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撤走以后，清华的党组织未恢复合法地位，处于瘫痪状态，虽然工作组在离开前建立了一个管理学校日常事务的临时机构，但没有权威，一些反对工作组和保护工作组的人，分别在那里集结力量，准备还要斗一番。我们这些在基层的教师，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原以为世龙那边的情况会好起来，结果不是这样，因为工作组虽然走了，派出工作组的地质部还是有权来管地质学院的事。工作组在离开前，还在他们的控制下，成立了地质学院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院文革)来掌握地质学院的大权，他们自然是要维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随后，那些保工作组的人还用红卫兵的名义组织起来，对世龙进行了比工作组更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刚刚兴起的红卫兵，女红卫兵宋彬彬给他带上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欣然接受，还说彬彬这个名字不好，要武嘛！宋彬彬随即改名宋要武，而红卫兵们也不负所望，表现出了他们的尚武精神。当天傍晚，十多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闯进了我的家，把孩子们赶进厨房关起来，翻箱倒柜地大搜查，屋子里每个角落都细细地查了不止一遍，足足查了大半夜。
使这些红卫兵遗憾的是，他们在我家的战果甚小，也可以说毫无所获。那时我们就只有一只样式很土气已破旧的漆皮木板箱，是我祖母的陪嫁，好一点的衣服也没有几件。他们在看了又看后问我，你们怎麽只有这样一只箱子，你们是不是把金银财宝转移到别处去了？天哪！我们还能有什麽金银财宝呢。大概他们觉得这样突如其来的搜查，我们要转移也来不及，我回答确实没有后，便没再追问，而是去翻书柜书架上的书。要说我们别的东西少，这书倒是比一般的人家多。他们边看边用笔在书的封面上打叉，鲁迅的书不敢动，郭沫若的《屈原赋今译》则未能幸免。因为书实在太多，他们不耐烦再一本一本地看下去，便给书柜书架贴上封条，上写：“老子反动，儿子果然混蛋！”
这次来抄家的红卫兵是地质学院拥护工作组的学生组成的，他们选择毛泽东检阅他们的这一天亮相，这天晚上他们分别行动，总共抄了三十多家，反对过工作组的教师和干部，是他们特定的抄家对象。当时还以为这些红卫兵还是较文明的，没有打人，只拿走了《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和《赫鲁晓夫言论集》等几本书。
但是，以为他们比较文明，是完全估计错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孩子们已熟睡，我虽也早已躺在床上，但一直牵挂着尚未回家的世龙，不知他又会遭些什麽罪，直等到深夜，只见他满身灰土，手还提着一个大黑牌子，上面用粉笔写有“大杂家”三个字，疲惫不堪，神情沮丧地回来了。原来就是这批红卫兵又把他抓去，勒令他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一起将地质学院图书馆的一大堆书搬到大操场上，和已经堆在那里的他们抄家得来的图书唱片等堆在一起。这些书许多是中外文学名著，他说天快黑了没有都看清。搬完书后，红卫兵们自己不动手，而是强迫他们去放火烧掉。世龙是个爱书如命的人，现在被迫亲手烧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是多麽狠毒的折磨！烧书后，这些红卫兵还对他们批判斗争一番，给世龙挂上了这个“大杂家”的黑牌子，并命令每天到学校都得戴着。大概是这次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太大了，当他洗掉那些灰土在床上躺下后，突然对我说：他们不会放过我的，不要连累你们，我们不如离婚了吧。我说：不！世龙的嘴嗫嚅着，我用嘴堵住了他的嘴，不让他说下去。第二天他去学校，没有带那黑牌子去，也没有人过问这事。
红卫兵刚起时，抄家打人成风，和我家被抄差不多同时，陈乐迁的父亲，过去作过收入颇丰的高级职员，存有一些金条金元宝，这次被抄掉了，老人家想不开，寻了短见。一天晚上，陈乐迁跑来找我，说她的大儿子黄乐离家出走了。我想，才十四岁的孩子，什麽都没有带，能走到那里去。便让她在家中等着，我去帮她找孩子。一直找到半夜，听人说，最近有些孩子躲在大礼堂过夜。我进了大礼堂，顺着一排排座椅找过去，终於看见黄乐卷曲着身子睡在椅子上。我推醒了他，告诉他妈妈好着急，正等着他回家呢。他象个大人似的冷静地说，妈妈并不爱我，她赶走了爸爸，现在老爷(即外公)也死了，我没有家了。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说，妈妈是爱你的，只不过她还得遵守一定的原则，小孩子不容易理解。在我的劝说下，黄乐回家了。他走后，我想，我说这原则小孩子不理解，我又何尝理解呢。
