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自己是个诗人，但他最喜爱三个人的诗句：一位是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位是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另一位是叶剑英元帅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任彦芳：一 生 为 民 鼓 与 呼

司马华

任彦芳小传 　　祖籍河北容城，1937年出生，烈士遗孤。1946年参加革命，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一级编剧、作家、诗人。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主要作品有：《帆》、《心声》、《童声集》、《焦裕禄之歌》、《钻塔上的青春》等抒情诗、叙事诗9部；《雷声》、《风云初记》、《泥土》等影视剧作8部；《阴阳宅》、《歌剧诗剧集》等舞台剧7部；《白衣少女传奇》、《追踪劫机犯》、《人怨》、《民怨》、《魂怨》、《大海的儿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纪实文学、小说10多部，专著《中国幼儿诗教：孩子成才的奥秘》、大合唱《石油战歌》等。 　　

在当今中国的文坛上，任彦芳可算得上一个敢为老百姓说话的作家。60岁后，他更象一个战士，与邪恶短兵相接，以斗争的亲身经历，“写真人、记真事、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老百姓从心底里喜爱他，称他为“文青天”；权贵们挖空心思扼杀他，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他一生坎坷，这个1946年投身革命、才华横溢、作品丰厚且已离休的作家，至今仍没有一处安定的住所。他虽然处境窘迫，但依旧“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虽九死而不悔。 　　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专程去京郊顺义任彦芳的临时住所拜访了他。面前的任彦芳长得慈眉善目，疏稀而零乱的白发，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银色的光。高大而略显苍白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的眼镜，镜片后面，眼睛蒙胧而模糊。沉默的时候，眼睛里好象含满了泪水。说话的时候，两眼又炯炯发光，好象蕴藏着永燃不尽的烈火。

身体里淌着的是革命烈士的骨血 　　

“你说我的骨头是硬的，没错！因为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是革命烈士的骨血”。说这话的时候，看得出任彦芳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听妈妈讲，我是在1936年寒冬腊月的一个黑夜落生的。在那个漆黑的夜里，奶奶把窗户堵得严严实实，不让露出一丝灯光，也不让我的哭声传到屋外。我出生后，奶奶乐得浑身颤抖，她到外间告诉焦急等待的爷爷：‘生了个小子，咱们的儿子留下根啦！’。爷爷挤着双目失明的眼睛，流着眼泪说：‘好哇！老天有眼哪！’” 　　

任彦芳降生的时候，时任中共容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父亲任凤会正在国民党保定监狱经受酷刑，敌人往他父亲手指上钉竹签，强按膝盖跪铁蒺藜，腿上压杠子，逼迫他供出共产党的组织。面对敌人的淫威，任凤会常常自语：“一心所向，百折不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任彦芳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父亲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在战争年代，任彦芳的母亲，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学玉，当时年仅24岁。她带着幼小的儿子，顶着各种压力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任彦芳童年多病，象一棵弱小的幼苗，在妈妈的泪水中成长，喝百家母亲的乳汁长大。 　　

任彦芳记事的时候，常常缠着妈妈要找爸爸。“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我怎么见不到爸爸呢？”妈妈说：“你有爸爸，他骑着一匹红马到西天边去了，走到西天的云彩里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任彦芳反复追问着。妈妈只好把实情告诉他：“你爸爸牺牲了。你记在心里吧，孩子，你爸爸是共产党。”“我的爸爸——共产党！”“共产党——我的爸爸！”从此，这个血肉相连的名字就深深铭记在任彦芳的脑海里。 　

194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任彦芳和他的母亲从拒马河乘船奔赴解放区。多少年来，任彦芳总忘不了这条河，这是他生命的河。这条河留给他太多的记忆！他第一次穿上了长过膝盖的灰军装，投入了革命的队伍；河两岸的青纱帐里，记录了他与战友战斗学习的故事；河边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大娘为掩护他，被敌人严刑拷打……回忆中的任彦芳，脸上泛出红晕，他感慨地说：“没有人民，没有共产党，我的生命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党也一样，只要你离开了人民，你就没有生命了。党的生命只有与人民血肉相连，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每当想到这些，我任彦芳就感到有力量。” 　 　　

