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庭碧荷

颠沛流离

爸爸偷渡香港妈妈的副业挤平价米

重庆第一女子中学 告别重庆

聚首南京做曲奇饼反饥饿 反内战演出《悬崖之恋》

回广州

去香港永强无证摊贩乡村师范

到北京去

唐山工学院抗美援朝傻丫头

三反运动入党和罗磷分手

我真真的恋爱了结婚春华的诞生

又搞运动了森华的诞生进修

世龙笔耕

曹昌彬事件反右派

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抢救小妹婆婆当会计小华学代数

研究防微震

艰难岁月妈妈来看我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切都“黑”了干部下楼在恐怖的阴影下

不能再躲下去了组织红教联枪打出头鸟

精神病?政治犯?

沈孝宇事件

68.2.21

工军宣队进校各自东西

来到鲤鱼洲

我成了清华仅有的一名“516分子”

重聚清华园批林彪又成为重点短暂的宁静

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熬到了江青迟群垮台

别了,清华!

世龙笔耕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干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干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干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们那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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