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案件忙过去，红教工在群众中渐渐有了些影响的时候，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井岗山总部动态组工作的林贤光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地质学院出了批判沈孝宇的大字报，“东方红”中掌权的一派就要开会斗争他，公安部五局还准备在会后把他抓起来，而这些事都是经过谢富治批准的。这沈孝宇是地质学院红教联水文系的负责人，两个多月前，我们曾请他和地质学院另外三位红教联的教师到清华来座谈，他在会上介绍了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体会，由於他有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实际感受，联系到多年来他感到的党内的问题进行反思，谈得很实在和生动，当时来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教工约有二百人，对他的印象最为良好和深刻。现在怎麽突然要把他抓起来而且还惊动了谢富治呢？我和红教工不少成员都很关心这事，立即赶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
这些大字报数量还不是太多，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点：一是准备为右派翻案，二是发表反动言论。
所谓为右派翻案，从大字报上看，仅是一种推测，只因为沈的妻子被打成右派开除出党后，沈没有和她离婚；在沈领导的战斗队中，还有一个成员为了等待戴着右派帽子的恋人，一直保持着独身的生活；一位摘了右派帽子的教师，居然也被允许参加了他这个战斗队。我们看了后，并未觉得这是什麽大问题。
所谓反动言论，倒是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有一份大字报自称是“沈孝宇在清华红教联讲话记录”的全文，而这个“记录”和我们听到的有很大出入，大字报中有沈说现在的党已烂掉了，要从零开始，重新建党。我们都没有听见他讲过这样的话，那次会上他不过是从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想到了自己不能再作驯服工具，讲到了党也应该改造，并无否定共产党之意，只可惜当时没有防备，没有录下音来。这位不敢写出自己真名实姓的“记录者”，为什麽不当时就在清华提出，而是在事隔两个多月后，才将这个所谓讲话记录抄到地质学院来张贴？我还得到一个消息，“万山红”的人已到地院来忙碌了好几天了，清华到地质学院看大字报的人也突然增多。
就在去地质学院看大字报后没几天，地院“东方红”召开批斗沈孝宇大会，但他早就躲起来了，他们抓不到，便在头天晚上把世龙骗到地质学院去并稳住他，因为世龙和沈孝宇发表过反对“东方红”头头朱成昭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抓不到沈孝宇不妨用陶世龙来顶替，等到广播通知大家去开批斗沈孝宇大会时，强拉世龙和沈孝宇领导的战斗队中那位已摘掉右派帽子的教师到台上，但会上的发言都是针对沈孝宇的，世龙在台上不断地反抗，呼口号，台下的群众都看得见，弄不清是怎麽回事，於是批斗会就草草结束了。
此后，好一阵地院大字报栏再也没有贴出新的关于沈孝宇的大字报，公安部五局也没有抓沈孝宇，沈孝宇的事在地院好象烟消云散了。
又过了一些天，傍晚时分，突然有人告诉我，地院一批人把沈孝宇和陶世龙拉到清华来游斗了，整个清华园都喧腾起来，世龙不断地挣扎。他们在清华大礼堂周围游了一圈后就回地质学院去了，世龙在半路回了家，他的手腕被抓他的人扭坏了，两只手肿得象馒头。我问他是怎麽一回事，他说这是水文系一批支持朱成昭的学生干的，那天傍晚，他和另外三位水文系的教师正在沈孝宇家中谈话，闯来一批学生把沈带走，看到世龙和另外三位教师，便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在这里太好了，你们跟我们到宿
去，有话要问你们，原来他们要世龙表态承认沈孝宇是反革命右派，可是世龙不仅不承认，还说沈是革命左派，这就激怒了他们，把他扭到地质学院北门，去陪着沈孝宇到清华游斗。奇怪的是，这场游斗并未在地质学院进行，此时地质学院那边也没再批沈孝宇，倒是在清华园内出现了批判~沈孝宇同时批判陶德坚和红教联(他们有意避开“红教工”)的高潮，有一份大字报是所谓沈(孝宇)陶(世龙)陶(德坚)的言论对照，编造的手法，仍在突出沈是反革命右派，而我和世龙与他同气相投，都是漏网右派。
有些红教工抱怨我们受到沈孝宇的牵累，我认为不是这样简单，地院多数人对批沈孝宇并不感兴趣，对说沈是右派也并不那样害怕，在他被斗后仍有不少人公开或暗地支持他。但是在清华就大不相同了，也许因为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我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清华在一九五七年对右派的打击留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校党委到工作组都是挥舞右派的帽子来压制不同意见，虽然毛泽东说这是何其毒也，予以否定，但并未追溯到一九五七年，因此把五七年的右派拉出来，人们还是不敢沾边，特别是在清华，真有点谈“右”色变。看来是上次他们出了我一批大字报并未能搞垮红教工后，正好利用沈孝宇来再一次大做文章。没有沈孝宇这件事，他们也会制造别的事端，关键在於他们对红教工里的这些“贱民”居然也敢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十分反感，认为这就是右派翻天，如不扼杀，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统治清华的基础。
果然，清华园内的大字报很快就从批沈转为以批判陶德坚和红教联为中心了。对陶德坚的批判，也不局限在当初“万山红”编造出来的那几条，而是把蒯大富这一派的一些观点，如认为清华十七年来都是修正主义黑线在主导，需要彻底砸烂旧清华“大翻个”等等，都作为陶德坚的反动言论拿来大批特批，大字报无需引述根据与来源，只需说这是陶德坚说的就行了(文革后张家廉曾问当时指导这次批判的罗征启，批陶的那些反动言论都是从那里找来的，罗坦白承认，当时是把在社会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们认为是反动的言论，都放到陶德坚的头上)；把红教联说成是一堆坏人的组织，在大字报中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他们说国民党、托派、肃反对象、舞女、经济不清的人还有司徒雷登的座上客等等都参加了红教联，红教联实为黑教联，陶德坚就是国民党残渣馀孽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右势力的总代表。实际上所谓国民党是指有位教授过去集体参加过国民党；所谓托派则并无其人。红教工中确有人当过舞女，那是因家贫无奈，时间也不长；所谓司徒雷登的座上客，不过是这位音乐教师曾为司徒雷登作过演奏而已，至于经济不清究竟是什麽问题，他们也只能含糊其词；说到肃反对象，显然是指的林贤光，这事我很清楚，林的母亲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也与一位天主教的神父相识，共产党接管后，这位神父被抓进监狱，说他是间谍，林贤光也因而在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中受到审查，查的结果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查错了对象，但不仅不给人家陪礼道歉，现在更又把这“肃反对象”作为一顶摘不掉的帽子拿出来了，真是到那里讲理去！其实，就是按共产党当时的政策标准，他们也在红教工中找不出一个坏人，故只好用这种捕风捉影的手法，加给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