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庭碧荷

颠沛流离

爸爸偷渡香港妈妈的副业挤平价米

重庆第一女子中学 告别重庆

聚首南京做曲奇饼反饥饿 反内战演出《悬崖之恋》

回广州

去香港永强无证摊贩乡村师范

到北京去

唐山工学院抗美援朝傻丫头

三反运动入党和罗磷分手

我真真的恋爱了结婚春华的诞生

又搞运动了森华的诞生进修

世龙笔耕

曹昌彬事件反右派

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抢救小妹婆婆当会计小华学代数

研究防微震

艰难岁月妈妈来看我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切都“黑”了干部下楼在恐怖的阴影下

不能再躲下去了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

精神病?政治犯?

沈孝宇事件

68.2.21

工军宣队进校各自东西

来到鲤鱼洲

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熬到了江青迟群垮台

别了,清华!

68.2.21

尽管井岗山兵团拒绝了清除“陶德坚之流”,但四一四派始终盯着这些人,红教工中许多人已不敢出来参加活动,仍然经常聚在一起的只有张家廉、侯虞铿、朱起鸣、来晋炎、林贤光、曾昭奋和我这几个人了。我们人虽少,但心里很清楚,是那些人不择手段地诬陷我们,以达到把我们孤立起来再一个一个地收拾掉的目的。我们应该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经过商量,决定建一个红教工广播台。我们得到同情红教工的职工和学生的支持,把生物馆的顶楼作为播音室,来晋炎负责设备的安装,其他人一起去架设线路。建成后由朱起鸣担任播音员,林贤光负责搜集消息,其他人和我写广播稿。为了防备四一四派把我抓去,我就住在生物馆,这里是团派控制的地区,生物馆顶楼要经过几道门才能进入,如有情况还可及时广播呼救。好在这时世龙又常在家中,做有好菜时便由小华小妹轮流送来,小华还每晚到生物馆来陪我,真是难为她了。当时她才十三岁,在晚上来爬上这生物馆的顶楼,她一定是害怕的,但是她告诉我开始有点怕,多爬几次也就不怕了。看得出她是在使我宽心,故意说不怕了。我的好孩子,妈妈没能照顾你们,反而要你们来照顾,我真不是个好妈妈,我欠你们的太多了。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一九六七年就这样过去了,世龙那里也没有新的情况,清华的两派都忙于在社会上活动,而中央文革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已一个一个倒了。还听说,谢富治已把陈宁又抓了起来,说他不止是反对刘少奇,而且反对毛主席;这就是说涂改毛泽东的书又成为问题了。谢还向群众表白,他对毛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听到谢富治这样的表现,我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当初秘密逮捕陈宁,后来无罪释放陈宁,都是谢富治干的,陈宁不再抓起来,他是不能安枕,我是知道这些内情的人,他能放过我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林贤光从井岗山总部的动态组拿来头天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天津文艺界的讲话记录,这些讲话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天津市打算召开的一个文艺座谈会,和《新时代的狂人》这台戏,称之为“黑会”和“黑戏”。还说陈宁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坏人将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会上点了天津市原公安局长后结合进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江枫、原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王亢之、原天津市文联主席方敬和作家孙振,说他们是坏人。在讲了这些以后,康生特别叮嘱:你们不要忘了清华大学的那几个坏人。这明显是指我们这几个出头清查陈宁被秘密逮捕和送到精神病院这一事件的人了。在当时,那康生经常时说这人是特务,那人是叛徒,而一经他点出,这个人的罪名就定死了,无需任何证据,也无从辩白,因为康生的话就是证据,就是结论,许多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经不起康生一句话,何况我们这些草民。

就是这个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康生、江青等发表的讲话,使我们面临灭顶之灾了!

在生物馆顶楼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办法,总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江青在会上没有讲到陈宁的问题,而陈宁放出来后还到过北大,支持过聂元梓,我们还幻想是康生、谢富治蒙蔽了她,如能让她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许我们还有救。于是由我连夜赶写出一份叙述陈宁事件始末的详细材料,写出后仍由我立即送到聂元梓的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我,收下材料,答应很快就交给聂元梓。

材料送出后,我们就解散了红教工广播台,将器材收好,相互道别后就各自离去,我回到家中,世龙已知道这些情况,此时他也没有主意了,只能等着这无法抗拒的打击的到来。

在家中呆了没几天,一个早上,两个学生进来要我跟他们走,我认得他们是团派的,心里安稳一点,便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丙所,要我交代与沈孝宇的关系,原来是一个招待所,现在是团派保卫组的所在地,晚上则把我关在院子中的一个四面都钉有木板的岗亭里。这岗亭本是他们用来关小偷的地方,只有一米见方,中间放了一张小课桌,就没有什麽空的地方了,我就蹲在课桌上面过了一夜。这是三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气,夜里还很冷,如果坐着,两条腿悬下,一会儿就会冻僵;我蹲在上面,可以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两条腿,使身体暴露在外面的面积缩到最小。但是,这样蹲久了腿又会发麻,我便隔一阵就站立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再蹲下来缩成一团。就这样来回变化姿势,不觉得就到了天明。

