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沛流离

颠沛流离

七七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使我匆匆告别幸福的童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外公带着一家老小到了香港，我的爸爸在中国航空学校当书记（不是共产党的那种书记，而是秘书性质的文职工作），这是一所专为空军训练飞行员的学校，蒋介石曾亲自任校长，原在杭州，七七事变后迁到昆明附近，母亲带着永辉弟亦随之在云南。不久爸爸派人接祖母（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但父亲对她很孝顺），我和德逑两姐妹，还有碧荷和翠环（她是母亲的陪嫁丫头），她们两人都已没有自己的家，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从香港经海防，再转入云南来到昆明，住在滇池旁边，烟雨迷蒙的滇池象仙女般美丽，在这里过了几个月的平静幸福家庭团聚的好日子。

我们终於到了云南驿，一个十分荒凉的小山村，这里有时还能听到老虎的啸声。父亲的学生们时常打猎来改善生活，山鸡是经常有的，有时还打到大天鹅，还有一次吃到老虎肉啦。住了几个月，新学年开始了，我又再次从一年级读起，迎新会上，还要我读答谢辞，那是个空军的子弟小学，要有军人的风度，父亲教我向后转，向孙中山像行礼，再向后转，向全校师生行礼。但是我学了好久总是学不会，急得大哭起来。我可能是与小学无缘，开学不久，又因这里是飞行员训练中心，目标太大，要家属转移，我们又随妈妈搬到已不记得名字的乡村去住，这里也时常有空袭警报，母亲用很厚的床板搭出一个可以容几个人躲藏的窝，上面铺上很厚的被子，一有空袭警报我们就都躲进去，很好玩。有一次空袭警报我们照例躲了进去，不久就听见勤务兵在外面喊：“扔炸弹了！扔炸弹了！”只听轰隆隆的声响，床板都跳动了起来，妈妈安慰我们说，这还是比较远的。又过了一阵子，勤务兵又在外头喊“又飞回来了，俯冲了，他妈的，这次就象在附近。”随着轰隆隆的巨响，玻璃都震碎了，然而还好，妈妈摸摸我们没有一个人受伤。从此，妈妈不敢大意了，请人在那空旷的土丘旁挖些仅可容一人的猫儿洞，警报一响我们就一人躲进一个洞内，在这外面可以自由的活动身子，比在床底下好多了。在此期间妈妈又生下永明弟。

这次虽然和上次一样，从广东到云南，但上次只能说是一次旅行，而这次则是真正的逃难！在云南那头的爸爸妈妈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托人情帮助我们找交通工具；一次又一次的汇钱，但那时是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逃难，车、船票是多麽的困难，汇钱的渠道又不畅通，所以我们走走停停，有时好容易有了车，又因汇钱未到而只好放弃。

那时天天都是吃完早饭就等着拉警报，警报一响全家人就一个跟一个的上路，五姨把我们训练得很有秩序。在柳州是在大片树林里，在桂林是在七星岩里躲警报。记得五姨费了很大的劲，花了许多钱，我们终於坐上了云贵高原上的“黄牛车”*。这条公路九曲十八弯，十分惊险，时时有翻车的惨剧发生，车上的人被颠得几乎没有不吐的。这时永辉弟正在生着病，组母说他海龙王吃水了（什么也不吃）。嘴唇乾得一块块白皮裂开，我和弟弟中间还隔着人，只有乘汽车颠簸时伸手去摸他一下，我学着祖母的样子默念着“菩萨保佑！”经过难挨的日日夜夜，有一晚终於听见永辉用微弱的声音说：“肚饿”。祖母说：“多谢菩萨！”我们也都喊了起来。

在这里也没有过多久，妈妈又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加上祖母、碧荷、翠环一行八人经成都到重庆，父亲调到航空协会当总务主任，蒋介石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原航空学校副校长陈庆云*调来当副会长，父亲实际上一直是陈庆云的私人秘书，所以跟着他转移。

因为钱接济不上，我们在成都滞留了多半年，这段时间仍然每天都躲警报，在成都平原上有大片的竹林，我和弟妹们就在竹林里玩，倒也快活。后来母亲卖掉所有能卖掉的衣物，租了一条木船，向重庆开去，途中又搁浅，母亲又把仅剩下的几双银筷子和象牙筷子卖掉，终於到了重庆。

抗战时，后方交通困难，一些不允许搭载乘客的军车货车私自招揽乘客，客车的车主或司机也在售票定额之外加客，这类车辆严重超载，遇上检查还会被赶下来。车上人多，相互挤压如黄鱼乾，这种被额外加进的无票乘车者被谑称为黄鱼。黄牛则是把持车票的票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