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礼堂后面，世龙从这里出南门，大字报区是必经之地，他们不想让世龙方便地在这大字报区出入。新住处周围都有土木建筑系的人，可能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什麽人在我家进出他们都能掌握，但是人们也未必象他们希望的那样。
不管怎麽样，到一九七五年秋天，我总算从这劳改的地方回到家里了。这时白天让我刻钢板画插图，晚上没什麽事，也让我回家了。只是世龙不在，小妹周末才回来。我就与这缝纫机作伴，度过了许多寂寞的夜晚。后来，我对制家具发生了兴趣，正好有世龙从干校带回的木工工具，我做了一张长沙发，打开来就是一张双人床，世龙、小华、小妹同时回来也住得下了。这沙发蒙上用红丝绒做的套子，还真气派。我还做了个五层的高书架，这样，那些塞在床下的书也可以摆出一部分来了。
一九七六年春节，世龙从武汉回北京探亲来了，他们学院现在改名武汉地质学院，他也属于湖北省管的干部了。这时湖北省派去的工宣队，实际掌握着地质学院的权力，他虽恢复了部分职务，但干起来很难，这时他又得上了肝炎，虽较轻微，仍需休养，就落得在北京多住了些时候。
就在世龙回来前，中国发生了周恩来去世的大事，那时我们都很悲痛，世龙在武汉参与组织了本单位悼念活动，在认为周恩来是乱世中难得的好人这一点上，当时地质学院的工宣队和他是一致的。迟群谢静宜等人和他们这时在清华已搜罗到的力量，则是趁周恩来去世之机，把为江青夺取中央权力的阴谋逐渐公开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报道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长文，说是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世龙在武汉也注意到了这种动向，他回来说，这真是鬼话，那时人们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去世后这国家该怎麽办？！他又问我，听说已经被起用的刘冰又挨批了，是怎麽回事？这批刘冰的事我也不大清楚，因为他们不让我参加有关的活动，只是有一次全系的人有组织的看大字报时，我也去了，看到过何东昌也在出大字报批刘冰，并说幸亏有上次对他的批判，否则这次一定会陷进去了；听说刘冰是因为写信向毛主席告迟群的状才挨批的。世龙说这事他也听说过，但不清楚信里究竟讲了些什麽，听说毛对信有批示，说反对迟群谢静宜就是反对他，这有点难以置信，究竟是怎样批的？甚至有没有这个批示？都值得怀疑。总之，这里面情况复杂，要小心谨慎。
事情发展很快，不久，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又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是用记者述评的形式出现的。天知道这是什麽“辩论”，人们只能按一个腔调说话；述评直指邓小平和那些重新上台的老干部，说他们在搞右倾翻案，这时报上各种形式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多了，但都是暗示，没点出邓小平这三个字来；还是清华当先锋，清华园内首先贴出了点名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轰动一时，外面许多人来看大字报，有不少是有组织地来看的。大字报区挤得水泄不通，这些批邓的大字报，不断重抄贴出，就象“万山红”等用大字报攻我的作法一样，但规模那大得不可比拟了，这是世龙看大字报后回来告诉我的。他那时又是一天几次去看大字报，他知道清华敢这样干是大有来头。(多年后我们才知道，此时上面正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批邓打照呼”会议，清华的大字报在此时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
不久，世龙带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心情去武汉了，因为他已看到毛对刘冰的信的批语全文，同时根据清华园内敢于如此猖狂率先批邓的表现，他相信这是真的，看来清华的大事，包括对我的处理，毛都会是知道的，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什麽人能扭转它呢？但是，他怕使我绝望，没有把他这些看法在当时就告诉我，只是说迟群等人是有来头的，要我事事小心。那时我还幻想是江青和迟、谢等人蒙蔽了毛，仍把希望寄托在毛的身上。
我这时，真是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每天就来回在四公寓和主楼之间，并避开那大字报区。但从小妹那里也知道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后来发展到群众大规模反对江青等一帮人并受到镇压，邓小平也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我都听说了。我从江青的爪牙迟、谢等人的所作所为，早已看出她(他)们是些野心家，是些不择手段什麽事都作得出来的奸臣；对那些敢于反对这帮家伙的人们，我充满了崇敬之心，但自己处在这种状况，实在不能作什麽了，不过我仍相信，正义最后终战胜邪恶，光明终将驱散黑暗，我必需耐心地坚持下去，等到那光明重现的那一天。
在这段时间，专案组那些人又重施故伎，一再找我去，要我谈活思想，我说，上次我上了你们的当了，这回我有想法也不说：他们要我批邓，我说，不知道该批什麽，一个字也没给他们写。他们恼羞成怒就又批我是邓小平还有刘冰的社会基础。你们要这样批就这样批吧，反正我的帽子戴得够多了，再多几顶也无妨。他们还问我，四月五日前后这几天，你在那里，要我详详细细交代。我说，我出清华园就得你们批准，你们说我能到那里去，他们看看实在整不出什麽东西，也就把我放在一边，这时他们也忙得很，清华园内人人都在被清查，要交代出四月五日前后在什麽地方干什麽事，我下班回家了他们还在开会或写材料。不过他们对我仍是不放松的，半夜三更，经常有人敲门进来查户口，当时上面正在追捕天安门事件的“逃犯”，看来我又成了“窝藏逃犯”的怀疑对象，其实我这家放了两张床和几件家具后就没多少空隙，要藏人也没有地方，但他们还是要细细的搜查，钻到床下去看，每次都是仅仅看到一堆书失望而去，但下次再来仍要重复一遍，要说起来，这些人对江青迟群等也够忠心了。不过他们也有疏漏，四月五日前后，小妹的同事在天安门广场拍有一些胶卷，这也是清查的对象，开头她们以为，我足不出清华园也没人敢和我来往，清查的人不会查到我这里来，便请我代为收藏，来搜查的人并未发现，藏了几天后，她们取走藏到别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