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虫记》全译本出版说起

郭正谊


    2001年12月,第二届《Newton科学世界》杯优秀科普好书评奖刚刚结束,就看到《文汇报》2001年12月16日该报记者谢娟发表的《第二届牛顿杯科普好书评选 引发科普观念大碰撞》一文。

该文一开始就说:

      有评委指出《昆虫记》等图书不像科普书;而另一些学者认为,“新科普”与传统意义上的科普的不同,在于它不强调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将重心放在传播的过程,侧重讲述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中的乐趣,旨在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让公众理解科学”

我是第二届牛顿杯科普好书评选的评委,参加了全部评选过程,并且主持了最后的评定与投票。在全部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推委和评委公开提出过《昆虫记》图书不像科普书。不知道这位从未参加过本次评选过程的记者谢娟此论从何而来???(当然不排斥某人在桌面下发表的议论,但不足为凭。)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在20世纪末评选的百年来科普好书中就有《昆虫记》,由新闻出版署亲自主持选出的《世界科普名著精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没有忘掉《昆虫记》。我不知道谢娟自己看过没有《昆虫记》,就敢毫无根据地发出这一篇高论?

 要指出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大文译的《昆虫记》仅仅是一个缩写本,直到解放后又再版了带有彩色插图的王大文译的《昆虫记》(24开本),但这已影响了几代人了。90年代,图书市场空前繁荣,继房龙热后,法布尔热悄然兴起。首先是1992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法文原版选译的《昆虫记》,看到后大为感动,以前读过的王大文译的《昆虫记》仅仅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而非《莎士比亚戏剧集》,如今总算看到了《昆虫记》的真实面目,虽然是半遮面的,但读后感到20世纪初法国推荐《昆虫记》去搏诺贝尔文学奖,并且称誉法布尔是“昆虫世界的荷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之后,法布尔的《昆虫记》又出了不少译本,这里就不必一一评说了,总之是好事。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新世纪的开始,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昆虫记》十卷的全译本,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在科普界的意义并不比文艺界出版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差。我们不是一直提倡科学与文学相结合吗!实际在20世纪初法布尔早就给我们作出了典范。

 最后要指出,花城出版社是以“经典散文译丛”名义出版发行《昆虫记》十卷的全译本,是从文学價值推出这部世界名著的。而我们一直推崇法布尔是科学家、科普作家,但我们一直没有下过大决心翻译这部世界名著,这就难免有点内愧。此次牛顿科学世界把《昆虫记》十卷的全译本评选为2000年十大科普好书,应该说是推荐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极好开端。愿科学界与文学界长期合作,也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认为《昆虫记》不像科普书的先生和女士们)都来读一读这部好书。在这里我不想对此书的译本评三道四,只是想提醒读者们,千万不要用今天的昆虫的科学知识去找《昆虫记》的毛病,因为这个震动世界的研究是法布尔在19世纪趴在烂石堆中观察研究的成果,单单一个蜣螂,就前后用了40年的光阴。

在谢娟的文章中还提出了所谓“科普新关念大碰撞”的问题,似乎这是什么新问题。实际上,从【五四】以来,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科学下嫁运动”,就一直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许多科普界的老前辈、开拓者,都是身体力行的。例如:贾祖璋先生的《鸟与文学》、周建人先生的《花鸟虫鱼》、刘熏宇先生的《数学趣味》、戴文赛先生的《星空巡礼》………,无不是中国科普的样板和精品,不仅体现了科学与文学的结合,而且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的的科学文学作品。对于这些老前辈科学功底之扎实,文史知识之渊博,对社会了解之深刻,文字刻划之优美,我们至今自叹弗如。

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当时以传播科学知识和破除封建迷信为主要任务,但是在1958年大拔“白旗”之后,科普就变了味,在一本著名的科普刊物上的重点文章竟是“先进砌砖经验”!而一些老一代的科普编辑纷纷流放边疆,例如我国著名科普刊物《科学画报》和《科学大众》的创始者王天一同志就被发配到新疆烧了18年锅炉!

