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工学院抗美援朝傻丫头

唐山工学院

报考唐山工学院是我爸爸的主意，我爸爸说唐山工学院属铁道系统，是铁饭碗，名牌老校。开始发榜时，我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急得不得了，陈春槐笑眯眯地叫我再看一遍，从头看。啊！头一个名字就是陶德坚，我竟好几遍都没有看见。

唐院在北京市交道口设了个迎新站，陈春槐家的小车把我送到那里，我和他们互相道别。这次来北京多承这家人的大力相助，我欠下他们的不是几十元、几百元人民币的事，用金钱无法衡量，还钱也还不了这份情，对这家人，我只有永远怀着最深的感激。

在交道口住了一夜，第二天迎新工作队带着上百个新生上了火车，傍晚时分在锣鼓声中我们进入了唐山工学院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活。

唐院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十几个女生，女生院里只有两间房，一间住着化工系的几个女生，一间住建筑土木系的女生，土木系三年级的王鉴芬是老大姐，建筑系二年级的潘诞鞠是二姐(也是广东人，我的同乡)大一的新生有沈天行、周文贤、王懋正和我(开学后又从美国回来一个新同学陈撷英)，一个班里有这麽多女生在唐院来说是破天荒的。迎新舞会一连开了两晚，因为这里男女生不成比例，而且女生中有的人如王大姐是从来不跳舞的，潘诞鞠又有固定的舞伴，所以能被邀请的就更少了。我在中央大学晚会上学过一点点交谊舞，现在跳来还不致于踩别人的脚，我真高兴，以前还未有人把我当成大人对待，自己也总是自动归入小孩一类，居然，我发现自己长大了，来约我跳舞的首先都要向我鞠一躬。接着是学生会改选，学生会由全校学生直接提名后举手表决，我被多数选为文娱部长。

在我们这一届新生入学以前，唐院所有的功课都是用英文教授的，我们这一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招收的第一批新生，大概是要去掉崇洋媚外的坏传统，虽然教材还有用英文原本的，但讲课一律用中文了。这样一来从我们这个班开始，英语水平大大低于以前的班级，中学读了六年的英语也因不使用而逐渐淡忘了，现在想来，真是太遗憾了。

当时我们最喜欢上的是建筑初步这门课程，通过它我们学到了建筑绘画的基本功。有一次学习用彩色来渲染出唐山采用得很普遍的虎皮石外墙的小别墅，在图上画出一颗颗石头红的黄的，活像我们吃的高梁米，所以我们乾脆把这课称为画高梁米。以前我从来没吃过高梁米，粘粘的，还很好吃，每餐我都要吃一大缸(是一种大型的漱口缸，缸口直径十五厘米左右，约二十厘米高，唐院的学生喜欢用这大陶瓷缸来吃饭)。先去饭桶盛上两勺高梁米饭，然后再拿到菜捅前，炊事员给你舀上满满的一勺菜，我和沈天行两人在班上最要好，吃饭时每人抱着一大缸，边走边吃，又说又笑，直到吃得乾乾净净为止。

抗美援朝

平静的学生生活只过了一两个月，中国就卷入朝鲜战争了。我是文娱部长，每天都要组织活报剧在唐山市街头演出。我演一个朝鲜阿妈妮，向群众哭诉自己房屋被炸毁，孩子被炸死的悲惨故事。我演一场哭一场，也不知那里来的那麽多眼泪，同学们说我是天生的演员，怎麽说哭就能真哭出来？我想也许是朝鲜人的遭遇，和我小时候的经历有相同之处吧。

那时，我经常写些反映学校抗美援朝活动的稿件寄给唐山日报，时常被刊用，得点稿费对我也是一大帮补，因为继妈妈后三姨还寄过两次钱来，在这里看来，时有外汇是很富有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申请助学金，节省一点，这些钱够我一年的伙食费及书籍等杂费了，现在再靠自己挣点稿费，可以改善一下生活，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又写了报道唐院家属参加抗美援朝活动的稿子，被唐山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唐山日报还聘我为该报特约通讯员。

抗美援朝活动开展至高潮，开始了参军参干运动(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到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我们许多同学都报了名。这时接到德逑的信，她在广州市二中也报名参干并得到批准，不过她并不是到军事干部学校，而是被吸收到广州市公安局作户籍工作。德逑说这事她没有和父母商量，是自己决定的。她遗憾地说忠孝不能两全，在国家危难之时只有先顾国家这一头了。我回信说我也报名参军了，但是看来不大可能让我们去，没想到妹妹已走在我的前面了，我相信她一定能干得很出色。不过我对德逑说现在并不存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让她还是要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妈妈，她永远都是支持我们的。我真没想到，我印象中老是长不大，老是拉着祖母衣襟的妹妹居然一下子长大，当了公安干警了。人都是在风浪中成长的啊。