天亮后我离开了这丙所,并不断的转移,大概是怕四一四派来抢去吧。当时这种被上面点了名的人,各派都要抢着去抓,以表示自己最能紧跟,何况我早就是他们想打倒的人。

到了晚上,这些团派的学生将我押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清华园游街示众,一路上高呼打倒陶德坚的口号,我看见大字报栏上全是打倒陶德坚的大标语。游完后又把我押到大礼堂开批斗我的大会。在后台,几个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为我准备来一块大钢板,上面写有我的姓名并被打上一个大×。这钢板上还钻有两个小洞,用钢丝穿过去,用来挂在我的脖子上,这是很折磨人的刑罚了,但是他们在将钢板挂上去时,显然是有意将我连在棉大衣上的棉帽子垫在钢丝的下面,我会意地从内心向他们致谢。接着是另外一位也是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把我押上台,可能是他想在公众前表现一下和我划清界限吧,凶狠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要我跪着,我就势坐在地上,胸前的钢板也落地斜靠在我的身上,那人又猛然将我的头按下,我的脸正好擦到钢板的边缘上,鲜血马上流了出来,我不顾血在流淌,仍尽力昂起我的头,这时热血象蚂蚁在我脸上爬似的,慢慢爬过我的脸,一只一只落在钢板上,后来不觉得有蚂蚁在爬了,这是脸上的血已凝结,只觉得热辣辣的。此时的脑袋是空空的,别的都不想,只求能维持现在这姿势不再折腾就心满意足了,因此这个会究竟批了我些什麽,一点也没听进去。

批判会结束,他们把我关在卡车里,在清华园内绕来绕去,最后把我送到荷花池旁边的用单身宿舍改成的肝炎病房里藏了起来,可能是关在这里不容易被人想到吧。他们怕别人把我抓去。果然,四一四派始终未能抓到我,但是听说把世龙和红教工核心另外几位成员抓去斗过一次。在此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未能和世龙见面,连他的消息也很少了。

过了没多久,朱起鸣、侯虞铿、来晋炎也被团派抓来,关在生物馆的二楼,我也被转移到那里。团派还成立了专案组来审查我们的问题。在专案组工作的是些学生,他们在看我的档案时,发现按我中学毕业证书上的年龄计算,我后来报的年龄少了一岁,他们认为这是我隐瞒了一年的经历,结合到三姨两次来北京看我,便怀疑我可能是个派遣特务,趁文化大革命出来兴风作浪;这一年隐瞒下来的时间,正好是用去受特务训练了。如果他们这设想得到证实,那他们不仅和我划清了界限,还立了功哩。因此极力从这方面追问。我告诉他们,过去计算年龄多是按虚岁,即比现在按实际年龄计算要大一岁,我的履历是连续的,每年都有证明人,你们可以仔细查考。这些学生终究还不象“万山红”及其背后那些人可以不顾事实去捏造,查了一阵没查出什麽问题也就不再查了,我们也被撂在那里,好久没人来过问。后来才知道,这时清华两派的斗争已升级到武斗,到七月二十七日,上面派来了由毛泽东的警卫团8341部队和北京市几个工厂抽调出来的人员组成的工人和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再次夺了清华大学的权,我们也被这新来到的掌权者接管了。

在工军宣队到来以前,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关在生物馆二楼,一人一间房,互相不能通声气,过起了近似牢狱的生活,每天早上被放出去倒尿盆和打回一壶冷水,一日三餐都是看守从食堂取来后,交给来晋炎分配给我们,因为他被认为问题较小,对他比较放松。主食尽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经常是只有很少一点淡而无味的白菜萝卜,偶尔有点别种剩菜混在里面,特别是夹有小片肥肉时,吃起来就觉得其香无比,回味无穷。有时来晋炎家里给他送来点大头菜之类的咸菜,他也分些给我们,那就是顶好的伙食了。

别人见不到,来晋炎因负责分配伙食,我还能见到他,见面时也不能多说,只是说无论如何要多吃点窝窝头,把身体养好。说起这窝窝头,要把它吃下去,已是一件难事,何况要多吃,所以才这样互相勉励,因为这不是平常吃的那种虽粗糙但还乾净可口的窝窝头。这窝窝头是用保存得不好,长有许多小虫的玉米面做的,拿来后,只要把它弄碎,放在凉水中一泡,死了的虫子和它们蜕下的皮就浮上水面,聚集成厚厚的一层,而我平生最怕这虫子。对我来说,需要用水泡洗两次,才能勉强咽下去;开始还一吃就吐,后来渐渐习以为常,不在意了。

这是在四、五月间的一天,世珉带着小华小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孩子们都长高了,还有点拘束。世珉在去年已和永明结婚,现正怀孕,因她仍独自在宁夏,无人照顾,这次是去广州德逑处生育,顺道去地质学院探望了世龙。原来在我被关起来后不久,世龙也被王大宾派人把他单独拘禁在地质学院的学生宿里了,这是当时上面提出要反击右倾复辟,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王大宾等趁势收拾地质学院一大批对他这个革命委员会持不同意见的人,高元贵被诬陷为组织力量阴谋颠覆红色政权的罪魁祸首,世龙和刘普仑等一向支持高元贵的干部自然都不能幸免,听说有十多人被关了起来。世珉去看世龙时,这场闹剧已由王大宾等取得全胜收场,高元贵和世龙都被分派到地质学院的煤场去劳动改造,并住在那里。世龙的存款已被冻结,工资也被取消,连两个孩子算上,每月只发给三十几元生活费(我的工资也早已不发了)。当时也没说得这样详细,只知道小华小妹已自己独立生活好久了,二区六十号的住房也已被人强迫两个小孩搬出,现住在六区简陋的工棚里,永明已托人不久即把小华小妹接到西宁,世龙还打算把她们的户口也迁到永明那里。听到这里我就急了,要世珉立即把户口本拿来给我,我不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查明真相,恢复我们的自由,如果孩子们的户口迁出北京,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小华告诉我,小妹作主,已将两辆自行车卖了,用这些钱作旅费到舅舅那里去,还说小妹为这些事操心,头发已白了几根。我多可爱的孩子!妈妈对不住你们,害得你们流离失所,幸好还有舅舅可以投靠,到舅舅那里去吧,永明好弟弟,你在这时能把小华小妹接走,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