领我们这一班人进入了中山大学的礼堂，那里已拥进了不少教导总队的人，有的在撬门窗，有的在拆讲台，班长灵机一动，指着脚下的地板，说了声：“就是它!”劈劈啪啪，不一会功夫，一地很漂亮的地板就千疮百孔了。我们满载而归，看到别的班扛回来的什么门板呀，窗架呀，桌面呀，球篮板呀，布告牌呀，甚至洗澡间的隔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队长看在眼里，一声不吭。经过这次洗劫，中山大学校舍被严重地破坏，据说学校曾反映到军部，但无下文。

如果说军营生活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精神压抑下度过的话，八莫战场之行却使我受到锻练。前面讲过，1945年初，教导总队曾去过八莫，去时乘车，回来步行，单程150余公里，每天行军速度只有20公里左右，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间。每个人的装备全部自己携带，身穿军便服，头戴钢盔，背包内装了毛毯、蚊帐及其它衣物，交义斜挎水壶、干粮袋。我是迫击炮兵，肩上炮架估计10公斤多，子弹盒中还有几十发子弹，全部负重大约有六、七十斤。缅甸的旱季，天气十分炎热，头顶上骄阳似火，脚底下砂石灼人，一路口干舌燥，汗流夹背；一天只有一军用水壶的水可润润喉，原始森林中溪沟中的水多有毒，不能喝，每天行军时晕倒路旁或掉队者不乏其人。夜行军时，天气虽较凉爽，但倦意很浓，有时简直是似睡非睡，只是下意识地紧跟着前面的人走，我真想就地躺下睡一会，可这绝对是不可以的，特别是在原始森林中行军时，毒蛇、蚂蟥和无处不在的蚊、蚋都可致你于死地。此外，缅甸老百姓基于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痛恨，连带对中国军队怀有敌意，我军掉队士兵多有被其杀害者。单程行军约一周，每天总有一部分人被收容队收留，我虽体弱，且患肠炎，却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次行军对我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虽然在一些老兵(例如我的班长)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在八莫军事训练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参观战场。八莫接近我云南边境，是敌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此地得失，关系缅北及滇西全局。敌在密支那失败，即集中残余部队加强了八莫的防御设备，深沟高垒，层层设防，每条街巷都有坚固工事。当我新编第三十八师首次攻击时，即发现敌人阵地坚固，火力猛烈，就吸取密支那的教训，决定用陆空协同，步炮协同，并以战车掩护，逐点作歼灭之攻击。激战一月，整个八莫的敌军阵地，几乎全为我炮火及飞机轰炸所粉碎。敌顽强抵抗，大部被我歼灭，残敌向南坎逃窜。在追击战中，敌曾作凶猛的反扑，也都被我军击败。八莫攻坚战是极其激烈的。

我们是在八莫之战胜利结束后不久到战场上参观的，但见一切建筑均成一片废墟，碉堡工事残迹依稀可见，敌人的尸体还没有完全清理。由于地雷尚未清除，队伍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成一路纵队小心地前进。在一处小高地上，攻占八莫的一个主力团团长，讲述战斗的情况，他在说到敌人的顽抗时，曾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战斗结束，清理碉堡内敌尸时，发现碉堡门是反锁的，敌军士兵是用铁链锁在一起的。据原新一军参谋长史说回忆：“八莫主阵地已被我突破，日军感到解围无望，把所有重伤兵近千人，生沉于西南的伊洛瓦底江中，而以残部于夜间沿江滩向南突围。突围日军大部被击毙在江滩上，仅百余人散窜到八莫以南山地。

”《远征印缅抗战》，347页日寇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都挽救不了它覆灭的命运。午饭是在一个被破坏了的原英国飞机工厂里吃的。整个厂房只剩了弯弯曲曲的铁架子，散放着毁坏不堪的机器。我们正蹲在地上吃饭的当儿，忽然几声巨响，震得我嗡嗡耳鸣，弹片乱飞，撞击得铁架子劈啪直响。我下意识地把饭盒扔掉，卧倒在地上。原来有几个学兵看着一台机器好玩，摆弄了一下，谁料里面暗藏了地雷，爆炸了。此处距我只有10来米，爆炸过后，只见地上有三、四具尸体，头、四肢都被炸飞了，只有一些半截身子，被炸、烧得血淋淋、黑糊糊的，惨不忍睹。

