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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朱起鸣等赶回红教工总部，已经是傍晚时分，不少红教工闻讯赶来，当时正在召开紧急核心会，研究去十三局的行动，大家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核心组成员了，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纷纷发表意见，对于这次行动均无异意无需讨论，关键是怎样能快速地得到十三局的准确地址。张昌龄教授说，他时常到秦城那边山上打野鸭子，看到山脚下有一组建筑类似陈 里宁画的图，当地老百姓说是圈人的地方，大家都认为那恐怕就是十三局了。于是当即派张先生和来晋炎骑摩托车前去打探。
在核心组会上，对这次去十三局作了周密的部署：由我和侯虞铿带领红教工第一梯队40人；张家廉和林贤光作为留守，必要时张作为第二梯队负责人支援第一梯队；林贤光负责组织第一、第二梯队的井岗山兵团的学生队伍；朱起鸣留守安定医院与王光宇保持联系，并在我们出发后及时向王光宇报告我们的行踪，必要时争取中央文革具体的支持(我们去十三局的行动计划王光宇已认可)。
我抽空回家与世龙告别，我对世龙说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万一回不来，两个孩子就全靠你了。他不赞成我们去十三局，他认为这些事由学生做比较恰当。我觉得，从总体来看，我们也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但我们也不能退，这样太不仗义，而且这事从头到尾只有我们是最清楚的，我们对这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也不再说什麽了。
大约晚八、九点钟，张先生和来晋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们按照张先生的记忆，在山脚下找到了十三局，十三局外有一大开阔地作为停车场，他们怕暴露只在远远的路口上，看清十三局有卫兵守门，院后靠山的岗亭有荷枪卫兵把守。朱起鸣问清了去十三局的具体走法，就立即赶回安定医院去通知各单位了。
林贤光陪我去井岗山兵团发动了约六十位同学参加第一梯队。晚十一时，红教工约四十人和这六十位同学一起分乘两辆轿车出发了。这次出发前赶印了大批造反守则及造反宣言，分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造反宣言为要求交出陈 里宁档案及为陈里宁平反。造反守则为不许进监狱院门；不许私自动档案；不许动武器；不许向外泄露十三局的具体地址；这次行动不许向外宣传。
晚十二时正，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清华“红教工”及安定医院等五单位分乘五辆车均到达了十三局门外的停车场上，我们又把造反宣言及造反守则分发给其他单位。本来，我想把队伍集合在离十三局大门外一百米处，每单位派一负责人进十三局交涉，但是学生们笑我太胆小，根本不听指挥，一下子都涌到了十三局的门口，近三百人在大门前很有声势，我赶忙挤上前去让各单位负责人先进去交涉，十三局的干部也表示愿意与我们的代表谈判，铁门刚打开一条缝，代表们还没有全进去，学生们已一涌而入。这时，探照灯把院内照得通明，半山上的机枪正俯视着我们。我怕学生们冲过界限，赶忙请安定医院的工人师傅组成十人的人墙，紧紧把住通向监狱的门院以防止我们的人误入监狱。我们在院内寻找档案室，准备贴上封条，以免陈 里宁的档案被转移。但所有的办公室都已黑灯锁门，在外面也看不清那间是档案室。这时，候虞铿告诉我已分别与张家廉、朱起鸣通了电话，朱起鸣说王光宇他们正关注着我们的行动。又过了一会儿，总机房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我接电话，我赶紧对周总理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守纪律的，我们已派人守住通向监狱的门，我们的战士绝对不会到监狱里去的，请您放心。我们来十三局的目的是要求十三局交出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平反。”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革命的，你们守纪律，很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先撤出来，明天上午，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这里的运动冷冷清清，我们准备向工作人员及家属作宣传，我们可以先撤到家属区，做完宣传后再撤出吗？”周总理说：“好的，我答应你们，你们明天早上撤出，然后谢富治副总理接见你们。”他又对十三局的负责人交代要好好接待我们。我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向各单位负责人传达后，地院“东方红”贾继承说，既然周总理叫撤，我们就撤了吧，别做宣传了。因为十三局的负责人已去组织参加座谈的人了，于是决定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岗山”、安定医院三个组织的人先撤，其馀的人留下作完宣传再撤。大约在凌晨三点，我们全部撤离了十三局。第二天上午，去十三局的各单位负责人及朱起鸣到了公安部，当时，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在入门时，警卫要参加接见的人进行登记，包括姓名、出身、本人成份、工作单位、及住址。红教工的几个负责人出身都不是所谓红五类，这时，我确曾闪过一个念头，谢富治会抓住我们出身当辫子的，但是，事已至此，只有勇往直前了。不久，谢富治就出来了，他说：总理让我接见你们，解决你们的问题。我介绍了陈里宁被秘密逮捕的原因及经过，我说：“在陈里宁的病历中我看到，秘密逮捕陈里宁的命令是您签署的。”谢说：“是吗？我不记得了，如果当时你处在我的位置上，我想你也会这样做的。”我只是摇了摇头，表示并不会如他所说，但并不想在此时与他争论，我说：“现在，我们希望您让十三局将陈里宁的档案交给我们；为陈里宁平反；释放陈里宁。”会上还有人提出要在十三局成立联络站，继续清查类似陈里宁的人，谢说：“联络站就不要搞了，陈里宁的档案可以交给你们，其他的事等你们看了档案后再说吧。”谢在这次接见中，还一再表示，他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这样结束了。
一月十日凌晨，朱起鸣到我家叫醒我。告诉我陈 里宁的档案已拿来了，是十三局的李子明处长陪着他一起送来的，李等在外面的车上。我要他先把它留下，等天一亮就去找红教工的人来摘抄，争取中午前抄完，然后送井岗山总部保管，并通知参加这一行动的各单位一起来审查。
朱起鸣告诉我，李子明很支持我们的行动；十三局的负责人还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就是在这次会上被开除的)，他们就想到给陈 里宁平反了。而在陈里宁这件事上，李子明告诉他，当初上面怀疑陈有后台，查后台比对陈里宁本身还更着力，有关的查对材料用了两个房间才装下。
这天一大早，我就把陈 里宁的档案带到红教工总部，找了近二十人来分头摘录，过了一会儿，马春浦发现档案袋中有一捆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每一本封面上毛的名字都被涂改了，在当时，这是可以定为反革命行为的。马急忙来找我去看，只见这毛泽东三个字都被用墨笔涂掉，并在旁边写上陈剑鸣三个字，还注有日期；翻开封面，里面的文字也有不少被涂改过，多是改为与原文相反的意思，但零乱无序，看不出他的用意。从所注明的日期来看，集中在两三天内，正是他在湖南被捕并被送去作精神病鉴定的那几天。看来是这时由于他被施用药物，出现了短暂的精神错乱，所以作出这些不可理解的涂改。但此事关系重大，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只能如实上报中央文革由他们处理。为了摘录能继续正常进行，我告诉马春浦，这应是陈在精神错乱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你先将这些书捆起来，由我来处理，现在不必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