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清华！

清华园的工作组进来了又出去，几个寒暑过去，人事更换频繁，我的问题如故。宋泽芳也回到系里，虽然不再管我的专案了，仍是个不大不小的政工干部。这期间世龙和我的老朋友林寿屏，也作为工作队的成员重进清华，他是清华大学最早的团委书记和世龙差不多同时调到团市委，我在铁道学院就和他相识，我永远记得他，在我还带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他不避嫌疑，来到四公寓我的家中，世龙他容易见到，他是专门来看我的。我的事情他早有所知，基于多年对我的了解，他从不相信我是什麽反革命，但他在和我交谈后，除了增加更多的感慨，又能作什麽！好长一段时间，上面的基调是迟群等虽是坏人，清华批邓的大方向仍是对的，此时邓小平要是在清华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何况我小小的陶德坚。

后来上面的形势又有了些变化，和世龙同为北大学生，并在青年团工作中有过一段交往的胡启立，在复出后也来清华当过短期的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住家在北大，每天早上骑车从清华的西南门进来，而世龙此时常从这个门走出去乘公共汽车，两人第一次见面，胡启立下车热情叙话，世龙曾告诉他，我和红教工一案尚未落实政策，只希望他们能作些调查，实事求是地按政策处理。胡听得很认真，还掏出小本记下，但是以后并未见动静，尽管以后胡碰到世龙时仍友好地打个招呼，但胡或政治部都没有找我或其他几个红教工中未落实政策的人作过了解。对此也难怪胡启立，我深知这蒋南翔在清华造就的不漏气发动机，象胡启立这样的个别的外来户是玩不转的。当时清华还从外单位陆续来过几位老干部，红教工也曾有人去反映过情况，虽受到客气的接待，但事情毫无进展。而后来胡启立和这几位外来干部先后一个一个都走了。管我的还是迟群时代就管我的人。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了右派也要改正的消息，赵炳时呀赵炳时，现在看你还有什麽说的。这回找他，他是无言以对了。这时上面要求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一一复查，但是他们就是拖着不办，我的事久久无人过问。这时世龙忍不住了，他想起在一九七九年夏天参加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胡耀邦接见他们时，曾说过有什麽政策还未落实的话可以去找他。世龙便写了一封信，并附有刚刚重新出版的《地球的画像》，送到他的住所。世龙的信写得很简单，只要求清华不要再拖，没有别的要求。

进入到一九八二年，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院长朱九思，邀请周卜颐教授去他那里创建建筑学系，周先生想到了我，约我同去华工。这时我还是那样没有结论，工资不能增加，职务不能得到提升，住房不能改善的老讲师，不过在图书馆的图集画完后，吕增标提议创办了在当时说来是仅有的介绍国外情况的《世界建筑》杂志，他要我继续在他手下工作，担任编辑还作兼作出版发行工作，那时刚刚对外开放，人们渴求得到新的知识与信息，因此虽因物质条件太差，杂志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不好，但在中国建筑界仍不胫而走。应该感谢吕增标，他要我在编辑之余给杂志写些文章，并经常督促，这样我努力写成了介绍美国的摩天楼、玻璃幕墙和多伦多建筑等几篇文章，先后在《世界建筑》发表。永辉弟这时已在多伦多当高级工程师多年，寄来新的建筑书刊，和他拍摄的许多照片，使我的文章得到充实，版面也生色不少，有人还以为我已去过多伦多了呢。文章发表时，署的是我的真名，这在现在看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事，但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不是因为我的牵连使世龙在《地震问答》上不能署名吗，现在连陶德坚的姓名也在全国知名的刊物上出现了。那本图书馆的图集，我画的图最多，出版后吕增标多给了我一些稿费，但那时未能给我在书上列名，他是一个讲公道的人，同意《世界建筑》发表我的文章，大概也含有还我以公道的成分。

一九八二年四、五月间，我趁去深圳出差的机会，在路过武汉的时候，到华工去了一趟，朱九思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与清华张绪潭木头人似的冷眼相看，仿佛是来自两个世界，我拿定主意到华工去，这时小华早已由地质学院将她从东北要去，她的男朋友傅金宝，大学毕业后也分配到了地质学院，现在她(他)们已在武汉安了家，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到华工还可和她一家互相照顾。

到华工后，周先生被任为建筑学系主任，我被任为系主任助理，投入了忙碌的建系工作。

华工党委曾派出组织部长到清华调我在文革时期的档案，以便解决我被迟群控制的清华党委开除的问题。这位部长回到华工后说，清华请她坐冷板凳。于是我就这样一直是以个人的政治问题没有结论的身份在工作；不过也有一件事有了结论，那就是我为曹昌彬翻案得到的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给取消了。