枯燥的军营生活中，也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趣事。首先我最感兴趣的是实弹射击。像许多少年儿童们一样，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莫过于自己做的“手枪”了。在军营里打靶，可是真枪实弹的。在靶场上，我打过步枪、冲锋枪、枪榴弹、60迫击炮、82迫击炮、轻机枪、重机枪和火箭筒，投掷手榴弹，这些在现代已经落后了的武器，在当时的******军队步兵中，也算是比较先进了。但是我的射击成绩平平，只有一次步枪50米卧姿有依托，三枪打了32环，是我最好的成绩，我感到很高兴。

到伊洛瓦底江去洗澡，也是一种乐趣。伊江就在我们营房东侧流过，河宽不到1公里，水流十分平缓，浅滩处，水仅及膝，且多为细砂底，很适于洗澡。缅甸气候十分炎热，每日下午，总要列队去洗一次澡，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自由”的，二、三好友边洗边聊天，也可聊解郁闷。有时缅甸白族姑娘驾小舟在江中荡舟或洗澡，我们中有些调皮的小伙子，便向她们游去，和姑娘们开玩笑，白族姑娘很大方，裸着上身洗澡，也不避讳外人。

夜间站岗本来是一件苦差事，我却感到颇有一番情趣。站在伊洛瓦底江畔，脚下是哗啦哗啦的江水，两岸丛林中是不绝于耳的猿啼。我读过李白的诗《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对“猿声啼不住”总觉得不能理解；猴子的叫声为什么称“啼”，而且还“不住”呢?认为不过是文学的夸张之词，就和“白发三千丈”那样。到了缅甸，才知此言非虚也。我开始值夜岗，着实有些害怕，丛林中稍有一点声响，便疑是蛇或其他什么动物袭来，已足够吓人的了，猴子的叫声真像是在哭，而且此起彼伏，彻夜不止，尤其令人发毛。因手中有枪，却也壮胆，久而久之，倒觉得一个人站在江边，耳边听不到长官的呵斥，却有那么多大自然的声响在演奏着奇特的乐章，还是颇有诗意的。

读读国内给“前方将士”写来的慰问信，也是军营生活中的乐趣之一。国内也来过几次慰问团，却十分令士兵们讨厌。有一次天主教大主教于斌带了一个慰劳团到教导总队进行慰劳活动。那一天，骄阳当头，队伍排列在大操场上，于斌由一些军官们陪同，出现在有顶棚的观礼台上。此人我在国内闻名久矣，原以为大主教是一个慈眉善目、仙风道骨的长者，却原来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胖子，肥头大耳，满面油光，胸前挂着十字架。他讲了很长时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头晕脑胀，汗流夹背，心里直祷告：“上帝呀!快叫他闭嘴吧!”我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也不相信上帝，但此刻我宁原上帝显灵，赶快把这个大胖子打发回家去，免得他在那里唠叨个没完，叫我们晒太阳。他的话说完了，总队副又上去对于斌他们感谢一番，他们的话都说完了，我们也就被“慰劳”完了，也没见到什么慰问品。事后大家对“慰劳”二字，作了符合实际的解释：“慰”是慰劳团的先生们对当官的特别是当大官的颂扬一番，“劳”是让士兵们在太阳爆晒之下辛苦一番，“慰劳”则是部队长官大摆筵席请慰劳团的先生们大吃大喝一番。

相比之下，国内写来的慰问信，虽说没有给士兵们带来任何经济实惠，却多少有一点精神上的鼓历和支持，使他们觉得国内的人还没有忘记他们。写信的人大多是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内容五花八门，颇有异趣，有的看来是女孩子写的，不免引起一些小伙子想入非非，相互开玩笑，更多地是表现了孩子们的天真。有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驻印军将士们!你们在冰天雪地之中……”，读信的人刚读到这里，便禁不住笑起来了。这个小朋友不知是从那篇文章抄下来的，可我们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被太阳晒得要流油呢!