朝霞在燃烧

1954年，任彦芳从保定一中考入了北大中文系。他是怀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考入北大的。如果说，烈士的鲜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斗争生活，铸就了他的灵魂，那么，北大“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则成为了他的思想。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任彦芳在“大饭厅的记忆”一文里，深情地回忆起北大的往事。他说，从北大出来的学子可俯视天下，他们有天然的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已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忘不了1957年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北大学子表现出“鞭笞阳光下的黑暗”的勇气；他忘不了北大同学在全国人沉睡时，勇敢地喊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这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呐喊，如石破天惊，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忘不了他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在同学面前以“兄弟”相称的真正的平等；他更忘不了听马校长辞去北大校长前的最后一次讲话：“兄弟是不怕泼冷水的，因为兄弟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说兄弟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克思人口论，还是马寅初人口论，不论是哪个马氏，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中国人口必须有效力地进行控制，如果不照我的意见去做，20年以后的政治家们都会感到非常棘手……”。他把马老的临别讲话，记在本子上，至今仍然保存着。更重要的是，任彦芳继承了马寅初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为真理为民族为人民不顾个人荣辱安危的铮铮铁骨和北大人为民主和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 　　

1960年，任彦芳从北大毕业。他带着北大给他的丰富的知识和博大精深的民主科学思想，带着北大学子对未来的憧憬、追求和青春的热情投向社会。1961年，他毅然离开了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从北京去了长影。他深入生活，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他是与焦裕禄生前就相识的惟一作家，在长诗《焦裕禄之歌》中，他这样写道：“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曾与老焦见过面/1963年，在黄河故道，在县委大院，做过多少次交谈/自然，我和他谈天，就象和你，和熟悉的兄弟一样随便/他和常见的农民干部一样普通，平凡/脸庞，黑里透红/握手，满把硬茧/说话幽默，带山东乡音；洗得发白的制服上常带泥浆点点/在县委食堂里，排队买俩窝头，一碗稀饭，/蹲在地上，和大家围成一圈边吃边谈/他的话像一束束阳光，总把人们脸上的乌云一一驱散……”焦裕禄逝世后，任彦芳含着眼泪给长影厂党委写了一封长信，叙说焦裕禄的事迹，要求写一部焦裕禄的电影。正当任彦芳满怀激情投入《焦裕禄》电影剧本创作时，“文革”风暴却把这一切涤荡殆尽了。“文革”开始后，因为任彦芳说真话，说实话，被先后冠以“为黑线翻案”、“为刘少奇鸣冤”等罪名，最终成了“现行反革命”，被送往“五·七”干校，经受了长达6年的劳动改造。他的家属因受株连，参军，入党，提干全没有解决，给家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从1973年解放，1978年平反到1997年离休的20多年间，任彦芳的创作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然而，性格决定命运，他那种嫉恶如仇、追求真理的赤子之心，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又复活了，在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党风和反腐败问题上，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作家。他投入了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 　　

1982年，任彦芳目睹某省歌舞剧院在兴建宿舍楼中违反财经纪律、住房分配不合理、压制民主的严重问题，在两年时间内在向上级主管机关直接反映27次之多的情况下，他致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82年9月25日发表了任彦芳的来信，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记者“为谁建房？给谁分房”的调查报告。任彦芳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他揭露了在建房、分房领域内的腐败现象，引起了中央纪检委及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有人给任彦芳写信：你这封短信的价值超过你其它书的价值，因为你为几百万知识分子说话。20年后，任彦芳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斗争比当年更加艰难。 　　