文革后,迎来了科学的新的春天,当然科普也在复苏,80年代初确实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文学作品,比如,伍律的《蛇岛的秘密》,王敬东的《蜜蜂的故事》等,应该说是《昆虫记》的续编。但是,科普很快就受到从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挑战。

“左”的方面说:科普必须直接为生产服务,于是重新走上1958年的道路,把科普改造为技推,而忘了科普的根本任务是教广大人民变聪明。他们说,只要农民富了就自然会不再迷信,而如今过了20年,实践证明,迷信活动不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午台,而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变换手法,甚至于打起了科学的旗号公开招摇撞骗。而一些农村发了财之后,修坟、建庙、赌博、吸毒、包二奶等等,屡见不鲜。所以传播科学精神始终是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在“右”的方面说,斗争就更复杂了。有为鬼魂存在而辨护的“科普”,有宣扬暴力、色情和荒诞无稽的“科幻”,更有宣传外星人(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上帝)来到地球,创造了人类并创造了地球上的文明的新的伪科学……。于是在这时候就发生了真伪科普的大碰撞。所以谢娟说的“科普观念大碰撞”不是发生在今天,而是发生在20年前。也正是在20年前,面对当时的现实,科普界的元老董纯才先生一方面强调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语重心长的说:如果背离科学,文艺性越强反而越坏。

当时,我们仅仅认为这是科普真伪之争,是“科幻”姓科姓文之争。然而到到了世纪末,世界各国邪教兴起,原来我们已经陷入这股反社会进步的逆流之中了。请看:

 

1.国外伪科学文化在国内泛滥成灾,并腐蚀年青一代的心灵

我们讲要防止敌对势力的文化入侵,在这里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作为邪教的“理论”基础的伪科学宣传早已入侵,而且是土洋并举。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十多年前我国至少有五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本人五岛勉编造的《诺查丹玛斯恐怖大预言——1999年大劫难》,为“世纪末逆流”制造舆论,而到了1999年初,又有一些出版社编造同类书籍,甚至还出版了《诺查丹玛斯传》。此外,当代的法国女巫伊丽莎白·泰西埃的《占星术——21世纪的科学》也出版了,(为了怕被人识破真情,中译本改名为《大预测》)。

    瑞士的厄里希·冯·丹尼肯。根据一些无稽之谈,自1967年开始写了《众神之车》一书之后,又陆续出版了《众神之车》、《神的奇迹》、《太空之神》等一系列图书,在这些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地大量耸人听闻的“事实”来论证所谓的神就是从外星飞来的字航员,这些宇航员与地球人交配创造了新人种,是他们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高明文化。丹尼肯利用了现代人们对“外星人”的好奇心理、将世界上各种文化古迹,异闻传说收拢起来,加以渲染和歪曲,牵强附会地用来证明:上帝就是古代戴着头盔乘坐太空船飞临地球的宇宙人,地球上的文明不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是外星人所赐与的。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他就是从外星球飞来的宇航员们的领袖。上帝带领“众神”(宇航员们)驾“车”(宇宙飞船)在一至四万年前多次光临地球,地球上的人类及迄今为止的文明都是这些宇航员们安排的。1993年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和【不可再现成果杂志】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可耻诺贝尔奖的评选和颁奖仪式。其获得者们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成就”都不能再现,但他们却靠这些不能再现的“成就”窃取到了荣誉。该项“大奖”获得者之一的就是丹尼肯。然而,一个专门为青年提供读物的出版社,1998年以来连续翻译出版了丹尼肯的“著作”有10种之多!在这里我们不想进一步展开,我们只要举出最后一本的书名《我们都是诸神的孩子》(2000年7月第一版)就知到他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了。

    1992年,一位自称博士(实际上当时他还未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拾了丹尼肯的牙慧,编造了一本《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还自我吹嘘是“改写人类进化全部历史,破译地球文明所有迷案”。此书上市后,******们看到后却欣喜若狂,立即从该书中吸收了“营养”,重新改写1992年版的《中国****功》。1994年出版的《转****》正是以《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为理论基础的邪教“经文”。

