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fy028

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

重聚清华园

进入到一九七一年，血吸虫病已在全农场蔓延，就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显然是抗不住了。已经送出几批人去医院治疗，听说还已死了三个人。不久又听说，周恩来总理叫把设在鲤鱼洲的干校都撤走，随后证明这传言是真的。世龙前些时候来信还说他们那里有山有水，没有血吸虫，环境优美，供应充足，他说我们两人在那里安家也不错，叫我看到好的水桶买两个，将来挑水用。别看世龙外表显得很刚强，我了解他内心还有脆弱的一面，这几年生活对我的磨炼，我比他对未来更充满信心。这不，要回北京了！

到这年暑假，小华去北大荒已两年了，盼来了两年一次的探亲假，她在兵团头一年养猪，第二年调到医务室当“赤脚医生”，学会了打针、针灸，甚至会接生了。世龙也有探亲假，但他料到清华干校的头头不会让他留下，因此和小华商量，在北京小妹处会合，然后和小华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到鲤鱼洲，探望了我后就分别返回东北和峡江。小妹这时已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当工人，干得很出色。这时我们在北京没有家了，就靠小妹照应。就在他们准备探亲的时候，农场里已有好几批人先后回到北京，我们没走的人，天天都打牙祭，在全部撤离前，需要把养的猪都吃光。张家璋这位炊事班长外号抖三抖，因为他打菜时怕把肉给的多了，老将打好菜的铁勺抖来抖去，菜中难得的几块肉有时也被他抖掉了。现在他不抖了，你吃得下多少就给你多少，食堂里笑声不断。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世龙小华还没到，最后撤离的这批人也该走了，我也将跟他们离去，我盼望也许他们能赶到北京团聚。

回北京的途中，专案组的高亦兰不断向我宣布各种纪律，这些纪律都是为我专门定的，限制得我一点自由也没有，无非是怕我中途逃跑。其实我那里会跑呢，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我要回家。不管他们怎样管制我，这一路上我的情绪都十分好，离家越来越近了。

半夜里回到清华园，别人领完自己的行李都分别回家了，只有我还不许动，原地坐在那里等待连队的干部来安排。我看见高亦兰等几个人嘀咕了好久，然后由高亦兰来通知我：“你家的房子学校已分给别的人住了，你就住在荷花池集体宿舍吧。”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盼望已久的家没了。第二天小妹从南口回来看我，没过几天世龙和小华也从南方赶回来了。原来他们已到了南昌，在旅店里碰见清华的人，才知到农场已撤消，我也已回北京，便决定经京广路赶回。

大家在荷花池挤着住了机天，小华探亲假的时限已到，只得回北大荒去了。世龙和我及小妹总住在这集体宿舍也不是个事，正在无计可施时，世龙在清华照澜院的商店巧遇六区的邻居，谈到房子的事，邻居告诉他，我们那房一直空着，没有人占去，今天才有人来看，说是刚分给他，看后准备粉刷一下。我们也真傻，还在相信高亦兰这样的人的话，回来了连家也没去看一下。世龙赶快去六区二号，回来说，我们的房子现在还空着，留下未还的家具仍原封不动的摆在那里，可见从来没人住过。看得出来他们是不想让我有个家，才临时将我们的房子分给别人。我急忙去找高亦兰，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面对事实也无话可说，只好答应在新六区另外分配一间房子给我们，世龙和小妹高兴地把家搬到了新六区七号。

这新六区七号也本是工棚，房间比老六区二号小，但整修得较好些，正好是靠着围墙的一头，门口对着煤屋，形成一个自成范围的小院子，管它怎样，反正可以躲进小屋成一统了。只是世龙没住几天就回干校去了，他们那干校决定迁到湖北沙洋，他被分配去押运大家的行李。头年地质学院已被强迫迁到湖北江陵，干校的人不愿搬，抓516又正抓得热火朝天，因此拖到现在。

