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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的语文课，不叫语文而叫“国文”。初小第一课的课文是“来，来，来，来上学”。此外，课文还有“水豆腐，黄豆做；又好吃，又滋补”之类浅显通俗好记的文字。
其实，在上国文第一课前，祖父（他在一家当铺里打工）给我们（我加上比我大一岁多的小叔叔和姐姐）开蒙，教给我们四句《三字经》，也应当属国文课。那时的记忆力真好，祖父只教了三遍，我就背得出来，而且至今仍随口念出。那是：“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最先教我们国文课的是严先生。因为都是白话文，没有什么好讲解的，讲得比较多的是每个字的笔画次序之类基本功。我们主要作业是认字、描红（用毛笔把红色的大字一个个照描）、练字和背书。我的记性好，严老师在课堂里领着我们念两遍，然后让我们集体念几遍，我就可以背下来了。因此，我从来没有因为背不出书挨过打手掌。描红也得“圈”（老师认为描得好的，在字右上方画一个圈）不少。我母亲读过两年小学，很关心我的功课。每天早晨五点钟把我叫醒，让我坐在手摇织袜机面前，背书给正在干活的她听，早逝的父亲那时或在外面打工，或推销母亲织的袜子，很少在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次我正在写大字，他突然从后面抽走我的笔，弄得我一手墨，还用弯曲的手指背在我脑壳上敲了两下（俗称“吃板栗”），惩戒我抓笔不紧。一次是在母亲面前表扬我，说严老师对他讲，我的“串句”做得挺不错。
现在回过头来看，严老师虽然仍保留体罚这类旧习俗，但他的严格还是很好的。他让我们串句（即填空），绝无天空必须“蔚蓝色”之类“标准答案”，只要你填得合理，他都评为合格。惟一的遗憾是大约是受当时提倡白话文的影响，初小没有文言文，连唐诗也没有一首。假如那时能充分发挥我们背书特快的潜力，从《千家诗》里选一些诗来让我们背，肯定有益无害，不至于我一直不会更不敢写哪怕一首打油诗。
不知道是从三四年级还是高小开始，国文课本开始用选文，如鲁迅的《秋夜》、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都德的《最后一课》（胡适译）等等，政治论文之类是不选的。那时开始着重讲解。为什么鲁迅不写“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却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岂不是有欠简洁了吗？老师详细地解释这样写怎么好，形象地表达出鲁迅当时那种孤寂无聊的心情等等。这样讲解，对于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很有好处。那时的作业，也改成每天写一张（约四百字）小揩的习字，每周一次作文。作文的题目都是比较好写的，诸如《我的母亲》、《我长大后想干什么》等，还有到效外某处野游的游记或给前方抗日战士的慰问信之类我们熟悉又比较实在的题目，绝不出那种要求孩子们胡编讲假话的题目（我家二姑娘入小学一年级就得写“斗私批修”稿，后来又批刘、邓、陶，批《水浒》，不仅让孩子作难，而且还可能由此培养出一批说空话假话的政治骗子，亟不可取）。老师仔细地批阅作文，写得好的地方在旁边加红圈，不好的地方加红杠，作文后面加有对全文评价的批语。发还作业时，老师把他看作业时发现的值得注意的毛病一一指出，哪句成语用得不对啦，哪些字容易搞混啦，等等。还让一些同学当场朗诵自己的作文（一般找写得好的，也有毛病较多的）给大家听，让大家评论。写得好的作文，老师还让用红格子纸抄写好，给予“贴堂”的奖励。即加上老师的批语，把它们张贴在过道经过装饰的墙上。这样做，对同学们的吸引力当然不小。
此外，老师还教我们一些应用文的写法。例如写信的格式，对前辈如何称呼，信封该怎样写等等。这些，对于学生走社会也很有帮助。我发现，如今有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大专学校毕业生，连信封都不懂得如何写，往往除地址外只写“×××收”甚至省到仅写姓名连“收”字也省了，加上尊称（先生、女士、老师之类）的极少，应当说是语文课老师的失职。