1945年1月，新一军继续攻击前进，将逐次抵抗的敌人先后肃清，并攻下了南坎。接着驻印军与远征军于1月27日会师于中缅边境我国一侧的畹町。三月间，新一军继续攻占腊戍及其以南以西地区，四月调回密支那休整，六月起先后空运回国，集中广西南宁，准备向广州湾日军进攻。教导总队随后从密支那乘机经云南陆良机场，也空运到南宁。8月10日，传来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普天同庆，万众欢腾，军营中也一改那种严肃、枯燥的气氛，大家欢欣鼓舞，纵情歌唱。抗战胜利了，根据从军时******政府的许诺，大家都相信不久就可以复员，我也可以和我已别离6年的家人团聚了。怀着这一热切的希望，于1945年9月间，随军进驻广州。然而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久，******政府颁布命令，青年军全部复员，而原驻印军的从军学生却不在其内，这引起了这些学生的强烈不满。原来，******要打内战，已开始将新一军和新六军这两支在印缅战场上立有赫赫战功的部队，海运秦皇岛，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广大从军学生不愿做******打内战的炮灰，在开往东北的前后，纷纷寻机开小差，我也有此打算，只是在广州时人地两生，只好待机行事。1945年年底，我在干部教导总队受训期满，被分配在总队政训室工作。刚去时，政训室共有9人；中校主任1人中尉指导员1人，上士(张某)1人，下士5人及传令兵1人，我的职衔是“额外下士”。令人不可思义的是，我报到不久，那位中校就不辞而别了，再过几天，中尉也开了小差，总队副暴跳如雷，也无可奈何，政训室成了一个有兵无官的部门，上士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领导”。

又过了几天，有两个下士也跑了，他们在广州都有去处。政训室的士兵编制在总队部的杂务士兵排，这个排包括文书、司务长、伙夫、号兵和传令兵等，由一个少尉副官管理，但他除了早、晚集合点名之外，根本不管政训室的事，也没有其他人来过问。政训室里除去一个传令兵外，其他都是从军学生，教导总队的先后同学，到了一块很快就混熟了，加上那个上士是个老好人，年龄比我们几个下士大些，大家在一块很和谐，又没有当官的，很自由。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我在******军队的政训室工作，大概有点“那个”，其实简直没有什么“政治工作”可做。平常主要是收发信件、报纸，总队集会时有一个人领唱，到少年队(18岁以下的从军学生)去上文化课，我则还有一个任务，是当孙立人军长或郭立总队副在大会上讲话时作记录。由于无事可做，日常行动又比较自由，所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到广州市内去看看，到新一军各部队走走，去看望一些老同学。抗战胜利后的广州，灯红洒绿，是******接收大员的天下，新一军的军官们也是趁机就捞。在密支那，我的区队长也姓胡，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不像队长那样残暴，也不像班长们那样粗野，和我关系较好，回国后调到部队当连副，他曾说我是一个文人，不是个当兵的材料；又说，以后如有困难，可去找他。到广州后，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看他，原来他是和一个浓装艳抹、花枝招展的女人住在一起，房子很漂亮，看样子他是“接收”了这所房子，稍带着把房子的女主人也“接收”过来了。那时候，接收“敌产”成风，有些汉奸被捕，他的老婆为找靠山，就将房子连同自己的肉体，一齐“献”给了******的接收官员。他请我们到饭馆吃广东菜，出手大方，很明显，他是发了一笔“接收”财了，一个小小的连副尚且如此，那些达官贵人们，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这次去找他，本来是想请他帮助我开小差的，看到这种情况，话到口头，又咽回去了。当时，广州市还不时看到一些日本俘虏，他们和六年前我看到的那些“皇军”截然不同了。以前，他们是那么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可这时却只是默默地低头扫马路、干杂活，他们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身上穿的也破破烂烂的，和当时新一军士兵的美式装备形成鲜明的对比。看到这种情况，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不知是上面有规定，还是形势所迫，当时，日军俘虏路遇中国士兵时，要向后者敬礼。有一次我独自一人从驻地去市内，在市郊公路上正碰上三、四个日俘迎面而来，他们肩上扛着劳动工具，个头都比我高大，我环雇四周，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禁心里有些紧张，可还得装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眼睛盯着他们，照直向他们走去。说真的，不用说他们不给我敬礼，我也无可奈何，就是双方打起来，准是我吃亏。走着走着，当我们相距只有几米远的时候，他们却齐刷刷地向我行了军礼。我还了礼，高兴极了。六年前，当我在沦陷区时，有时被迫不得不对日本鬼子鞠躬，现在倒了个儿，轮到他们向一个普通中国士兵敬礼了。

