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去

到北京去

爸爸有个朋友找他合伙作生意，此时爸爸正发愁手头有一笔钱，但自己又不知从何着手来做生意，怕坐吃山空，听到这个建议，喜出望外，不久就合办了一个肥皂厂，一个毛巾厂。但是，在那肥皂还未造出，毛巾织了一大堆又积压卖不出去时(原来毛巾缺货，大家争着生产，又过饱和了)，那朋友卷款潜逃了。妈妈这时只好把毛巾拉回家中，摆个地摊卖毛巾以补贴家用，爸爸则去空军机械库当了一名仓库收发员，月薪仅有三百。爸爸从未干过这种粗重的工作，几个月下来，两腿的青筋都臌胀弯曲起来，甚是疼痛。没有了那一大笔钱，在香港要维持这样一个大家庭几乎是不可能的，爸爸妈妈为整个家发愁的同时，我也在为自己中学毕业後的出路而谋虑：一种可能是我去五姨丈那新新公司当售货员，多一份薪水对家里多少有点帮补；另一种可能是我回国去读大学，我的好朋友郭白蘅已决定回国去考大学了，她告诉我大学生都可以申请助学金，而不需家庭负担，她带我参加了她就读的香岛中学的由学生组织的介绍新中国情况的晚会。我想，中国人受人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何必还硬跑到这说自己想通过乡村教育，为中国将来的富强打下基础都被视为什麽“高论”，连笔试资格都被剥夺的鬼地方呢？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半夜里听爸爸妈妈商量，认为还是让我回国去读大学好，爸爸还说先让我回去试一试，如果好，就让祖母把德逑、永明、永强都带回去，广州物价便宜，还可暂住广卫路。听了爸爸妈妈的商量，我的心也安多了。考完毕业考试就开始了去北京的准备。妈妈带我到五姑婆家借了一笔钱当路费(妈妈为了还这笔钱，给一个小学做了几百套校服)，还把离开南京时做的绿被子给我，说是拆洗时方便；二姨把她的TDK牌风雨衣给了我，还带我出去吃了冰淇淋；三姨说北京冷，把她的皮大衣也硬塞了给我。临行前的晚上，妈妈把她的金项链，上面挂着二姨给我的金十字架交给我说：“这项链平时一定不要动用，万一遇到什麽紧急情况，黄金总是比较容易兑现，你就赶紧回香港来。”这一晚我抱着妈妈哭了好久好久，我总觉得在家中这麽困难的时候离他们而去，心里有种欠疚感，妈妈什麽都不让我说了，她说明早就要上路，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没有惊动永强，轻轻地吻别了他。爸爸妈妈送我到九龙车站，和德明中学的陈春槐、马以诺，王秀兰以及陈春槐的姐姐陈春绿等一起踏上了到北京的旅途。

到北京后，我们在北京大学校门外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三个月以准备考学，除我以外，他们的家庭经济情况都很富裕，所以我也不客气地白吃白住了，但终究还是有些钱要花，所以在发榜后知我考取唐山工学院建筑系、陈春槐考取河北工学院水利系、马以诺考取东北医科大学、陈春绿进了文工团时，我又向陈春槐借了十元钱人民币(当时可能是十万元)，我想到校後就可以申请助学金了，所以给母亲写信时从不提没钱的事，而是老说这里的东西如何便宜，想使妈妈认为我还有好多钱而不再为我操心。没想到王秀兰没考上回到香港后，在去探望我母亲时把我已把钱花光了的消息告诉了我母亲，不知母亲从何处又筹得二百港元寄给了我，我给母亲去信说钱已收到，以後一定不要再寄，因为家中有困难的同学都可以申请助学金，你们老寄钱来我怎麽申请呢。此后，母亲才再没有寄钱来，母亲此时也的确再没有力量可以顾及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