读小学时，我和一些同学已经有读课外书的兴趣和习惯。我大表哥喜欢读小说。母亲也喜欢从他那里借来看，我于是也跟着瞎看。先是看剑侠小说，还有《薛仁贵征东》之类历史演义小说，《小朋友》杂志，冰心的《寄小读者》。此外，我还在街道文化站里读到一些别的书（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竟有一本《毛泽东自传》）这些，对提高我的思想（特别是爱国抗日思想）有好处，对我多识字和提高作文水平也很有益。当然，其中的剑侠小说宣扬的思想并不高明，最好能换成别的书。那时条件限制，只好有啥读啥，无法可想的。可幸的是，我们那时没有什么追星热，没有什么畅销书（也许同我们生活在小地方有关系），不像今天那样，一些学生沉迷在文字不通、错别字多多的“名人”作品中，从他们那里学到把该写成“既”的地方写成“即”，该写成“即”的地方写成“既”，搞出什么“宁馨的芬围”之类笑话。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文字改革的一个副作用是，我对文字的辨别能力比读小学、中学时差了。
进了中学以后，国文课增加了古文、译文，作业还增加了日记。如果国文课老师兼班导师，作文和日记都归他看，否则则是由非国文课老师的导师阅读。学校的生活无非是上课、自习、吃饭、睡觉，天天如此，怎样把日记写得每天不重复，其实也是一种“作文”，而且还是比按一定的题目写的作文要多动脑筋。可是写作时间比作文时间短得多的作业。由于那时正在进行抗日战争，大家都很关心时事，校长或比较有见解的老师时不时给同学们做时事报告，图书馆阅览室里陈列了好多种报纸，于是，时事往往成了日记的重要内容：什么地方沦陷了，我们在哪里打了胜仗了，《大公报》社评讲什么了……省事的办法是摘抄一段，有时则加上自己的一些感想。日记的另一个内容是读了什么书，书的内容和读后感之类。导师阅后有时也加一些批语，有鼓励，也有批评和期望。越到后来，日记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变得多样化——一位喜欢写“楼梯诗”的同学，每天的日记是一首诗。一位漫画画得很好的同学，则曾在日记中配上漫画。导师并没有禁止他们用诗、画来写日记。
国文课老师除了按课本讲授外，还往往辅导我们读课外书。中学里有图书馆，藏书好几万，我们如饥似渴地互相介绍着读。先是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然后是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最后才是鲁迅。那原因，是我们受水平限制。记得最初读《阿Q正传》，我们只是觉得阿Q可笑。后来，国文老师兼导师章耀华先生给我们讲解鲁迅对阿Q如何“哀其幸，怒其不争”，讲解鲁迅如何通过写阿Q来批判我们的国民性，我们骨子里的精神胜利法，如此等等。我们开始喜欢鲁迅，逐步地理解鲁迅。在章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读进步的书，读古典文学名著，班里渐渐形成一种风气。
我的整个中学六年都是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度过的。日本鬼子连我们那么一个山城小镇也不放过，派飞机来轰炸过几次。我们常常得“躲警报”，一听到警报声马上停课跑防空洞。这对我们的功课当然产生了些不良的影响；但是，我们都习惯了带着作业或课外书外加一张可以折叠的“马扎”去“躲警报”。到达防空洞后，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背英语单词，或做习题，更多的是读课外书，特别是小说。四本一套的苏联小说《静静地顿河》，我基本上是在“躲警报”中读完的。那时抗战后期了。我们的教务主任是个文学爱好者，他有很多学校图书馆因为战争环境加上经费缺乏买不到的好小说。《静静的顿河》就是他借给我看的。
也是因为抗战，许多进步的老师（有共产党员，有民主人士）从北方逃难到桂林，又从桂林来到我们这个山城小镇，其中有的就是作家，在地方报纸常见到他们的文章，有的还登在《大公报》文艺专版上。他们很关心同学们的思想进步，因此也很关心我们表达自己思想的作文。
章耀华老师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他辅导我们读书，介绍我们同桂林的老师通信，认真地批改我们的作文。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以后，作文课往往不出题目，学生自己想写什么就自拟一个题目，或写论文，或写散文，或写诗，或写小说。初二那年，我模仿茅盾的一篇小说，写了一篇勉强可以称为小说的作文。写的是我们家在除夕那天被房东（我家的房子是租来的）搞得狼狈非常。连午夜饭也没好好吃的情景。章老师在批改时很赞美，写了一段给予好评的话。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学老师那样向报纸投稿。不敢寄大报，寄给县里出的小报《贺县周报》，一张四开的铅印报纸。结果很快就登出来了。自己的文字头一次变成铅字，我和家人都很兴奋。从此，我开始了投稿，先是县报，然后是专区的《八步日报》，然后是省城桂林的大报和桂林沦陷后迁到昭平出版的《广西日报》（平乐版）。