2001年，任彦芳所在的剧院院址转让。有一家公司出价5000万元，但没有谈成。从南方来了一家公司，提着一只皮箱找到老院长，“只要你答应我们3000万拿到这块地盘，先给你20万元，事成后再送你一幢别墅。”来人说着打开了皮箱，箱内装的全是钱。老院长被这阵势吓了一跳：“你们这是做什么呀？这是关系全院的大事，这院址少说也得4000万，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说。”谁知不久，老院长退居二线，来了一个新头头，不久他就按3000万与南方这家公司签了转让协议，而且是一年后付款。这一切全是暗箱操作；这个头头为剧院购买了一处新楼，在分售房时，仍然暗箱操作。群众强烈地不满，让任彦芳又一次坐不住了，他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调查转让院址、购置新楼、分售住房问题上存在的腐败现象，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经上级机关调查，那个头头果然拿了那家公司20万，但却辩称：这笔钱是公司对剧院的赞助，不过是打入了我个人的存折而已。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而且本来应分给他的住房就因为他的“告状”而就是不解决！面对这样的结局，任彦芳欲哭无泪。

满目青山夕照明

从1960年到1997年，近40年的功过是非，自有世人评说。可任彦芳，燃尽了朝霞，并没有盼到他心中那冲天的红日。 　　

1994年8月1日，任彦芳无奈自己的艰难处境，作出了他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一个决定：申请提前离休。在申请书中，他回顾了自己在文艺道路上46年创作出版30多部作品的跋涉经历。他为未能达到自己的艺术高峰而遗憾。他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政治斗争的折磨和为了自己、家庭基本生存条件而苦苦拼搏之中。他感叹人生易老，岁月蹉跎。自己燃尽了朝霞，仿佛才见日出，转眼却已是黄昏，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他原计划每年再创作一部剧本，可一切征兆显得还是那么得不可能。他决心挣脱一切束缚，走向社会大舞台，为社会发挥才能，把新的创作奉献给人民。 　　

六十岁那年，任彦芳离休了，他即兴作了六十感怀：“六十花甲子，人生大循环。旧我已逝去，新我方开端。万事全看透，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无欲心自宽。再造辉煌日，重写青春篇。”他感到一种生命和灵魂从未有过的放松和解放。他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他立下誓言：“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 　　

离休后的六年时间里，任彦芳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以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生活，以自己的斗争介入生活，在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党风问题上，他义无反顾，冲锋陷阵，先后累计发表400余万字触及时弊的警世之作。 　　

长篇纪实文学《人怨》、《民怨》、《魂怨》，似匕首，如投枪，鞭挞邪恶，匡扶正义。 　　

仅以《民怨》为例。1994年3月28日，任彦芳的老家河北容城县上坡村农民杨树田、张增会等人不满中央的好政策被下面歪嘴和尚念歪了现实，请来了杨树田在山西当记者的亲戚，把村里挖坏土地、县的官员违法占地盖房子、村干部强占楼座的情况全部录了像，并制作了17盘录像带，每一盒加上一封《我们的求救》信，托人带到北京，分别寄往中央政治局、中纪委、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力和舆论部门。从“录像带告状”开始，至1999年4月28日，上坡村农民经历了大喜大悲： 　　

1994年3月中旬，邮局退回了他们寄给中央政治局的录像带。上坡村村民嚎啕大哭； 　　

1994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上坡村农民录像带反映的情况调查”，但容城县老百姓却没有见到当日的报纸，据说，县里有关部门怕影响县里的“稳定”全部扣发；5月6日19点38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上坡村乱挖乱占违法占有耕地的情况和农民对土地保护、惩治腐败的呼吁！上坡村全村象过年一样，鞭炮声响彻通宵； 　　

1994年5月16日，容城县4个村50人到中纪委告状上访。在中纪委的大门前，50名淳朴的农民齐刷刷地跪了下来； 　　

1994年5月24日至7月底，中纪委、省纪委联合调查组两度深入上坡村调查，制止了破坏耕地的行为，勒令购买土地的人补交土地补偿金；处理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宣布适当的时候重新进行村民委员会选举。8月31日，中纪委、省纪委重访上坡村，对处理意见进行复查，并责成县职能部门执行。 　　

1995年12月14日，上访的4位农民被当地公安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 　　

1998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的接待室，任彦芳见到了来自家乡的上访农民；详细了解了上访的全过程。他深爱家乡的热土，更对这块土地上滋生的腐败深恶痛绝，对一些背叛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假共产党员难以容忍。他要去上坡村！ 　　

