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初夏，按照上面的指示，婆婆离开北京回到四川省安岳县的农村去了，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好多过去的地主被子女接进大城市不满，要这些人还回农村去劳动。这时婆婆年事日高，当时农村劳动一天没几个钱，劳动所得远不足她的需要，我们每月汇钱去供她开支。老家的农民对她并不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安然无事。婆婆回农村的第二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世珉又“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与我们一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就告别了；世龙则一直送她到火车站，看着她离去。
世珉离去后不久，世龙到山西参加地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我的原来热热闹闹的家庭，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好在还有小华小妹相伴，她们都在清华附小上学，学习成绩和品行都很好，每学期都有奖状拿回来；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也很出色，两姐妹都是跳皮筋的能手。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姐妹双双被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组花活动，全清华附小只有十个学生可以去参加，陶家姐妹就占去两个，确有点突出了。
这时我突然发觉，过去整天忙工作，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不知怎的，孩子们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华已有十一岁半还多，小妹也已满十岁。
在小汤山疗养回来后，我因体力仍很衰弱，实在无法完成研究生应达到的要求，已不再当在职研究生，仍回到教学岗位，在教学之馀，继续作一点防微震的研究工作。这时我承担的教学任务较少，且已教过多次，无需花那样多的时间备课，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论文，绘制各种插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家中无人照看孩子了，也就不再派我去外地出差。这样我们母女三人就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亲热。
中午我懒得做饭，时常带孩子们去附近的饭馆用餐，我们最喜欢吃的是炒扁豆，碧绿脆嫩，很下饭。晚饭我还是自己做，我的厨艺实在不高明，婆婆来北京前，我只负责煮饭和洗菜切菜，以及饭后洗碗，世龙愿意掌勺，他从小喜欢在厨房看大人做菜，而我的祖母从不允许我们进厨房，所以虽为广东人却不会做广东菜，只是跟世龙学了些四川菜；婆婆来后，这麽多年我没有下过厨房，也就做出什麽就吃什麽了。星期天我们母女三人多半要去动物园、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等地，去得最多的是动物园，玩累了就在茶馆沏一杯茉莉花茶，买碟花生、瓜子之类消磨一整天。
一九六六年春节，世龙挤上火车坐了一夜，在除夕前总算赶回了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了十几天，不巧他又得了盲肠炎，不能出去玩，等到病好，他的假期也满了，又赶回山西。到他完成了在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回到学校，已是北京的初春，吴晗的“海瑞罢官”已在报上批判了一段时间，他在山西就注意到了；回来后不久，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这“三家村”指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说起这吴晗和世龙也算是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两年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组织，为了编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请当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出面，邀请了十多位科学家去讨论这套书该怎样编写和编辑委员会如何组成，地点就在绒线胡同那四川饭店里面，会后有宴席招待。世龙开会回来说，菜好吃极了，地道的四川味，是他吃过的最好一次筵席。这次被邀请去的，除世龙外全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象茅以升、严济慈这些人，世龙是以擅长写作普及科学的文章而受到邀请的。现在吴晗受到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燕山夜话》，也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究竟为什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心，在赶着整理完为自然科学小丛书写的第二本书《地震》的稿子后，不见他在下班后写文章了，吃完饭就急急忙忙地去清华大学的工会阅览室，那里陈列出来的报刊多，他是想尽量多了解些全国的情况。
就在世龙敏感到有什麽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正一头扎在业务堆里，忙着为北京光学仪器厂设计一个刻一千线的光栅机的防震基础，对政治上这些事，没有在意，我从来就是只想到，跟着党走，就不会有错，自己不用操心。
到这年五一节，我和世龙结婚十三年了。自前几年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后，这个节日已不再组织统一的活动，真正是放假了。这天天气很好，难得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决定全家去香山游玩，小华小妹玩得很高兴，小腿真有劲，大家一起登上了香山的最高点“鬼见愁”，世龙入北大地质系后第一次登山，就是来的这里。我们坐在山石上向远处眺望，休息了好久，一群穿着军装的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从没有路的地方也爬上来了，但登上这顶峰的人终究不多，周围是那样宁静，北京初夏的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使人感到温柔舒适。谁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袭来，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就要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四个人这样幸福地团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