对于我的投稿，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不仅仅是国文老师）都很支持。杜伯奎先生是共产党员（当时失掉组织关系），他教英文兼我们导师，很关心我的进步。他有一个朋友在苏联某领事馆工作，经常给他寄苏联外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报告文学和英文版《国际文学》，常在《八步日报》发表文章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他鼓励我除写作外还学习翻译，转送我这类苏联书刊。杜老师离开学校之后，仍一直关心我，一直到1982年他去世。萧敏颂、曹国智老师是民主人士，也是作家。萧老师热情地把我的情况告诉当时在《广西日报》（平乐版）当编辑的千家驹先生和陈闲先生。两位先生也很关心我，收到稿子后不时给我来信指点和鼓励我。抗战胜利后，陈闲先生去了香港。我们仍继续通信。他从香港给我寄来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整风文献》等书刊，鼓励我求上进。
学校领导也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大家对作文的兴趣：每班都有壁报；全校的学生自治会设学术股，也办了一份壁报。在抗战后期，学校还同《八步日报》合作，办了一个“学生园地”副刊，由我来编辑，专登贺中同学的作文。此外，学校还举办文娱晚会，其中有我们自编自导的活报剧。
还得谈谈街坊对我的鼓励。我家是无田地甚至连房子也没有一间的贫民。父亲活着时，母亲每天可用手摇织袜机织成一打袜子，父亲则负责包装和推销。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那年病逝了，丢下我们三姐弟靠母亲干手工活（做布鞋、打毛衣）来养活和供我们读书。除了外祖父（特别是外祖母）的支援外，街道总是给我们开出家庭清贫证书，让我们得到少交或免交学费的优待。要不然，我不可能读完中学，很可能读完小学去当学徒。结果我们三姐弟出了两个大学生，最少也读到高中毕业。“文革”时清理阶段队伍，各人都得自报历史。军代表对我居然能读到大学觉得不可思议，肯定隐瞒了什么，曾派人去广西贺县调查过，结果当然查不出对他们有用的材料。其实，我确实有所“隐瞒”，那是1944年，我在全县作文比赛中得奖，街道上几个在解放后估计都会成为专政对象的人，还凑钱给我送去一面写着“后来居上”等文字的镜屏表示祝贺。所以“隐瞒”，其中包含了我这样一说会招来轻则丧失了阶级立场，重则赏给你一顿可见你少年时就得到反动分子欣赏的大批判。
当然，也不全是都鼓励我、帮助我的。那时的公民课老师，大都是国民党员，卖的是国民党那一套狗皮膏药。其中一人对我就很讨嫌。有同学不知用什么手段从他住房里偷出他写的讽刺诗，其中一首是写我的：“学生姓林，写作还勤，想做作家，不成！”同学们传来传去，哈哈大笑。我也一笑置之。当时只想挣点稿费尽量减轻母亲的负担。我的目标仅仅是读完中学当个小学教员可以让母亲过两天舒心的日子。考大学，是后来才有的想法，当作家更是岂敢岂敢。
说了这些，似乎远离了国文课。其实，在我看来，国文课的目标是使学生能写出正确通畅的文字，进一步是把作文写得简洁和美。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办法是实践即鼓励学生作文。我在中学也曾听国文老师讲过语法课；但是，我根本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也许我的想法不对。我认为，语法课对学外语是必要的，对生下来就讲汉语的人，通过阅读和作文，完全可以掌握正确的语法。至于当不当作家，当然还有别的许多因素，不应属于国文课的目标。说来话长，就此打住。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网站我与国文课www.pep.com.cn/200310/ca3036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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