后来，华工的建筑系党总支书记霍慧娴，为了办好这新系，让我陪她到清华考察。我陪她在清华建筑系参观了实验室、图书室、资料室、设计院，会见了系主任及教授们；还去了学校的图片社、出版社。此外，还到了建设部的设计局和科技局。霍慧娴深为我人际关系的良好而惊讶，她说，老陶(这时我已年过五十都管我叫老陶了)到哪里都不用开介绍信就把事办了，与群众没有隔阂。是的，我到华工参加新建筑系的建设，还参考办《世界建筑》的经验创办了《新建筑》杂志，清华园内知道的人，无不为我高兴，每当我回到清华的家去商店买菜时，一路上总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向我打招呼，有时还要停下来多说几句话，在清华，本来认得我的人不多，这都是批了我近十年的效果。的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一直记得，就是在我戴着多顶反革命帽子的时候，在清华仍有人投我以同情的眼光，当然更不能忘记许许多多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的清华人。我还记得一次奉命推着车去收拾一公寓附近垃圾坑的脏物时，一个衰颓的老人走过来倒垃圾，看见我在干这活，充满关怀之情叹息地说：“怎麽让你一个女同志来干这个。”我仔细一瞧，原来就是当年的蒋南翔校长，他这时就住在这附近普通的公寓里。尽管我曾拉上台陪他挨斗，在那种场合，他显然顾不上其他，所以并不认得我，但他大概看出了我是一个清华的女教师，发出了叹息。我怎麽也不明白，自己处于困境还关怀着别人的蒋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当年竟把从曹昌彬到袁永熙那麽多人打成右派？我也看到一些人并无个人恩怨，运动一来却竟能那样凶狠地互相伤害？那一百五十多名干部大部至今我们也不相识，他们当时对我及红教工的人了解有多少，为什麽就可以在要求将“陶德坚之流”打成坏人的信上签名，甚至是明知其非还要这样干？我还相信他们中许多人并非个人品质不好，很可能是和我一样在为某种信念和原则而斗争。我开始感到这不是那一个人的问题，走出禁锢了十多年的清华园，在华工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后，接触到外面的社会，感到他们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并不是我过去在清华园内接触到的那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我和建筑界的同行的交往中，都能够平等相待，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通过《新建筑》我还和许多素不相识的建筑界的有识之士建立了友谊。后来在一九八六年到加拿大参加了祝贺我笃信基督的父亲八十大寿的聚会，见到他和我的母亲都很健康，三个弟弟都已在这里成家立业，侄儿侄女一大堆。这时小妹和她的丈夫杜卫昌都已来加拿大深造，大家欢聚一堂，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看到那个国家里尽管人与人间仍少不了矛盾，但总能用民主和理性的方式解决，为什麽我们总要无休止的斗争？我心中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开阔，我不再记恨那些伤害过我的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都是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历史现象，我在清华是受到许多伤害，但我也伤害过别人，往事值得我们深思，而不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只应作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于是我更全力以赴为这个新的建筑系铺路，为《新建筑》铺路，经过大家的努力，华工建筑学系初具规模，《新建筑》杂志在建筑界也有了广大的读者和优秀的作者群，成为有一定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的期刊。转眼就到了一九八七年，不觉得华工建筑学系已建立五年了，我们在此时第一次主办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我感到我该告退了，我需要留下一些时间给我的父母，女儿尤其是我的老伴，我对他们欠的太多了，我要给他(她)们补偿。

一九八八年，在华工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筑》主编的岗位上，我退休了，第二年就来到加拿大，后来世龙在退休后也来和我团聚，开始了新的幸福的家庭生活，就住在小妹卫昌家里，小妹在这里又给我添了个外孙女杜乐和外孙杜欢，我和世龙含饴弄孙，确实欢乐。我和父母兄弟虽不住在同一城市，但经常能通电话，不时互相探望，去年我和世龙及小妹全家，还去多伦多为父亲的九十大寿祝寿。我盼望着到二零零三年我与世龙金婚之际，我们去补作一次蜜月旅行，将我们的小舟驶向甜蜜的港湾，让我们充分享受人生，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的人生啊！在我走上这最后一段路程时，我要最充分的把握住你。

后语

今天，在我即将到达第三次化疗危险期的前夕，我赶完了这本书，万一不幸，留下的这本书，还可以和世龙及我的亲人作伴。

这本小书，是在病床上凭记忆写成。她仅仅勾勒出我人生的轮廓，好比是一幅素描式的人生画卷，疏漏及错误都是在所难免的。我在书中用了不少人的真名实姓，只是想请他们作这一历史的见证。我们之间并无个人恩怨，陈乐迁，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记得当我知道你得了乳腺癌，我是多麽焦急呀。我对各位朋友有过什麽顶撞，造成过什麽伤害，均望各位给予谅解。如果上帝假我以时日，我将续写“新天新地”作为此书的姐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