几个人在政训室里闲得无聊，曾在重庆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的胡某，提议办一个通讯刊物，主要是报导教导总队的活动和各部队的教导总队毕业生的情况，活跃一下从军学生的生活。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出乎意料，也得到总队副郭立的支持，他并且提出和书写了刊名为《力行周刊》。郭立是半大老粗，但他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他取“力行”为刊名，就是师法蒋介石的哲学理论力行哲学。郭立未必懂得所谓“力行哲学”的涵意，但他以此来标榜自己忠实于“领袖”，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份却是昭然若揭了。刊物由胡某和我负责编辑，第一期的社论《怎样当班长》是由我执笔写的，其内容主要是说，一个班长不应该以打、骂为主要方法来带兵。当时写这一篇文章的背景是：教导总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是到连队当班长，有的把自己受到的那套野蛮带兵方法带到部队去，而对这种方法，他们曾是极其厌恶和反对的。第一期刊出后，反映甚好，不仅在部队的教导总队毕业同学纷纷来信来稿，而且有些正在总队受训的学生也表示，社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由于这篇社论的矛头只是对着班长比列兵只大丁点儿的士兵，而且还报导了教导总队一些活动，刊出了总队副郭立的讲话，郭本人也很高兴，特别关照要向军司令部和政治部发送。显而易见，他这是为了宣传自己，捞政治资本的。第二期又出刊了，没遇到什么麻烦。大概是第三期，我执笔写了一篇社论《我们也是青年军》，大意是说，政府已明令青年军可以退伍了，而我们也是志愿从军的，且比青年军入伍更早，在缅甸抗日战场上作过战，更有资格复员……。写出后，大家看了齐声说好，准受同学欢迎。我们毕竟年轻幼稚，只图“一吐为快”，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是涉及******政府决策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一期刊出的第二天，郭立就把我们全叫了去，气呼呼的，瞪着眼，拍桌子大叫：“这社论是谁写的?”，开始，谁都不吭声，我心想：坏了。他接着说：“这是煽动军心，简直是******的言论!”我简直倒霉透了，怎么一说真话就就往******那里拉?其实此时我虽然对******不满，但对******也是没有好感的。张上士在郭立眼里是一个守规距的人，比较受到信任，他说：“是大家讨论的，由胡维兴执笔，我定稿。”郭立的态度缓和下来，唉了一声：“你们别给我惹麻烦，如果叫军长看到了，可怎么得了!”闹了半天，他主要是怕“上面”怪罪下来。事后也没听说“上面”追查，其实也许“上面”根本就没有人看这份区区油印小报，不过是郭立自作多情罢了。此前，我们的稿子从来没人审查，社论事件发生后，郭立规定，每期稿件必须先送他亲自审查，从此，我们也就没有写稿的自由了。正在这个当口，一位在部队当班长的同学寄来了一首诗。这位老兄颇有些诗人倜傥不拘的气质，这可不是军营里所能容忍的，因而不仅在教导总队时挨打、受骂，而且下部队后还挨过一次军棍，我见到他时，走路还一拐一拐的。诗是直接指向军长孙立人的，详细内容不记得了，但有两句是该诗的核心，至今还记得：“我们有铁的意志，但没有铁的屁股”。这两句诗有其渊源。我们在受训期间，有一次孙立人到总队讲话，他大讲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受训时，如何“模范”地遵守纪律，“绝对”服从长官，甚至高年级同学无端打骂他，他也挨打不变色，挨骂不怨人，这样才能锻炼出一个军人的坚强性格，说：“你们应该有铁的意志”云云。他的讲话深受官长和班长们的欢迎，却引起广大从军学生的不满，那位同学的诗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可是自从社论事件发生之后，我再也没有胆量刊登这样直言无讳的稿件了，即使想采用，也无法通过郭立那一关的。我亲自找到那位同学，解释了不能采用的苦衷。我和他本来是比较要好的，可这位老兄性子太急，一点不给面子，他说：“我原以为你是一个汉子，却是一个胆小鬼”。从此，他和我断绝了来往，绝交了。凭心而论，他说的一点也不错。从此以后，《力行周报》虽然照常出，但已是官样文章，半死不活了。

