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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要离开顺义，到我的家乡白洋淀去；当然我还要来，因为做的事还没有完。昨晚，我给主编大方文艺的王克臣通个电话，告诉他我要走了，他说：你看，这些天我也没有到你那儿去，是我离不开，支持我办这个刊物的“傻子”说要给我配个人，看我一人办这刊物太累，还要给我买部新电脑，我得等着。任老师，你这次没时间了，下次来吧，你访访傻子，给他写篇文章吧。我说，他明天有没有时间？王说，他离我们这儿二十多里地，还得向他要车。。。还是下回你来吧。我明天上午去看你，说说话。
电话挂了。我收拾一会儿东西，便倒下睡了。
凌晨醒了，脑子里竟都是关于大方，关于傻子，看表才三点，我想还要再睡一觉，可却静不下来，睡不着，觉得需要给克臣留下些话；他早就约我为大方写点什么，当然最好是对大方上的作品写写看法，以利刊物的改进。我想这需要好好看了刊物，才可以写。就如我给一个作者写个序，最低要把书里的作品全浏览一下吧；因为我不是名人，有能起因序而使作品增光的作用，人家要看的是你写出有用的话来。那么，我答应过要写，到顺义五个月，还没有留下一篇小文，确感不安，这是欠下朋友的文债，上帝能让我睡吗？不睡了，把想的话留下来吧，这不是文章，是我的在凌晨托出来的一点真情；我起来，打开了电脑。实在说，还睁不开眼，这叫睡意蒙胧心清醒，我就闭着眼睛把心跳敲打在电脑上吧。这也正好看看我的盲打的水平；有人要说，你这全是瞎说，那倒不错，真是“在心里清醒时的瞎说”如果不记下来，睁开眼睛就不想说，也说不出来了。
一 关于：“名”
十多年前，我认识的顺义乡土作者徐希敏，想把他写了多少年的作品出个集子，费了不少力气，找不到钱；他的书稿在我那儿放了好几年，没办法出版，我写序也没有意义。突然，他说能出了，找到钱了。是他初中的同学王孟林给他出钱二万元。于是，我便写序，我自然对如此支持文学事业，有如此同学之谊的王孟林心里佩服。我从小学到大学，还没有遇到这样一个同学，这是老徐的幸运。当今出书又难又容易。只要有钱，你写得有一定水平，你给出版社钱，就可以出版。虽然上级主管总叫喊不能卖书号，这全是“八路军胡弄共产党”的事儿；你不让出版社卖书号，却又让它上交多少万的什么钱，不想办法出版社吃什么？于是出版社便动脑子想如何是卖书号，还能说是不卖，让上边查不出来，或查出来能有话对付。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大部分用在这上边了，真是可悲。
老同学的钱出了，老同学的书出了。我的序发在了大方上，于是我认识了大方。老徐把几期大方送给我，因而，我便看了一本又一本，在大方前面，还看到了不少老朋友的名字，是这个没有刊号的刊物的顾问。
徐对我说，这个刊物的主编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哩。他心里是说，我是著名的作家他都不知道哇，他就知道刘绍棠，浩然。我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我在你这儿著名，在别人那里就不一定有名。所谓著名是相对的嘛。如今作家是写字的先生。想求过去的名就不易了。
关于名，在年轻时是特别看重的，所以才有了追星族。人到老年，就不同了。我少年时，便写作，十三岁出版诗集，十四岁又出版故事集，与中学生出版《中学生短篇创作集》，若摆老资格，浩然当时还在河北青年报当通讯员，还很慕我的名呢。不是我吹，你可以听老梁说说。我从小想成名成家，在以后写过多少检查，挨过多少批，是今天年青人不会想到的；那时也想，要这个名有什么用呢？可批了一六遭，这想出名的思想还是没有去根儿，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那时想人要不为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从古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呀。这才是我写作的动力呀，事实也是教育人，有名就有利，写作，当时稿费要比现在高出多少倍。当今是中国从有稿费史以来稿费是少的时候。鲁迅是不拿政府薪水的，但他当时可谓中产阶级。我的同学绍棠兄，以一本书的稿酬在北京购到了一个小院，你信吗？我信。现在你写么厚的十本书能购得起一个西城的小院吗？
改革开放后，我对这名有了新的看法。我才知过去批成名成家思想是错的，是要把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批掉，以便成为政治家的驯服工具，是不让你有名，让天下一尊，只为树一人之名，让全国知识分子的头长在一个人的脖子上；是不要竞争，只要平庸，不要人有追求，只要人听话，这种批名，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我们的社会，现在是一个争名夺利的时代。名和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搞多少评奖，那是做什么？是在鼓励你成名。为什么要排名次？那是看你的知名度。名，就是无形资产；名人效应是什么？是光荣，是财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出名，用什么手段去争名？这就是如同在政府部门工作想当官一样。当官本身不是坏事，坏在你不为百姓办当官的事，而是为私利不为百姓。于是便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踩别人肩膀往上爬，去把官位当商品，而用钱去买官，以求当上大一些的官再把它赚回来。这样的官为百姓所不齿。