1998年7月，任彦芳又一次回到了容城。这一次，他没有受到官员的礼遇。因为在《追踪劫机犯》一书中，他揭露了容城籍劫机犯师月坡背后所存在的“腐败”是劫持改革开放的“劫机犯”的事实，他已经被县委主要负责人公开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来了不说我们的好，光揭露我们的问题，破坏了我们县稳定局面，我们不欢迎他。他再来，谁也不许接待他！”容城县的老百姓却说：“任彦芳敢于替我们老百姓说话，县里不欢迎，我们欢迎，县里不接待，我们接待！” 任彦芳又像当年参加革命那样，吃住在农民家。在上坡村，他一住就是3个月。3个月的深入采访，任彦芳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憾，他决心著书为民请愿，为保护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打一场民告官的官司。从容城回到了北京，任彦芳在那简陋的而狭小的平房里，以每天7千至8千字的速度，写出了3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民怨》。 　　

《民怨》出版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震动。容城县委发文制止《民怨》的发行。任彦芳将这份文件送给了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王光，王光感到很吃惊：“我得复印一份留着，这是奇文呐！奇文共赏析嘛！”他说：“看了这个文件，我非常忧虑，我们共产党的县委机关居然是这个水平，这难道不令人忧虑吗？” 　　

书中“县官员与坐台小姐”一节，有人也开始对号入座。对号者向法院起诉任彦芳侵犯名誉权，索赔20万。听到这个消息，老百姓纷纷行动：某歌厅的经理说：我有记录，我出庭作证时，把他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那个房间里与那位小姐，床怎么吱吱作响都说出来。发票开了多少钱？怎么报销我都知道。有的百姓说：我们就等着与他对簿公堂，他在发放柴油时，收了多少回扣，证据都在我们手里攥着呢！任彦芳跟在京的有关媒体联系，主动请他们采访。这时，有人跟这位官员出主意：这个官司你打不赢，即使打赢了你也是败了，把你名字在媒体上一公布，你还能呆下去吗？结果这位原告主动撤诉。 　　

农民上访的问题解决后，几位上访农民被关押的错案却难以纠正。任彦芳带着《民怨》四处奔波，为民请愿。他找到公安部，公安部批示省公安厅调查处理；他找到省公安厅，省公安厅回答说是批转保定市公安局处理；而保定市公安局，竟又批转到容城县公安局处理。任彦芳急了，对省公安厅的人说：“我明明告的是他，你们怎么能让他来处理呢？” 　　

他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告状。经过一番周折，《民怨》与申诉材料终于到了时任最高检察长的韩抒滨手里，检察长火了，这还了得！当即批示：坚决查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派出调查组调查后，被关押的农民终于得以平反，并由政府依法对关押九个月的农民给以赔偿；其中一位叫张增会的农民对任彦芳说：你这本书真是救活了我们！ 　　

继“三怨”出版后，任彦芳更加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执政党的党风和国家政治文明建设。2001年6月，他带着《党魂·焦裕禄之歌》重返兰考，在兰考的日日夜夜，他目睹了兰考的变化和变化背后党风、政风新气象的作用，他又以他的一贯真诚和热血，写下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兰考看中国》长篇力作。他颂扬敢于求真务实的县委书记，他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而呼唤、呐喊！ 　　

如今任彦芳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真正为老百姓做点事，以不负人民养育之恩。他无职无权，无钱无势，只有一支属于他自己的笔，他要用这支笔为民请命，为民呼吁，为民写书。任彦芳说：“当有一天我去见我那为百姓牺牲的父亲时，我最想听到父亲这样说：‘你虽然一生坎坷，但最终你还是我的好儿子！’” 　　 　　　　　　　　　　　　　　　　　　　　　　　　　 　　　　　　　　　　　　　　　　　　　　　　　　　（原载《神州》*2004年8月号，责任编辑：袁玉梅）

*《神州》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主办，神州杂志社编辑出版，以形象反映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为办刊的宗旨 的国家级文艺月刊，以描述与时代同行的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各行各业成功人物、重大社会事件及名景、名城、名企为特色。每月1日出版，定价每本10元，国内统一刊号：cn114461/1,国际标准刊号：lssn1009-5071.通联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2号，邮编100035.

　2004年8月1日五柳村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