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军宣队进校各自东西

工军宣队进校

工军宣队进校前夕，红教工被关押的人，除我外都放回家了。工军宣队进校后，原校党委所有成员除蒋南翔外，都和我一起关进生物馆二楼的一间大屋内，由于他们全是男的，便用屏风隔出一个角落，让我住在里面。

工军宣队来了后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这些人每天早晚都要向东方排好队，手拿“红宝书”即《毛泽东语录》放在胸前，跟着念看管人员规定的那几条语录；然后每一个人都口中念念有词地向毛主席请罪，最后是将“红宝书”高高举过头顶，并有节奏地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再一个变化是，把蒋南翔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我则是在开蒋南翔的批斗会时拉去陪斗，压力减轻了。

第三个变化是，伙食改善了，不用再吃那有虫子的窝窝头，对我最实惠。

到九月份，更使我高兴的是，小华小妹从青海回来上课了。听说地质学院也已进驻了工军宣队，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已被夺权，世龙也放回家了。后来才知道他被放回没多久，就又被工军宣队更严格地关了起来，因为他那颠覆红色政权的罪名虽然不能成立了，但这工军宣队认为他发表讲太阳里有黑子这样的文章，便说他在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伟大领袖，过去那些整他的人是闹派性也没水平，没有抓住要害，现在最忠于毛主席的的工人和解放军就不能放过他了。当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总以为这回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了，我们该得到正确的对待了吧。但渐渐感到，清华这号称毛直接派来，上面是江青在抓的工军宣队，也就是那麽回事，在他们管制我的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生物馆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土木馆，和土木建筑系被审查的人关在一起。一位姓郭的工人(人们称他为大老郭)，负责管理这些人，专为我开的批斗会不少，斗别人时常常还拉我去陪斗；那时的批斗会犹如马戏表演，被批者如是名人，看客才有兴趣，展览的名人越多，越能吸引观众，所以这些斗争会常常是台上站了一大队。我在清华这时已是大大有名了，所以许多斗争会都要求我出场，我也习以为常，反正现在是工军宣队，得讲点政策，在台上不会再有人按我的头，我只要站着就行了。至于那些批判发言的内容，我是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敢说那些上台发言的人也早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麽。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一天清早，土建系师生去参加秋收，我们这批关押着的人也参加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队伍集合时，每个人都要把红宝书举在胸口，突然，和我们一起关押着的吴良镛先生被揪了出来，原来，他忘了带红宝书。工宣队大老郭翻着吴先生的背包说：“吃饭的餐具带得很齐全，连消毒用的酒精都带了，为什麽最重要的红宝书你不带，这是什麽问题？打倒吴良镛！”吴先生低头弯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认罪！”队伍出发了，到地里抱麦子，我长期被关在屋子里，能有机会在这田野里活动一下身体真好。中午休息吃完自带的午餐，现场批斗会就开始了，吴先生倒霉，成了这场批斗会的主角，我和其他受审查的人站在一旁陪斗。这些被斗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大帮农村的孩子发现了我，批斗会一结束，他们就围上来，向我吐痰，甩鼻涕。我赶紧去追队伍，他们还是围着我不放，鼻涕、浓痰继续不断向我袭来，幸好我穿的棉大衣是连着帽子的，起了保护作用，但脸遮不住，满脸都粘的是这些脏物。带队的工宣队员大概也看不下去了，赶开了这帮孩子，我才得到喘息的机会，找了些麦秆初步清理一下，再用毛巾把脸擦乾净。回到土木馆后，脱下棉衣，才发现帽子及大衣上全布满了鼻涕浓痰，我一边刷洗，一边呕吐，这真是比那一次斗争会都更难受的一次。当时我还想，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我能说他们什麽呢？现在我倒觉得，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表面上讲仁义道德的，其实还有实在的一面，鲁迅先生看得最透，这就是吃人！我深为此而悲哀。这些孩子也不能说是不懂事，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对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才对呢，多年来在中国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谁能说没有成效呢。

这个特务故事怎样编呢？我想，一个特务肯定有联络暗号，我的暗号就叫零三吧，联络人自然是我的三姨了，反正三姨在香港，他们抓不到她。特务自然要刺探国家机密，我这辈子接触过的机密无非就是光栅机；对了，听说这光栅是导弹发射装置中起自动控制作用的元件，这就可以和国防挂上钩了。于是这个特务故事就编成了，虽然现在看来故事的漏洞很多，但大老郭得到我用这个编造的故事写成的材料时，真的当个宝，当时我心里还觉得真有趣。但事后不久就感到不该这样恶作剧，尤其是我看到工宣队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队员，很象当年参加反贪污工作的我，我当时就和他现在一样，真心实意盼着张振武交代出好多问题，然后给他宽大处理。我想，当时张振武还是老老实实地没有耍我，没有给我找麻烦，我现在怎麽耍起他们来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找到大老郭，告诉他我是在胡编乱造，并承认这是我的错误，要求收回交给他的我写的这些东西。大老郭说：“你想翻案，办不到！你给我们闹了个真真假假，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的交代，有真的部分，你是收不回去的；也有假的部分，要蒙蔽我们也不那麽容易，这份材料可以退给你，你要重新写。”我再次郑重地对他说：“这份材料全部是瞎编的，我已讲明白了，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了。”我知道，当时他们认准了我是个特务，那就由他们去查个水落石出吧。此后无论他们怎样追问，我都是这个态度，再没有说什麽。这样僵持了半年多，一直是每班四个人，每天三班共十二个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着我。

