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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对于把若干繁体字简体化、把数字阿拉伯化，一直有不同意见。读《南方周末》上《也谈“在小学选读繁体字的建议”》，其中有“汉字简化已是不可逆转，简化字的功绩也是主要的”一句，触发了我早就耿耿于怀、不吐不快的想法。我以为，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推行汉字简体化，失大于得，而且留有后患。
汉字简体化似乎对扫除文盲有一定的好处（由于种种原因，文盲似远未扫除）；但是，简化之后的一个恶果却是添乱。《也谈》中已提到若干混乱的例子，我可以再补充一些。最突出的是，一些由简返繁的书籍错得让人哭笑不得：“王后”成了“王後”，“农光里”的“里”字排成繁体字里外的“里”，“乾脆”成了“幹脆”，“干预”成了“幹预”，“若干问题”成了“若幹问题”，“范文澜”成了“範文澜”。“选贤舆能”成了“选贤与能”，而其实这个“舆”的意思是“选”而不是“与”。“萧”姓本来简化成“萧”，但不少老萧把自己的姓竟改成“肖”，“萧杨”于是也大模大样地变成“肖杨”。
本来，“九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如此读也如此写；但是，现在往往成了“１９９０年代”，读起来变成一九九零年代，不通，不通，不通！
广西有一个“玉林”市，这个“玉”字，代替了原本的“鬱”字。在粤语（玉林讲粤语），“鬱”、“玉”（还有一个“郁”）的读音差别非常大，于是“玉林”人只好读别字。
这就够乱的了，还有。一个中国，除使用简体字的内地，还有继续使用繁体字的香港、澳门、台湾。于是，内地的我给在港澳的小孙子写信、送书，小孙子往往读不懂，他的老师也看不懂，只好求助于从内地去的父母。想想看，将来孙子的孩子该找什么人替他们辨认简体字呢？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华人集中的地区，他们存在着同样（如果不是更困难）的麻烦。
咱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这些古书，用的全是繁体字。如今的大学生（更休说中学生）已开始感到文言文加繁体字的古书不好对付，若干年后，读文史科目的学生，将会面临一个先掌握另一种文字才能继续读书的窘境。
由此看来，让中小学生认识一百组“非对称繁简字”，仍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可逆转”的汉字简化最好是予以否定，“文革”结束前那批简体字被否决已经有例在先。
由于各种需要，在做记录或私人信件来往的时候，人们喜欢写简体字。解放前，我们私下传达党内文件，用了许多简得变成符号的字记录，把“革命”简成草花头下面加一个“叩”字。把“领导”简成“令”边加一个“导”字。只要需要，人们可以创造；但是，这只能局限于少数人或某一群体，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硬性规定。简化字的产生，实际上是把这一手扩大化、行政化了，极不足取。
老年时报www.jwb.com.cn/gb/content/2004-06/02/content_2416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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