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驻广州期间，正是******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夜。中山大学已复员回到广州，教导总队占驻了他们的部分教室和宿舍，与学生们上课和住宿的地方相邻，我到政训室后，有时到他们教室楼去溜达，和中山大学学生们相遇，彼此相安无事。那时他们在校园小湖边的林荫道上，开辟了一个壁报、大字报园地，在那里，我看到了在报纸上和军营中不曾看到、听到的新闻和言论，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

1945年12月1日，******反动派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学生死四人，伤数十人，消息传到中山大学，校园里立刻贴满了声讨反动派，声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的标语、壁报和大字报，并且组织罢课游行。游行那天，我们几个人正好乘卡车到市内办事，车子驶经学生队伍时，学生们冲着我们呼喊反对内战的口号，并将传单撒到车上。我们虽然对当时的学生运动并不理解，但内战损害了本身的利益，以至不能复员回家，因而对学生们的行动，抱有一定的同情，至少并无对立情绪。根据总队部事先规定的纪律：不准和学生接触，不准接受传单，也不干涉他们的行动，大家都默不做声，表面上似乎无动于衷，有的人却悄悄地把传单塞到口袋里，回来后，大家争相传阅，议论纷纷，觉得学生们的话还是有些道理。

事后，我听说游行队伍和新一军的人发生了冲突，这事我是从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那里听到的，他是国立六中从军学生邱某的亲戚，那位同学从教导总队开小差后，就藏在教授的家里。教授宿舍在校园里的一处山丘上，和我们营房其实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只是由于宿舍均为小别墅式散掩于小山上的树丛之中，十分僻静，住进个把生人，不易为人发觉。我经常到那里去看望那位同学，告诉他部队里的一些消息。据教授讲，那天的游行，他也参加了，由于他有腿疾，行动不便，是骑着马参加游行的，目标明显，叫新一军的士兵打了。事后，孙立人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先是派人向他道歉，后来却又放出风声说他是******，煽动学生闹事。

如果说从军时，我对蒋介石还有盲目祟拜，对******政府还存在一些幻想的话，一年后的今天，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广州期间，我曾经读过两本外国“反战”小说，一本名为《西线无战事》，说的是前线士兵厌战的故事；另一本的书名忘记了，大概叫什么《凯旋》或《复员》之类吧，描述了士兵们从前线回来后失意和愤懑的心情。我特别记得后一书中，记述了前线复员回来的士兵，疲惫不堪，甚至伤残，流落街头，生活无着，而那些大腹便便的巨商富贾、达官贵人，却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反观当时的广州，何其相似乃尔?这使我想起了从报名从军那天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今天，无不是在受欺骗、被侮辱和损害之中。从生活实践中，我认识了******、蒋介石的腐朽和残酷，虽然对******仍然很不了解，但在所经历或见闻的一些事件中，凡我觉得是正确的、合情合理的，******却总是把它们和******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对******的宣传产生了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彷徨在十字街头，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我是为抗日而从军的，如今抗战胜利了，国共两党打内战，我就“恕不奉陪”了。”