这时学校领导决定，抽调土木系五年级的全部学生去朝鲜参加工程兵，其他学生一律不参军参干，在校好好学习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为了欢送土老五上战场，热闹了好多天就转入为抗美援朝捐钱捐物，写慰问信，送慰问品等活动。

傻丫头

开学后班上来了个新同学陈撷英，她是在美国读完中学后，和弟弟一起回国升学的，她的衣着时髦，头发烫着卷发，一跳一蹦的人很开朗，没几天，班上的同学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跳蚤，她有一种能飞快地织毛衣的技能，看电影时织，看书时也照织不误，一两天就能织成一件毛衣，班上许多男同学得到实惠。原来，她在美国读书要靠自己打工挣钱，织毛衣是她挣钱的一种手段，我对她了解后有了好感。

一天晚上，在路上碰到一个男同学，说是有些事情要找我谈谈。我知道这人叫罗磷，是学校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他们原是地下党员，现在都在学生党支部里负责学生工作。我就跟他溜弯，他问我对班上来的新同学有什麽看法，我就把上述的看法告诉了他，他说：“你对从国外来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反问他说：“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呀！”他没想到我会这样问，想了一会儿对我说：“我们对你早已调查过了，香港有我们很多的人，你写的家庭情况和我们掌握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同意你入团和当“党的宣传员”。你知道什麽是“党的宣传员”吗？宣传员是党选的培养对象，你要好好锻炼自己，关键是提高阶级斗争意识，争取早日入党。如对陈撷英就要提高阶级警惕性。”

设置“党的宣传员”，是******在党员少地方，让那些不是党员的人也能为他们经常作宣传工作和反映情况，给这些人一个名义，用以保持固定联系的一种办法，只实行过一段时间。听他这样说，我才知道我还已经是“党的宣传员”，以前从来没有人通知过我，我更不知道这宣传员还是党的培养对象；那时我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对加入******的事还从未作过考虑，我认为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没想到党已经在了解我，培养我了，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惶恐，阶级斗争意识到是什麽？怎麽才能有阶级警惕性，我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在热烈欢送土老五上战场时，罗磷跑来对我说领导决定让他随土老五一起去朝鲜，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两人去照相馆照个像留念，我同意了，过了两天他把照片拿了回来，我们两人之间至少隔着一尺的距离，像个老大哥领着个正在赌着气的小妹妹。他把那照片拿给别人看说是我们的订婚照。我把罗磷拉到一边问他：我们什麽时候订婚了？怎麽是订婚照？他说我们两人交朋友的关系不是已经定了吗，现在照个像就是订婚了嘛。我想他都要上前线了，让他放心地去吧，所以也就没再说什麽，可是过了两天，土老五都要出发了，罗磷又说领导临时又决定不让他去了。这时，我正在组织舞蹈队的男同学跳红军舞，是文工团来人教的，我自己也跟着学，没想到这舞的活动量太大，我的右小腿骨疼痛难忍，当时唐山市的医疗条件差，都劝我赶紧去北京医治。罗磷的哥哥罗红，在新乡地委工作，这时正巧在北京开会，罗磷替我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到北京后顺便去看看他的哥哥，并说他哥哥在地委工作，没有手表很不方便，要我把我的手表给他哥哥用。我到北京后，先去前门黄金收购站把项链卖了，金链加十字架一共只卖了四十几元(可能当时是四十几万)我用这钱到协和医院骨科检查，拍了三张X光片，医生诊断为骨膜炎，要我回校后躺在床上，把脚吊高，再每天擦几次药。我又去招待所找到了罗红，将罗磷的信及手表交给他，简单谈了几句就出来了。这趟跑北京，把妈妈、二姨给我以备万一的金项链也花掉了，我想，反正我是不会回香港了，只是这事不能告诉妈妈，否则她会伤心的。回到唐山，我老老实实地吊了大约十天脚，还按时擦药水，果然好多了，我又用左脚一跳一蹦地去上课了。

一年级下学期快结束时，学校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北京市防痨协会去透视肺部，我被查出患有轻度肺结核，那医生说，你要感谢我，因为你的病灶在肩锁骨后，稍不注意就会漏掉。回到学校，我搬到单独的房间去住，吃营养食堂，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午晚餐菜中都有肉(在大食堂每年只有两次加餐才有肉吃)我吃得高兴极了，伙食费仍收大食堂的那样多，其馀是学校补贴的。

这年暑假，同学们都到外地去认识实习了，我们班只有我和李友三两人因患肺病没有去，正好因为抗美援朝各种活动我的功课拉下了，尤其是建筑初步许多作业都没有做，我就利用这时间每天和李友三在教室里补功课。早上罗磷在窗外敲玻璃，我穿好衣服和他一起去吃早饭，然后去教室，过了一些天，罗磷说铁道团工委调他到北京去集训，集训后要分配其他工作，我送走了他。

暑假过后不久，我们整个建筑系都搬到了北京铁道学院，据说是教授们(当时徐中教授任系主任)在北京都有事务所，每次上课再乘火车去唐山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