想出名者也是一样。可以说：君子爱名，出名有道。这道就是正路。我想搞写作，就是要埋头写出好的为百姓所喜欢的作品来，不在出名上下功夫，便反而出了名。反之把精力过多用于出名上，你花去了应用在写作、读书、深入生活的时间，写不出好的让百姓认可的作品，那名就反而不好出了。就是有了名，人称那是虚名，就如同一些官不让人看得起一样。
六十岁离休，我写一小诗：六十花甲子，人生大循环；旧我已逝去，新我方开端，万事都看透，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无欲心自宽；再造辉煌日，重写青春篇。
我这时才把名看透了。名对我当然也没有了什么意义。所以对人家是不是知道我的名也早无所谓了。我这之后，一气写出三部书，都是为百姓鼓与呼的作品，写时并没有想出名，只想为老百姓出口恶气。我自己也出口气。有此气，便成了写书的动力。这就是我的三怨：《民怨》《人怨》《魂怨》。说实在的这是为打官司写的书。不想出名，我倒因三怨而有了点名气。在中国农民中，在老百姓哪儿有了点名，于是全国受冤屈的人便都给我写信，把心中的冤屈向我诉说。只要我能尽力的我是尽力为这些受难者说话的。在我的故乡更是如此。你到县里农村打听，说那个写《民怨》的作家来了，便有不少村老乡找我，非要到他家去，到他们村去不可。其实，我为百姓也解决不了什么。但他们想出出气，知道在中国是有正义的，是有为百姓敢于说话的人，就这一点他们就高兴了。
因为老百姓喜欢，所以我的书盗版就多了。《人怨》，我看到的盗版本就有七种；直到最近，我还看到有新的盗版人，竟把我的《民怨》做为《中国农民调查》的姐妹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现在市场上。而名字也给把我换成了那夫妇俩了。
过去，我从不追那盗版者。人们也说，这不是让你更出名了吗？就是不写我的名也没啥，那书的内容不是我的吗？写书不就是让更多人看吗？
对年青作者，我想说，你们多写吧，要出名，要出大名才好。要成著名作家，不要像我这样。我不认为自己是著名作家，但我认自己是老作家，我都是年近古稀之人还不老吗？大方是年青作家出名的第一个园地，要用这个园地创出你的名作来。只要是好作品，就不会埋没。用你们辛勤的汗水去创自己的名牌—写出自己的名作吧。
今天的幼苗就是明天参天的大树。我这个八九岁的老顽童祝福你们。
二 说大方
顺义有个大方，是年青作者的幸运。你们有一块练兵的地方。而这块地是一个外号叫“傻子”的提供的；就如徐希敏不会忘记他的老同学王孟林一样，你们不会忘掉这个“傻子”吧。这是顺义的一个新事，一个只是爱好文学的企业家，竟每年拿出十多万元来去支持文学，他为什么？
那天为老徐的《乡镇风情》举行隆重的首发式，这钱也是由王孟林赞助的。我又一次感到希敏的幸运。我新出版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就因为没有这样的赞助，就开不成这样的会。在这个会上，我见到了这个为大方出资的“傻子”惜没有机会多谈。在一桌吃饭时，他竟把我写的那个序背诵了，可见他是真爱文学。
我由这个会生出许多感叹。顺义的大企业家太多了，比傻子钱多的不知有多少，然而他们没有做这件事；而做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的文学，本来是由文化局或文联来办的，但政府却没有钱办个刊物；这点是和国际接轨的；没有一个先进国家是政府出钱搞文学刊物的，都是由民间办吧；顺义是有超前意识了。但是照中国的规矩，办个公开发行的刊物是要有刊号的。然而，大方没有刊号。从规矩上说，这叫非法出版物。申请一个刊号在中国是难于上青天的，就是内部刊号也不容易批下来。但是，这个没有刊号的大方却有了很好的影响。办刊以来，政府从没有用没有刊号来查过。这又表现出顺义政府的开明。这也是和国际接轨的作法。因为宪法本来就有言论、出版自由嘛，它又没有犯法，你以刊号没有来查，不是以小对做大错事吗？
这种状态，是大方状态。高明的领导都应有这种大方之态。这就是看到对人民有益的事，虽在小节上不大合规，但却容含，不找事，不惟条规是问。中国现有的许多制度都在改的过程中。我们说的世界的全球一体化是包括两个方面，这是世界的潮流。一个是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要合国际规则；还有另一个潮流就是民主潮流，中国正在走向民主政治，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必然有和国际接轨的一天。所以大方的方向，也许就是中国所有刊物的方向呢。
写到这儿，我有个建议，为什么不把刊物改名为《大方》呢？把它变成一个综合性刊物，岂不更好？那样有了更多的读者，这个刊物还许能收回些成本，最后走自己养活自己的路。
写到这儿，我睁开了眼睛，看窗外阳光灿烂，我合着眼写的这些就此打住吧。
我再回顺义，一定先去看看“傻子”，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再见！
2004．7．25晨光照窗，时为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