1945年冬，******反动派坚持要独占全东北，“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的山海关、锦州。”《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四卷，1179页。运去的主力部队就是在缅甸立有赫赫战功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在新一军进入东北后不久，教导总队奉命跟进，于1946年初，从广州徒步行军，经深圳到九龙，那时深圳只不过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而九龙也并不比当时的广州繁华。当部队跨过界桥向九龙前进的时候，我突然浮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们这是到中国的领土还是到英国的殖民地?从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香港以来，已经100多年了，我们这支在抗日战争中胜利的部队不是去收复香港，而是和自己中国人去争夺东北，这岂不是民族的悲剧?而作为中国的军队，到香港后还要受到英国人的诸多限制，简直是中国军人的耻辱。到九龙后，听说有中国士兵和英军发生冲突之事，我们奉命少外出。

原驻印军官兵早已领教了英国老牌帝国主义者的贪婪、狡猾和自大，同时也看透了他们的欺软怕硬和贪生怕死，打心眼里是看不起他们的。中国印缅远征军是根据1941年成立的中英军事同盟和《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而组织的。但是英国基于她的殖民地的利益，始终害怕印度、缅甸落在中国的手里，或中国支持印缅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所以它始而不同意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缅布防，继而战争爆发，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缅；及仰光告急，才要求中国一个团、一个师进入；及我先头部队到同古后，它即对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这样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它只是利用中国军队掩护它的安全撤退，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日寇决战，以保护我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畅通。但英军战斗力极差，在日寇进攻面前，往往是不战而溃，我军多次为其解围，掩护他们撤退，而英军却常常过河拆桥，毫无信义，因而为我广大官兵所不齿。1942年三、四月间，正当我军一个师在英勇抵抗日寇猛烈进攻之际，侧翼在仁安羌油田一带的英军不仅不予以支援，反而放弃了所有阵地，炸毁仁安羌油田，狼狈夺路逃走，他们虽有武装齐全的7000多人，又有坦克大炮，竟不敢对占据大桥挡住去路的日军发动进攻，反而掉头后退，涌进附近几个林落和油田建筑物中，想等待援军来救，旋即被赶到的日军主力团团围住。英缅军总司令亚力山大向我军求援，我军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孙立人(时任三十八师师长)调兵遣将，自率主力乘汽车急驰，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将敌包围。激战一昼夜，敌被击溃，我军攻克仁安羌，歼敌3000余人，敌弃尸1200多具。当时救出英缅军官兵7000余人，马千余匹，各种车辆300多辆，并救出被日军俘去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共500余人。仁安羌大捷使英军绝处逢生，创缅甸保卫战中一大胜利，轰动英伦三岛，一扫英国人对中国军队的偏见和轻视心理，我军则感到扬眉吐气。英军指挥官向孙立人和三十八师一再道谢。但是，他们刚刚脱险，就忘恩负义，丢下三十八师，连招呼也不打，独自向北撤退，脱离了战场，而我三十八师则成为英军的后卫，掩护其退却，至此，抗击日军十万多人，保卫缅甸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中国远征军身上了。不仅如此，中国军队远征印缅抗日，第一阶段战事失利后，三十八师向缅印边境撤退。当部队撤入印度境界后，英军对我军行动之迅速，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歧视，深恐中国军队鼓励和参与当时由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又慑于我军勇敢善战，不易为其控制，以印度总督蒙巴顿为首的一些人，居然不顾中英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要求我军向他们缴械。关于这一事件，孙立人有一次到教导总队给从军学生讲话时，曾谈到了其中一些情况。他说：部队进入印度英法尔后，虽然十分疲惫，但为保持我军的荣誉，先整顿了服装、军容，然后才队伍整齐、精神抖擞地进入驻地，听说英军有将我军缴械的消息，便下令作战斗准备。英方慑于我军的军威，未敢轻举妄动。

孙立人说，老实讲，英国军队实在不堪一击，如果他们真来缴械，我可以立刻把他们全部消灭。我相信这绝不是大话。尽管孙立人后来在内战战场上，手上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而且最后成了败军之将，，但在缅甸抗日战场上，他却是个胜利的将军，并且在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面前，捍卫了中国人民、中国军人的尊严。

