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庭碧荷

颠沛流离

爸爸偷渡香港妈妈的副业挤平价米

重庆第一女子中学 告别重庆

聚首南京做曲奇饼反饥饿 反内战演出《悬崖之恋》

回广州

去香港永强无证摊贩乡村师范

到北京去

唐山工学院抗美援朝傻丫头

三反运动入党和罗磷分手

我真真的恋爱了结婚春华的诞生

又搞运动了森华的诞生进修

世龙笔耕

曹昌彬事件反右派

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抢救小妹婆婆当会计小华学代数

研究防微震

艰难岁月妈妈来看我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切都“黑”了干部下楼在恐怖的阴影下

不能再躲下去了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

精神病?政治犯?

沈孝宇事件

68.2.21

工军宣队进校各自东西

来到鲤鱼洲

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熬到了江青迟群垮台

别了,清华!

曹昌彬事件

一九五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等几个老同学约我到他们宿去聊天。他们告诉我,最近经常聚会,“青梅煮酒论英雄”,议论有关系里的问题,想约我也参加。原来,他们认为这时的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有宗派主义;刘小石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因此对清华毕业的亲,对外校分配来的疏远;提到工作成绩就是讲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校来的人好象不存在似的。还问我是否有同感。

我说,他们同学多年,自然会亲近些,就好象我们同班同学在一起不是也更亲热些吗。这几个老同学中,宋是党员,其余的都是青年团员,因此我又说:“我们都是党团员,有意见就该通过组织系统提出,而不应背后议论,犯自由主义;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也应多到群众中来听取意见,有了沟通,问题才容易解决。”我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刘小石。

不久我就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告诉刘小石,刘小石也觉得是个问题,答应去找他们谈谈,直接和他们交换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老同学聚会竟成了沉冤二十余年的一场大灾难的发端。

在我向刘小石反映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后,好多天不见动静,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天,我们建筑系教师中的党员突然被召集到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办公室,这刘冰在清华,是地位仅在校长蒋南翔之下,专管党务,实际在主持清华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多是在听报告时,看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他,难得像今天这样坐得很近听他讲话,我想不出他要说些什麽,只觉得大概是发生了什麽与我们有关的严重事情。

大家都坐定后,只见刘冰概括了他所知道的曹昌彬等人提意见的情况后,声色俱厉地说,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居然被人攻击为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反党的行为,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建筑系的共产党员,要对曹昌彬反党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听到这番话,我给吓懵了,同时懊悔:要是我不向刘小石反映那些意见,不是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了吗?。反党小集团?不!曹昌彬他们不过是有些不满情绪,决不是在反党。我觉得当初是我反映的曹昌彬他们的意见,我有责任把问题解释清楚,散会后便去找到副教务长里分管建筑系工作的陈舜瑶,她也是党委副书记,过去我作为支部的宣传干事曾多次向她汇报过工作。我向她将那天晚上的情况又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次,并再次表明了我的看法,即他们背后议论是不对的,但他们不是要反党。陈舜瑶在态度上比刘冰缓和一点,但还是认为这就是反党,开导我说,看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整个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曹昌彬他们这种想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共产党党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又说,刘冰同志有很高的水平,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对曹昌彬事件已经作了结论,定为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纠缠在老同学的温情之中,要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千万不要滑到阶级敌人一边去。

被陈舜瑶这样一说,吓得我再也不敢吭一声了。

在批判曹昌彬反党小集团的会上,我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愧对曹昌彬他们,他们是信任我这个老同学才找我去谈心的,当时我总以为,要是不告诉刘小石,不是什麽事都没有了吗?现在他们背上了这样大的罪名,我还得在会上批判他们,否则我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记得我在会上语无伦次地发言说:“曹昌彬老笑话我在家里生产实习,这也是对党员的不满。”

在和曹昌彬等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差不多同时,还有研究生英若聪、梁友、熊明等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些研究生都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们是因为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在毕业后仍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为此曾集体到党委去请愿,没想得了个“反党”的帽子,这事也是刘冰处理的。

这两个“反党小集团”都出在建筑系,被称为“曹昌彬事件”和“研究生事件”,在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看来,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过,奇怪的是,在批判一阵之后,并未对这些人作组织上的处理,而通常对戴上反党帽子的人,是要从党或团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世龙还和地质学院其他五位教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界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匈牙利出现反抗苏联及共产党统治的事件后,毛泽东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随后又到处讲话,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按照这些报告和讲话的精神,不仅是我,系里许多人都想到了把曹昌彬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不是过头了呢?曹昌彬他们自然更是想不通,现在不是党中央也在号召大家反对宗派主义吗。但是他们反党的帽子没有人给他们取消,尽管工资照发,工作照旧,党团员照当,心情总不能舒畅,经常借酒浇愁。由於他们处於这种状况,整个建筑系教师团支部好久没有能大家轻松愉快地聚在一起。当时我正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薛恩伦商量,看看我们从青年团的角度能作点什麽,和缓一下因这次批判带来的紧张气氛。商量的结果是组织了一次去香山春游。这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像春光一样明媚,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即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呢。

在这次春游中,曹昌彬他们又喝醉了。

的教职工几乎都参加了,许多人登台发言,气氛热烈。曹昌彬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世龙,他一听就说,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说现在看来,党内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看成是在反党。

反右派

一九五七年初春,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党员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进行整风。这时建筑系的党员增多,已扩建成为一个总支部,下面设有好几个支部了;我所在的党小组有六个党员,当时小组长陈乐迁等三人外出进修,要我代理组长,组织这次学习。学习要联系实际,一联系我就想到了所谓曹昌彬反党集团,觉得他们应该是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我在党小组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说:“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很及时,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曹昌彬他们对刘小石有意见,尽管那些意见不对,背后议论也不好,但终究仍应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应该定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应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而如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成为对抗性质,那就不好了。我认为这次整风,在我们建筑系就应该对曹昌彬事件重新审查,给予解决。”在党小组会上,另外两位党员蔡君馥、林爱梅都同意我的看法,,便推我代表她们在建筑系工会举办的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也就是提意见)会上发言,我就把那天晚上曹昌彬他们和我谈话的内容及党小组会上大家的看法重述了一遍。这个鸣放会全系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情况就变了,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现在变成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曹昌彬等人的事情,又被摆了出来,大会小会批判,声势比上次更大。我感到纳闷,我一直没搞懂这阶级斗争,为什麽明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怎麽和当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又成了敌我矛盾呢?但是我只能把这些问题闷在肚子里,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了这场反右斗争。眼看着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个老同学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天津大学外,其余四人均被逐出清华,送到不知什麽地方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去了。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发言的周卜颐教授,都落入了右派的行列。

对我在反右中的言行并未立即就算账,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已经开始,我正带着学生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作设计,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回校参加支部会,到会上才知道,原来这个会是对我在反右期间的问题进行处理,会上宣布,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有一些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怎麽挖实在也挖不出有什麽不好的动机,我确实是认为共产党好,并希望它更好,才总是实心实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此时已成为总支部书记的刘小石算是给解了围,说:“让她回去再想想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世龙得知我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并不介意,大概是他见的多了,只要没划成右派,受点处分不算什麽。他在长期不能入党后,对组织上入不入党已淡然处之,认为是不是在那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取决于在组织上是不是入了党,只要自己真正去作就行了。有些入了党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终究比我见识广而且成熟,不象我容易轻信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