此后，平时我仍住在荷花池宿舍，星期六就回家去，这时小妹也从南口回来了。我们一起做饭吃，她喜欢吃水果，每次买一斤水果，一下子就吃光了。我们的存款单被地质学院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收去，并通知银行冻结了，但在我手头还保有一张用我的名字存储的存单，原先以为这也已被冻结，一天，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银行，得知原存八百元，这时已有了近三百元的利息，我就把利息取了出来，我们又有钱花了。这冻结存款，是江青一句话引起的，她接见上海的造反派代表时，听说画家丰子恺去银行把他的存款取走了，便说这些人得的是不义之财，不能让他们取走；随后上面真的下了文件，银行也就只有执行，但只认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权力机构，清华当时没能成立革命委员会，工军宣队来校时，这股冻结存款的风也过去了，所以这八百元此时我还能取用。

有了钱，小妹去五道口商场排了几次队，居然买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有了这缝纫机，我就用缝纫机给一家四口做衣服，我们这个家又多些生气了。

批林彪又成为重点

回到清华以后，我们这个连队，派去在眷属区新林院的操场上建两层楼的教职工宿舍，给我分配的任务是用车子运送沙浆。这是重活，一般是由男劳动力来干，但也难不倒我，推着装满沙浆的车，在工地不平坦的地面上也能行走自如；我还有一个差使是上屋顶去糊缝和换掉破碎的瓦，需要随身提一小桶水泥上去，这些我都干下来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虽然这时我体重只有八十多斤，但体力已在恢复，由于体轻，在屋顶上走不易把瓦踩碎，这些瓦是强度不高的水泥瓦，很容易踩碎的。不过在屋顶上走，开始总有点心惊胆战，慢慢也就习惯了。在这里劳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太靠近清华的附属小学了，每天小学生放学，一大帮小孩就跟在我的后面喊：“黑桃尖！黑桃尖！”。北京人管扑克牌中的黑色盾牌形图案叫黑桃，牌上的Ａ字称为尖，这桃尖与陶坚同音，而经迟群在全校大会上那样郑重宣布，他们都知道我是反革命，这当然是黑的，所以就成了黑桃尖，而对敌人是不能讲仁慈的，他们这样仅仅喊喊口号，就算是温和的了。他们不象农村那些孩子向我吐痰，甩鼻涕，也确实文明多了。我还注意到，有些接孩子的家长，很不赞成他们的孩子这种行为，快快的把孩子带走，我也不理这些孩子，快快的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到了晚上，人家休息，我还得去接受当时已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的监督，也就是说要到他们中去，汇报思想，接受批判。开头专案组把我放到从铁道兵招收的学员中，他们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根红苗壮”，也就是说出身在工农兵这些家庭对共产党又很忠实的人，把我放到这些人中间，专案组那些人认为这回应该能放心了。

我到铁道兵学员中去的第一天，由一位学员主持召开监督我的首次会，这位主持人说：“领导把监督你的责任交给我们，首先我们要你交代全部历史和犯罪的经过，我们不限制你讲的时间，讲的越详细越好。”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宋泽芳也在场，我就说：“专案组的人也在这里，他们是掌握我的全部情况的，我可以保证我讲的都是实话，如果有不实之处，专案组的人可以当场指出来，无论怎样处罚我都行。”于是，我就将我如何上学，如何回国，怎样入党，曹昌彬事件及反右中我的言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表现，怎样组织红教工，陈里宁事件等等一一道来，讲了两个晚上还没讲完，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讲话，第三个晚上正在继续讲陈里宁事件时，宋泽芳匆匆走来，把主持会的人叫出去，嘀咕了好一阵子，随后又进来向与会的学员们说：“陶德坚是个非常狡猾的敌人，她企图朦骗不了解内情的同学，让同学们犯错误，我们再也不能让她有反革命宣传的自由了。打倒陶德坚！”主持人随即宣布散会。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让我到这些学员中去，所谓交给工农兵学员监督，也就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这一变化充分说明了真正欺骗群众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指不出任何我讲的那一点不合事实，怕这些还未失去真诚的青年，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对他们不利，便只能这样说了的话不算数，不让我讲下去。他们如此草草收场，我看这些学员中的明白人，也会有看法的，这也可能是再也不让我和这些铁道兵学员接触的缘故。

不让我去工农兵学员中接收监督也好，晚上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天天盖房子到了九月下旬，只见其他的人出工少了，忙着去听报告开会，还和我一起干活的人，多是他们认为有所谓问题的人。特别是突然见到二校门毛泽东塑像基座上，林彪专为清华写的“四个伟大”题词被换掉，，报上也不见有关林彪的报道了，我就猜想，准是林彪也出问题了。