我帮陈乐迁找到了孩子，可是没几天，我家的世龙却丢了。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八月二十五日的深夜，一辆小轿车开到清华大学二区我家旁边的路上停下，几个拿着皮带和钢丝的红卫兵跨下车来，叫世龙马上跟他们走。世龙上了车又不许他坐在座位上，而是叫他蹲下，让外面看不见他，那情景真和电影中绑架的场面差不多，不过那时我可没心情去想这些，只记得他们又叫我把世龙的行李送上去，我急急忙忙往车里塞进一些被褥之类的东西，只记得那床被子是红底黑花的被面，刚刚做好不久。一拿这些东西我心里就紧了，看这架式，世龙是要被关起来了，谁知道会关多久。偏偏就在这以后，不断传来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清华一批干部被红卫兵拉出去打得遍体鳞伤；我们建筑系的教学秘书黄报青，他是当时清华唯一公开声明蒋南翔不是黑帮的干部，一批红卫兵把他和他的妻子抓到系馆的门厅里，把黄的头发剃掉一半，叫做阴阳头；还逼他们跪下承认蒋南翔是黑帮，黄报青说一次不是，就招来一皮鞭，但黄仍是连连地说不是，这就不断地被抽打，直打到昏厥才罢手。世龙一去毫无音信，连关在那也不知道，他也有类似黄报青那样的倔强劲，会不会因为仍坚持认为高元贵是好干部而挨打呢？我带着两个孩子，白天躲在系馆里，隔一阵自己回家去看一趟，看看世龙放回来没有，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几天。
突然，在一天傍晚，世龙回来了。一问才知道，那天据说是因为城里出现了有人操刀报复红卫兵的事件，所以全市的红卫兵紧急行动，把他们认为的危险人物都抓起来，大概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真以为世龙是北京市黑线上的什麽人物，采取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措施。世龙说，他虽蹲下仍能从车窗望出去，借着路灯的光，还能看见从二区出去的路旁站了不少红卫兵，听说抓他是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配合行动的，这清华大学红卫兵也是保工作组的，所以他们能联合起来。
世龙还说他是被关在地质学院红卫兵总部，他抓进去时，高元贵和两个党委副书记、两个学部委员、医务室主任和刘普仑都已关在里面，过一会又抓来了他的老师地质学院副院长马杏垣。他一看是这些人，心里就踏实了。因为这地院红卫兵是保地质部派来的工作组的，也得到地质部领导和地质学院的党委书记等人的支持，如果关在红卫兵总部的这些人出了事，这些红卫兵和他们的后台，都是不好对上面交代的。因此，管看守他们的红卫兵不时将皮带或钢丝在桌上敲打以示威，但没有真正打他们。后来听说是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市红卫兵的代表，要他们把关起来的人放了，地院的红卫兵由於有前面说的背景，所以放得也快。放人的时候高元贵和两位副书记还不愿出来，说现在外边很乱，还是关在面安全呢。世龙也准备着被再关进去，没把行李拿回来，后来那红卫兵垮了，也就无从找回了。
他还告诉我，刘普仑的妻子是九十三中的教员，因为刘普仑的牵连，被那里的中学生打得不省人事，地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叫世龙和地院的医务室主任去把她从医院抬回来。他说刘的妻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变了样，他和那医务室主任把她抬到刘普仑家中时，只见屋里的东西乱七八糟，满地都是纸片，亏得还有个老保姆照料两个孩子。他们回到红卫兵总部后，没敢把这些告诉刘普仑。
地质学院当初反对工作组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学生中间，工作组撤走后，学生自发组成了许多“战斗队”，其中反对工作组的那些战斗队又联合成一个大的组织，取名叫“东方红”，不是“红五类”出身的人也能参加，很快成为地质学院最大的学生组织；反对工作组并同情高元贵的教师，稍后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叫做“红教联”，也是教师中的多数。这些群众组织不仅反对工作组，而且要求追查地质部领导人的责任，有几百学生到地质部静坐绝食请愿，为了对付这些群众组织，红卫兵们不大顾得上世龙了。一个研究生组成的战斗队，把世龙和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一起管了起来，让他们劳动但并不苛求，每天去几小时就是了，有他们管着，别的组织也不好再来找他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