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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四川的江源先生来信附上一叠材料，要求我为他的著作《杂文面面观――杂文理论探析与写作解密》作序。读信后感到这件差使不好完成。我曾在刊物上读过他的一些论文，却没有同他有过什么接触，了解极少，这《序》怎么写？我想，还是推辞掉好。
读了他寄来的材料，我改变了想法。
首先，是他的经历，他走过的道路使我对他产生好感和敬意。一位高中毕业、没有大学文凭的集体所有制工人，终于奋斗成为一名大学的副教授，这就十分不简单。这种情况，当然不是绝无仅有。叶圣陶、沈从文等老前辈有例在先。但是，江源的路有所不同。他出身地主家庭，因此虽然成绩优异却因政审不合格而进不了大学；落榜后当了民办中学教师，又因有“反动思想”而被贴大字报和审查。审查只是一关，接着又是学校“精简”，江源干过挑沙、运煤的活，拉过架架车，炒过爆米花，“文革”中更是灾难不断。这一切就使得江源所走的道路远比前人更加坎坷。他却一步步地熬了过来，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他仍不放弃学习和写作，终于在识才爱才的好心人帮助扶持下，被推荐到乐山师院当了老师。同那些终于被压抑而暗暗地凋萎的人（我们失去了多少这种精英啊）比，江源是个幸运者；正因为如此，江源才更值得同情和敬重。我出身红五类，生长在旧社会，遭遇有很多不同；但靠个人奋斗挣扎上进的历程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惺惺相惜，我理当为之鼓吹。
在杂文理论方面，曾经一度有所谓“新基调”的张扬。这种理论无非说，鲁迅那一套如今已不合时宜，今天的杂文家应当以主人翁的地位歌颂新社会，应当与官府保持一致等等。严秀首先嗅出其中的异味，动员我出来对阵。于是我写了一本小册子《杂文杂谈》，反对新基调。后来，严秀又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中撰写长文予以重击。读江源的一些有关论文，我很高兴地发现，他的观点同我们暗合。即以那篇遭到黄浩猛加抨击的《杂文家与宣传家》而论，我认为正确的当然是江源。黄浩为了驳倒江源，居然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搬出来，说“他们都是宣传行业的文人、官员，尽管他们所戴的帽子不尽相同，可他们受冲击、被打倒的命运却是相同的”，“其‘苦’其‘难’能说比杂文家好吗”（见《同舟共进》2003年第2期）？
不知黄浩是否真的没有读懂江源文章的意思。把杂文家和宣传家硬视为一种“成份”式的、不得掺杂的绝对对立的两个人，是江源的意思吗？只要是过来人或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略有所知者，都会知道，杂文家也好，宣传家也好，在这里只是思想境界的一个称号，灵魂的一个符号。杂文家可以纯粹是杂文家，也可以兼是宣传家。杂文家可能曾经是宣传家，一旦醒悟过来，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地变成杂文家。上个世纪50年代，我写过一些杂文，其中不少是按领导旨意批右倾机会主义、批秋后算账派、批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宣传文字。那些跟着起哄的杂文，现在简直不好意思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醒过来了，才成为江源所赞成的那种有独立思想的杂文家。这是事实嘛。邓拓是宣传行业的文人；但是，他有独立的思想，不跟着起哄“钓鱼”、引“右派”出洞，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是个不合格的宣传家，曾被毛泽东痛斥。“文革”开始，杂文家的他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作）等杂文而死于非命。真不明白黄浩为什么连这一点也分不清楚？
黄浩的檄文还揭杂文家的老底，“将”杂文家一“军”，说杂文家“这个‘倔强的家伙’在‘能放言时，便仗义执言，一吐而快；不能放言时，便“沉默是金”，蓄势待发’。这就点明，在反右（按文意，似指大鸣大放时――引用者）和‘文革’期间，这个‘倔强的家伙’竟然不知藏到哪里‘沉默’、‘蓄势’去了”。这话分明带有“钓鱼”成份：“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学右派分子那样鸣放，不像遇罗克那样“仗义执言，一吐为快”？真可谓用心良苦。说到这里，我倒想起广州那位李一哲（其实是三人合作），在“文革”中“跳”了出来的往事。他们“仗义执言，一吐为快”，写了一张《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对“文革”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做法进行揭露和批判，被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定为“反动大字报”而揪斗，三位作者遭迫害，一些人还受到牵连。这些不在话下，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掌握着话语霸权并用武力批斗李一哲的宣传家却出了大丑。仅以李一哲反驳省委宣传部“宣集文”大批判的一篇《请君入瓮》为例：李一哲指出，“宣集文”气势凶凶地破口大骂李一哲“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骂的不是别人，而是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李一哲把《斯诺访华文章》和《井冈山的斗争》有关文字抄写出来，大喝一声：“你们该当何罪？”“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这一迎头痛击，让自以为持了“尚方宝剑”从刀丛中猛杀出去、稳操胜券的大批判家、大宣传家狼狈非常，丢人现眼。这段历史，很值得有心人好好地详细记录下来，让人们认识或种宣传家的嘴脸，想起“宣传与真理绝对没有任何关系”这句戈培尔的名言。
对不起，为了驳斥黄浩，我把话扯得似乎稍远了点；但是，我之所以愿意为江源这本书呐喊，黄浩的文章确实也是动力之一。
至于这本书，我不打算再一一介绍了。这是作者在教学和创作、研究中，积十余年（甚至可以说几十年）名副其实的努力得出的成果。这样一本研究杂文的理论著作，是一本很有份量的、既有学术性又贴近生活的书。根据我的经验，搞创作主要是靠实践，不一定要依靠《XX作法》这类教科书。有独立的思想，有丰富的知识，尽量多读包括杂文在内的各种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写出杂文，写成好杂文。但是，如果加上一定的理论指导，会进步得更快些，弯路（宣传家或新基调杂文那类弯路）会更少些。何况这又是一本内容丰富、结合现实又有创意的精心之作呢！我料想，除了研究者外，杂文爱好者以及大学文科的学生，将会喜欢这本并不枯燥乏味的书，并从中得到教益。
牧惠,○三年八月廿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