    为了为******之流的歪理邪说寻求“理论”根据,近一两年来翻译出版了一批宣传伪科学的书籍,其中就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的《超自然之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的《水晶头骨之谜》,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月球: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和《地球:内部中空的外星基地》。而这些书曾多次为******的吹鼓手们所引用。

我们曾与一些“****功”的执着的信奉者对话,其中不乏博士生等高级人物,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之所以被******所俘虏,其根源之一就是相信了这些毫无任何根据的确伪科学滥调,以为在科学界得不到答案,而相信了******的歪理邪说,反而吹捧“****功”是“博大精深的科学”?而最近我们又收到一批青少年来信,说是他们读了丹尼肯的书和《水晶头骨之谜》之类的书,决心将来为探索这些“奥秘”而献身,甚至写出了“论文”!

 

2.国外邪教正在有计划的入侵

    被美国驱除出境的邪教教主奥修的图书在我国大量出版,据了解是

给了“好处”,翻译好了送来的,条件是不许删改!

    危害及全世界的邪教“科学神教”教主罗恩·哈伯德的著作《戴尼提》于1988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两版共印30万册,立即抢购一空。实际上 “科学神教”教主罗恩·哈伯德已于1986年去世。遗留财产5亿美元,继任教主继续发展组织,将《戴尼提》送来是想在中国发展“科学教派”。《戴尼提》是教主罗恩·哈伯德的代表作(相当******的《转****》),其实“戴尼提”的直译应为“通灵术”,但却改为音译“戴提尼”,在中国发行时,书中都夹带一张卡片,要读者填报个人情况,并要交20元钱(《戴尼提》当时定价6元)!参加“戴尼提技术自学辅导”,有一个“科技咨询公司”发放辅导材料并解答问题。《戴尼提》一书开始就有一个“重要说明”:“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要有十分把握相信自己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没有透彻理解的词。……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内容开始变得费解,或你感到不得要领,那么,在你刚读过的段落中,一定有一个你尚未理解的词。……”让读者一字不漏的读他的“经书”,从而一步一步地陷入邪教的精神控制,是各种邪教共用的手段。******要他的信众们一字不漏地读他的《转****》,也是继承了哈伯德的手段的。 1989年上海报纸发表揭露“科学神教”真实面目的文章,而《戴尼提》原书提供者立即派两名代表到报社要求发表文章为《戴尼提》正名,并且威胁文章作者,其所作所为与******同出一辙。这一切说明“科学神教”在1988年就已经有计划地向我国入侵了,而且始终没有死心。尽管去年法国被“科学神教”闹得天翻地覆,不得不制定严厉的惩治邪教的法规,最近比利时政府也正式取缔和法律制裁了“科学神教”,但我们的海南出版社却于1999年得到哈伯德图书馆的授权,出版了教主罗恩·哈伯德的科幻小说《地球使命》共十卷,还称之为“20世纪科幻小说颠峰之作”!真是咄咄怪事。

最近,好莱坞的科学神教的信徒,自己集资把“科学神教”教主哈伯德的“科幻小说” 拍摄成3个多小时的电影《地球杀场》(BATTLEFIELD  EARTH),然而演出后被评为最差电影。所以在“科幻小说”方面,我们引进时更要警惕,一定要防止打着科幻的旗号,实质上是宣传伪科学甚至是邪教的货色入侵。

 

    3.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科学与文学的结合

    最后,想纠正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一谈到科学文艺,似乎就是科幻小说。实际上,科学文艺是一个很广的概念,科学小品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文艺”,而科幻小说则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归于科普范畴,绝大部分应属于文学范畴,至于其优劣,则应该用其是否为广大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来衡量。

    最后还是还到原来的主题,2002224日《科学时报》“中学生科技”版发表了一个中学生的文章“从厌恶到亲切——读《昆虫记》有感”,该文最后说:“我希望将来能有更多像《昆虫记》这样的科普好书。”但愿我们科学工作者、科普工作者不辜负年青一代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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