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山红”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
鲤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