真是冤家路窄，新一军又在这个本属中国现在却悬挂“米”字旗的地方和英国佬相遇了。不过这次和在印度缅甸时不一样，那时是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人打日本侵略者，而这次却是英国人帮助******军队运兵去打中国人了。我怀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从九龙登上了美军的登陆艇。登艇前，全体士兵被命令都交出了武器，由美军封存在货舱里。我猜想这可能是为了防止武装士兵哗变。

在海上航行的一个多星期中，我的心里一直不平静。我在想像，舰艇正在沿着我国海岸向东北山海关、秦皇岛方向航行。在我离开家乡六年之后，现在我是和她越来越近了。虽然登陆艇常常颠簸得很利害，我几乎要呕吐，但仍然时不时地往甲板上跑。我是第一次见到大海，蔚兰色的海水，时时扬起白色的浪花，风平浪静时，舰艇似乎在海上静止不动，海天一色，一望无际，有时远处隐隐约约的，似乎是海岸浮影，我想那也许是我家乡的海滨吧!然而我却与亲人咫尺天涯，相见无期，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为祖国拼杀，却被迫走向内战的深渊。沧海茫茫，前途未卜，在海上开小差是绝无可能的，到东北以后再说吧。

秦皇岛登陆后，住一夜，即乘火车继续北上，坐的是货车，又是夜间行车，黑洞洞，闷腾腾，只听得车轮滚滚，却辨不清东西南北。那时，为阻止******运兵，我解放区军民经常破坏铁路，翻车、爆炸事件时有发生，大家都担心运气不佳，“撞在刀口”上，所幸一路平安无事，在沈阳以南的大黑山停留十余日，沈阳被新一军侵占后，开进沈阳。

劫后的沈阳，满目疮痕，遗尸可见。新一军军部驻在北陵，干部教导总队就在军部附近，远处炮声，时有所闻，我意识到，很快就要到前线了。时间已很紧迫，便立刻着手开小差的准备，但直到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命令，第二天一早向铁岭、开源开进时，仍是有些措手不及。开源已是前线，到那里再想逃跑，就很困难了。此前我已和在总队部当文书的一位六中的同学李某相约，寻机一同逃到天津去投奔各自的亲戚，情况紧急，当晚行动，由他搞几张盖有关防的空白公文信笺，我则到学生队找一些当班长的老同学借点路费。

要特别说一下杨绍文，他这次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六中校友，从军后和我被分配在一个队，我俩成为知交。他为人憨厚耿直，因而吃了不少苦头。我开小差后不久，他也逃了出来，考进了东北大学，1948年随大批东北学生到了北京，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解放后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转业后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掉了联系，之后，我多方打听，终不知其下落。1986年，我到山西中条山进行工作，住垣曲，想起他原藉就是垣曲人，便通过县委组织部进行查询，终于在党员名单中找到了他的名字，却落户在一个小镇。我喜出望外，立刻和镇委电话联系，不料却被告知，此人因患癌症已故去多年了，我悲痛万分，怅然如有所失。他在朝鲜作战时，已是营级干部，却最终落魄于一个偏僻的乡村，他性格倔强，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他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知交之一。每当我想到几十年前的那天晚上，他为我筹措路费，千叮咛、万嘱咐，依依送别的情景，总不禁凄然，而且经常在梦中相见也只有在梦中才能相见了。

以上关于杨绍文的这段是1994年上半年写成的，在我最后修改定稿的时候，却发生了出人意料和戏剧性的变化。我在刚刚收到的《国立六中校友通讯录(续)》中竟然看到了杨绍文的名字和他在山西太原的地址，我惊喜万分，试投一信，果然是他。原来文化大革命中，他确实回到过垣曲县老家，但不是同善镇，而是古城，当然更不曾死。世间竟有如此巧合的事，同名、同姓、同县，而且都是党员。