一九六九年夏天的一天，大老郭找我去，对我说：为了查清你的问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每天派这样多的人守着你，也是为了怕你寻短见，可见组织上对你是多麽关心，等等。虽然他矢口不说他们怀疑错了的话，但我心中明白，这是他们查清了我毕竟不是什麽特务。果然，看守的人随即减少了一半，到九月中，他们放我回家了。

各自东西

一九六九年九月，大老郭终于下令让我卷铺盖回家了。我的家已搬到老六区二号，这是临时建筑的工棚中的一个房间，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屋内有一水池，能住人的面积就更小了，但我们一家四口终又能团聚。小华小妹都已长得比我高，孩子们争着告诉我，是她们两个把家搬过来的，当时我和世龙都被关起来了，邻居复员军人李家的两个男孩欺侮她们，把门上的玻璃打破，往家里扔沙石和煤灰，有个校警又找学校管房的人让他搬进这二区六十号，而要两个小孩搬到六区去。搬家的时候，没人敢去帮她们，难为两个孩子，把那麽大的床拆开，将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到三轮车上，小华不会把住车把，是小妹把住，小华在后面推，就这样分了多次，一趟一趟全运到了六区。因为房间比原来小了许多，东西放不下了，她们就把沙发放到大床上。

他们还说，搬来那天晚上，清华两派就打得很厉害，从主楼那边还传来了枪声；她们吓坏了，但所能作到的，也就是赶紧起来把窗关上。这六区住的都是工人，工人的孩子不欺侮她们，还和她们玩。她们这时早已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小妹学会了一手发馒头的手艺，馒头蒸得又白又松。小华说她们还在冬天储存了大白菜，因为只能放在房外面的小煤屋里，冻起来了，她们就每天切一截，再买一角钱的肉煮来吃。那时清华除了还管我的伙食外，是什麽钱都不发给我了，小华还告诉我，他们是每月从地质学院领来每人十六元的生活费，省着点花，在那时还能维持，星期天两人就骑车出去玩。小妹喜欢吃冰棍，遇到小妹不高兴，小华就买根冰棍给小妹吃，小妹就高兴了，小华自己却舍不得吃。听到这些，我的眼泪直往肚内流。所幸的是，她们两姐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能这样互相关心照顾，小妹有主意，小华爱妹妹，后来又有永明接到青海，避开当时清华越来越残酷的武斗，在那个年月，能够平安无事就很不错了；世龙也是亏得那时被关在地质学院，否则那些抓不着我的人难免不去整他，就这样还有人造谣说世龙在清华参与了武斗，清华的工军宣队还派人去调查过呢。

我听他们说呀说呀很兴奋，但是我自己什麽话也说不出来，自从我向大老郭宣告，再没有什麽可以交代的了，就很少说话，说话似乎已不习惯，这次回来说话时，听着自己的声音都有一种陌生感。

这时世龙的问题说是已弄清楚了，给他“落实政策”，最后就是因为他发表过太阳上有黑子这类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判断他在攻击伟大领袖，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敌人一类，不过没给他戴帽子，叫做帽子仍拿在“群众”的手中，如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他戴上，这算是从宽处理了，开始发给大部分工资，也可以回家，但因常集体去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在家的时候仍不多。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回家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全家四人到天安门广场去照相，因为小华很快就要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去了。在照相时我发现，大概是很久没有笑过，我脸上的肌肉僵化了，经过努力才使自己做出笑脸，但总有些不自然，和孩子们照，和世龙照，都表现不出欢乐的样子。但是，我的心是甜的，我的心在笑，看到小华小妹两姐妹这样亲，长得这样好，都是漂亮的大姑娘了，我真高兴。以前是我骑车带她们，现在，因我好久不骑车了，这次出去，从老六区到南门，还是小华骑车带的我。