大约在半个月后，宋泽芳来问我知不知道最近发生了什麽大事？我说没人告诉我，只是我从一些现象猜想可能是林彪出什麽事了。他就简要地告诉我，林彪和他的儿子林立果搞571工程准备发动政变，妄图炸毁毛主席的专列，被发觉后，驾机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沙漠上。讲完后，他要我谈谈听了这件事后有什麽想法。我说我刚刚听你说，还来不及有什麽想法。他说：“你是有顾虑，怕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我们会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我可以向你保证，既然我们是为了帮助你，只要你讲出活思想，我们就绝不会把这些拿去批判的。”我见他说得这样诚恳，我也确实有些问题搞不清楚，就说：“前些年才把林彪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还写进了党章，怎麽这麽快他就变得这麽坏？对他过去在井岗山和解放战争那一段又怎样估计？他是一开始就是坏人，参加革命是钻进来的？还是后来权大了才变坏的？”宋泽芳说：“我知道你这人想法很多，这就对了，我们以后会帮助你认识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想到，两天后全系召开大会批我借汇报活思想之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说我就是林彪的社会基础。又过了一些天，全校在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判林彪的大会，揪到会场前面去批的却是我陶德坚，他们还就是根据那些东西批我为林彪鸣冤叫屈；还有人一再上来压我低头，我绝不能低头，我懂得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他一压我，我就往前走，快走到坐在前排的群众队伍中了，他只好把我拉回去，再压我的头，我又往前走，会场也骚动起来了。压我的人被叫了回去，我仍然高高地扬着我的头。我也不去听他们怎样批，我为这次又保持了我做人的尊严而狂喜。

在全系的批判会后我就找过宋泽芳，我质问他为什麽这样卑鄙，他还满有理的说：“我们对待阶级敌人，什麽手段都可以使，我是讲过不会因为你讲了什麽就批你为林彪鸣冤叫屈，那正是我的策略，你明白了吧！”这宋泽芳是我刚到清华时教过的学生，那时他很好学，为人也看不出有多少坏心眼，这些年下来，怎麽变成了这样！

短暂的宁静

清华批林彪，可以用揪出个“林彪的社会基础陶德坚”来交了差，但林彪垮台后，本与林彪相互勾结的江青一伙，实已所处于不利的形势，这使江青在清华的爪牙迟群等人也不得不收敛一点，有一年多没搞大的动作。我的生活也稍稍得点平静，尽管这时他们丝毫也没减轻对我的折磨，除了要求我时而到木工间干活，时而去画图刻钢板外，打扫厕所，更是额外的连星期天都得去干的劳役。平时他们说的好听，劳动光荣，实际上他们是把劳动当成惩罚，还把劳动分成三六九等，扫厕所在他们看来是最低等的，和我一起打扫厕所的，都是被他们当做坏人的人，有年轻的教师，也有老教授，这些人来来去去，大多干一阵又换了人，唯独我是前前后后干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又过了好久才结束。

其实，这劳动是不是能起惩罚作用，还在你怎样看，我并不因别人看见我在扫厕所便觉得脸上无光，而是感到在为大家作好事。在鲤鱼洲，那厕所本来脏极了，加上天气热，坑里坑外爬满了蛆虫，它们爬到墙角聚集起来，结成一大堆蛹，最后变成绿头苍蝇到处飞，使人不得安宁。让我扫这厕所后，我就试着采集各种野草去治蛆虫，后来找到一种开粉红色小花的红叶子草，加上艾草切碎后撒在坑里，蛆虫就死了。我再在地上撒些白灰，扫得前乾乾净净，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回北京后，要我打扫主楼厕所，有现代的卫生设备，打扫起来没有什麽困难，更不以为意。他们想用这扫厕所让我受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对我来说，最好的是晚上可以回家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们管不着了。后来，他们认为这新六区只有少数散居户，而且都是工人；他们号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对清华的工人是不放心的，我记得从鲤鱼洲回来，每在路上碰到机工厂的武师傅，他都要不避嫌疑和我打招呼，因此他们怕我住在这里容易和其他人联系，要我搬到本是单身集体宿舍，现改为也住家属的十六宿舍。