第二天大早，总队部人员分别往火车站运行李，我和李某雇了一辆马车，把全部行李带上，在前往车站的路上，叫车老板拐了弯，把我们直接送到青年军207师的军需处，这是我们计划中第一个落脚点，这里的一个军需官是我们一个同学的哥哥，早就联系好了的，对外说是访友，因是军事单位，不怕新一军派人来抓捕。我从教导总队逃出时，已和政训室的人们全打了招呼，得到他们的掩护。后来得知，部队到达宿营地时，才发现我不在，再想抓捕，为时已晚了。

过了一、二天，打听到新一军已全部离开沈阳，我们才敢上街。事先，那位军需官朋友忠告：千万别换便衣，越神气越安全，越摆架子越没人敢管，来到街上，证实此言非虚。满街多是军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特别是那些军装整齐的军官们，不但老百姓唯恐躲闪不及，就是******的宪兵也装做视而不见，相反，对于老百姓和那些衣衫不整的散兵游勇，却盘查甚严。新一军的全套美式军装，官兵又没有军衔标志，走在路上，谁也弄不清你是兵还是官。世界上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我对******军队的腐败和欺压老百姓的作风，一向疾之甚甚，可在这一时刻，却不得不利用这一身“老虎皮”来保护自己。军人乘车是不买票的，我们穿着整齐的军装，带着新一军绣有“鹰”标志的臂章，提着行李袋，大模大样地从“军人入站口”进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进入二等车厢。车厢里几乎全是军人，一路之上从来没有人来查票，我却一直忐忑不安，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我深知此行非同小可，稍有不慎，露出马脚，后果不堪设想。火车在山海关站停留时间较长，见有几名戴有“纠察”红袖标的武装士兵走来，在车窗外站台上索要车厢内军人的证件进行检查，我一看，要坏事，再看我那位同伴，脸已煞白。我脑子里急速地在思索着，如何应付这危险的局面，可表面上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忽然脑子闪出一个念头，我发现这几个士兵只在站台上，却不肯进到车厢里来。我明白了，他们是此地部队防区的人，不是随车的，只要火车一开，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于是我决定采取拖延战术。俗话说急中生智，此前我还是真没有想到如何度过这样的难关的。也不过在这一闪念之间，士兵们已走到窗前，敲敲窗子，示意要我们拿出证件，我慢腾腾地站起来，打开窗子，又磨磨蹭蹭地从口袋里取出了“证件”，递了过去。我表面镇静，心里却急剧地翻腾，并观察他们的动静，注意到他们检查其他军人的证件时一般只看一眼便交还了，可对我们的证件却翻来复去地查看，我心里咯噔一下紧了起来。原来在沈阳时，那位军需官朋友就看过我们的“证件”。他有经验，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他说，我们这个证件是先盖章后写字，是很容易引起怀疑的。果然，那几个士兵悄声嘀咕了几句，便不客气地对我们说：“请你们下车跟我们走一趟”，并随手把我们的“证件”塞到了口袋里。我一看，心里倒乐了。他们以为先扣下这个东西，就不怕我们不下车，其实，像这样的空白证件，我们身上还有六、七张呢!我倒镇静多了，大大方方地问：“为什么?”，他们说我们的证件有问题，显然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们了。我明白，此时和他们硬抗，绝没有好处，******军队内部矛盾甚多，各部队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互相拆台，互相挖墙角的事，时有发生，别说我们拿的是假证件，就是真的，他们要想找麻烦，还真是没辙。我向我那位同伴递了个眼色，像请示一样：“李副官，你看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走一趟，耽误了我们的公事，要他们负责。”副官的称呼是我们商量好的，为了装得更神气一些，他装为副官，我则是他的勤务兵；他仪表堂堂，满像个当官的样子，我身材矮小，当他的“勤务兵”，倒也般配。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哼”了一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看着我吃力地、慢腾腾地从行李架上往下拿行李，还没等我把行李拿下来，发车铃响，汽笛长鸣，火车呼哧呼哧地开走了，害得那几个士兵跟着列车跑了一段路，冲着我们骂骂咧咧的。我开心极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还探出窗外，向他们招招手：“再见!”回头看我那位同伴，脸上冒了汗。我们有惊无险，平安到达天津，结束了我的军人生活。这是1946年5月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