小华这时最耽心的是，这次上山下乡不知会把她分配到那里。她知道大多数人都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听说也有少部分人会到内蒙、云南等地插队，她怕因为我的关系，不能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到建设兵团去。我更是提心吊胆，只能祈求上苍不要因我连累了小华。终于有一天，小华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她已得到通知，分配到建设兵团了。谢天谢地，我们赶快为她准备行装，她得到一张买木箱专用的票证，世龙拿去海淀买回一个大木箱。但小华一定要把这大木箱留给小妹，自己只要了那个我从香港带来我的祖母留下的破旧的漆皮木箱。那时日用品奇缺，象木箱这样的东西，一般买不到，只是因为小华她们这批青年要上山下乡了，才特制了这批木箱，供她们凭证购买。

一九六九年冬，当时是副统帅的林彪，发布了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个号令，在北京地区，被他们认为不适合留下来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在年底前搬出北京。这一声号令在当时真是作到了雷厉风行，北京各高等学校以及许多机关团体，大多是在外地农村建立所谓干部学校来安置这些迁出的人，这种作法是以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回复林彪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依据，所以一般简称为五七干校。

世龙被派作建立地质学院在江西省峡江县的五七干校的先遣队，很快就出发了，这以前不久，他接连从“敌我矛盾”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降为“拉入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说作为敌人，他可以算也可以不算，现在就放他一码，不算了。这是8341部队创造的经验，在当时，世龙也算得了点眼前的实惠，发给他全工资，不限制他回家，但是他马上又得到江西去了。这时我还在过那种军事化的生活，世龙临行，不让我回家帮他准备，更不让我去送别，他也不肯搅扰小妹，是一个人悄悄走的。

世龙去江西后不到一个月，我们这个连队一部分人，也被赶到清华大学设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清华和地质学院不同，大概是当时上面觉得地质学院没什麽存在价值了，他们是大部分人都到了五七干校；清华大学当时仍是上面在全国创典型，用得着的一支力量，所以我们这个连队去鲤鱼洲的人，多是他们认为有这样那样问题、或是无用的人，也有少数是他们信得过，派去管人的。我这样的人当然是在发配之列，通知后马上就得走，出发前还抓紧时间开了个党支部会，通过开除我的党籍。

当时清华经过整党，党员重新登记，已经重建了清华大学党委和各级党的组织，迟群是他们的党委书记，他们有权开这样的会了，迟群也有权批准开除我了。急急忙忙开这个会，大概还有这样一个原因，原来党支部包括“万山红”那些人，已又成为工军宣队的依靠力量，他们大部留下来另有重任，不去鲤鱼洲。

开除党籍我早已料到，这不过是早晚的事，他们要求的一点人性也不能剩下的那种党员，我也不想当了。

我这一走，就剩小妹一人在北京了，她的老师说，小妹可以住到学校去，再过半年小妹也初中毕业了。我和世龙都觉得让她在这里完成学业好，经过安排，我去鲤鱼洲后，小妹搬到建筑系女教师叶歆的房间里去住，叶是我在天津大学的同学。世龙留下一部分工资在地质学院的留守处，让小妹每月去取用，总算是安置好了。

出发前，我被允许有几天时间回家收拾行装。回到家中一看，真是家徒四壁，实在没有多少东西需要收拾了。世龙行前，已把借地质学院的家具都还了，还和小妹把大部分多年收集的图书都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小妹也已把她需要的东西装进了小华留给她的大木箱，家中只剩下一个空空的书柜，一个小衣柜、一个碗柜和一辆自行车。我们的自行车在小华小妹去青海时已经卖掉，是后来买的一辆女式旧车。我把碗柜的腿锯下来，当成箱子来放厨房用具；小衣柜则用来放我的衣服被盖。这书柜的门是玻璃做的，我给它钉上木板保护起来，这里面没有书了，但还有世龙抄录的资料卡片，这次去江西，他没带这些卡片去，是他因写文章招来这样的大祸，不想再写了，但我还舍不得丢掉，便全部给他带到了鲤鱼洲。我相信这世界总有一天会变过来，回复真实。我买了些草绳把三件家具和自行车都绑好，我的行装就收拾好了。

这样，我的全部家当都带走了。还有一张单人床(另一张为陈乐迁借去)和一张方桌两个方凳，是向清华借的，就留在那里。

临行前，我和小妹去了一趟海淀，给她买了两张单人床单，便于替换着用，买完后，我只剩下十元钱了，还要作为到鲤鱼洲后头一个月的伙食费，我实在没有多馀的钱可以留下了。回到家中吃过晚饭，我正在门口站着休息，也许是心里过于伤感了吧，我突然觉得要休克了，叫小妹快来扶我一下。小妹赶来刚拉着我一只手，我已经倒下了。我的脸擦在水泥地面上，右脸上一大块皮擦掉了，同时清醒过来，小妹看见我这样子吓坏了。我安慰她说，不要紧的，只是擦掉点皮，很快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