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世龙从干校回来了，这时全国已在整顿，没有知识读物给青少年看的问题也提出来了，上海的出版部门给地质学院去了公函，说是世龙的《火山和地震》和《地球的画像》，经过工农兵的审查，认为是好书，准备重版，希望能给条件让作者修订。当时地质学院还是军宣队掌权，但高元贵复出的呼声已高，还已有一些原来的干部已被起用，世龙很快得到批准，回北京来修订他的书。世龙回来后仅一个多月，高元贵就被请回来担任了地质学院的党政第一把手，派驻地质学院的军工宣队悄悄地撤走了，高元贵争取到更换地质学院迁到江陵的决定，将干校的人召回北京。大队人马回来了，纷纷在地质学院重新得到住房，世龙所在的教务部门也给他找到一间很大的屋子，但是我那个专案组的宋泽芳等人，不许我到地质学院去住，世龙就放弃这间房，仍在清华伴我同住。

世龙回来后抓紧修订他的书，随后又被当时改成国家计划委员会地质局的书刊编辑室请去编书和写书，他以写文章致祸，现在又干起来了，也就不枉我把他那些卡片带到鲤鱼洲又带回。

这次世龙回来前，过去扣下他的工资全部都已补发，原被“革命委员会”收去的存款单也发还给他了，回来去银行办了解冻的手续，光利息就得了八百多元，我们买了新的电视机，还给小妹买了手风琴，家里又热闹起来了。

只是这时清华园里的政治环境仍未改善，在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江青一伙的地位得到加强，迟群在清华的副手谢静宜还当上了中央委员。我仍得向宋泽芳这样的人汇报思想，天天去打扫厕所，放暑假了别人休息，我还得去扫，不过还算扫完了就可以回家，不必再上班，回到家中，世龙总是给我准备了用冷水凉过的德州大西瓜，那西瓜真大，两个人一次半个也吃不完。

在这表面的平静下，江青及其爪牙迟、谢等人，以清华、北大这两校为大本营，酝酿更大的夺权阴谋，发动评法(家)批儒(家)，一时用“梁效”等笔名，实为两校大批判组写的，吹捧秦始皇，抨击孔夫子的这类文章，在全国起着带头作用。开始我们也不完全明白她(他)们的用意，只觉得有些古怪，世龙不管这些，趁这时旧书店为配合讨论“儒法斗争”，把许多属于“四旧”的书籍又摆出来卖时，低价买回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书，屋子太小摆不下，就只好堆一些在床下。

到了这年秋冬之际，永明全家到北京来了，由于陈里宁案件曾轰动全国，而后来批我的大字报在许多城市转抄，尽管多年不通音信，他们坚信我不是什麽反革命，这次他们带着儿子小禹，去广州德逑处接回女儿小然，不怕牵连，专程绕道北京来探望我们。

永明一家的来到，给我们带来了欢悦，小然很恬静可爱，小禹那时才一岁多，在表演完他的节目后一鞠躬，然后仰着小头哈哈大笑，大家也跟着笑起来，我们的家里出现了久已没有的笑声。我找到专案组要求陪他们出去玩一天，这回居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我们就近到了颐和园。世龙和小华前去江西看我的途中，在杭州买了一个照相机，这回发挥了作用，给我们留下了好多合影。永明这次来，还带来了德逑一家和致姐等的问候，他们都知道我已被打成反革命，但也都不相信我是反革命。

正是永明一家到来这些天，清华园内的空气又紧张起来了，干部们忙忙碌碌，不断地开会，一天，由迟群作重要讲话的全校大会召开了，人们鸦雀无声地排成队，神色严肃地进入会场，永明看到了这个情景，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回来后一问，才知我被排除在外，不许去参加，这对我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永明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苦，但看到我受到这种歧视，非常难受，不禁哭了起来；这哭是他认为我是冤屈的，应该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人的尊严。世龙直说迟群这种人作报告，有什麽了不起，不听还好些，还劝他们赶快离开。因为他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又要来了，而他这回大概又会被卷进去，他摸了迟群的老虎屁股，闯下大祸了。

第二天，永明买了火车票，回青海去了。这短暂的宁静也随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