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

　　那是一段无法回避也无法抹去的痛苦的历史。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让毛泽东实现了他的一个重大目标：把大部分知识青年流放到农村去。

　　《红卫兵之歌》唱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

　　史铁生说：“在当时，红卫兵还是一个特权阶级。”

　　当人口膨胀和失业人数在城市越来越变得严重和中学生毕业后要去的地方越来越短缺的时候，送知识青年去农村被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由于文革爆发，红卫兵越来越失控，因此，在政府眼里，流放这些不安份的年轻人去遥远的农村是消除派系之争和减少潜在社会隐患的快速而有效的办法。

　　有意思的是，当时大部分青年都主动申请奔赴农村（陈村等人例外）。正如郑义所说：绝对没有人逼我们去，相反，是我们自己写血书，主动申请去的。我们想通过实际的斗争，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陆星儿、张承志和陆天明等人也和郑义一样，都是写血书，申请到最遥远的地方去。而张抗抗和朱晓平则声称，他们几乎没有想下去后还是否能够再回来。

　　老鬼指出：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时，几乎我们班上所有的好学生都下去了。我如果呆在城市，就会感到很丢脸的。但是后来，为了回城，朋友互相背叛，女人失节给当地做官的事比比皆是。

　　在知青生活中，生活和安全都没有保障。更不提用男女之间的事情了。一对青年男女要是一起散步，被抓住都会当众受到荒唐的侮辱和严惩的。梁晓声坦承：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我没有任何罗曼史，连那种正当的欲望都被压抑得没有了。我们有意无意压抑自己所有的欲望，花了所有的时间都争做“模范青年”。

　　陆星儿也说：对我而言，我有那种欲望是到了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因此，我从不承认我超过三十岁，因为最美好的十年完全浪费了。她的哥哥陆天明则说，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没有长官的允许，知青不能离开军垦农场。由于他们的户口也被永远地迁到了那里，几乎没有希望返回城里去，因此，许多人绝望了，有不少人自杀的。

　　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关系是各种各样的：史铁生与农民的关系较好，所以他后来写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李杭育则认为他常常被当地人欺负。而王安忆和孔捷生觉得他们无法与当地人沟通。尤其让人痛苦的是，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劳动，如果没有他们家庭的支持，他们还是活不下去的。他们很快就有了一种被欺骗和被抛弃的感觉。

　　陆星儿说，当我离开上海时，我没有哭。但到了北大荒后，仅几个月后，我就愤恨起来。我不喜欢那原始的和艰苦的生活，最愤恨的是，那些高干子女都纷纷回城去了。

　　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了知青们一泼冷水。孔捷生和陆星儿说，他们很震骇，想不通：林彪一直宣称最忠于毛主席，还被毛主席用宪法规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企图杀害毛的人了呢？

　　从1978年末到1979年春，知青回上海探亲时，他们联合起来，举行了较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回城重新分配工作。而新疆和云南的不少知青也举行集会，要求回到原来户籍所在地去。

　　因此，从1979年开始，政府颁布政策允许知青回城，除了那些已经与当地人结婚或当了干部的人。结果，有些知青实际上居住在一起，甚至有了孩子，但没有最后结婚（他们知道一旦结婚就真正“扎根”了）的人就面对了难题，于是同居的分开了，有了家庭的破裂了，孩子也被抛弃了。在农村“闹革命”十余年，最后，他们都像逃离地狱般地返回到城里来，真是噩梦一场。特别是一些女知青更惨，她们被村干部或军垦农场领导强奸。返回城里后，她们的年龄都有二十八九或三十出头了，都是老姑娘了。因此，她们不仅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们也失去了恋爱、结婚的最佳时期。她们是加倍的受害者。

　　在农村，理想主义受到了严重挫伤。

　　史铁生说：在北京我们被告知，社会主义是天堂，但我们一到达农村，我们就看到了乞丐。我开始怀疑宣传的真实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哪里了。

　　王安忆回忆自己像逃地狱般地回到了城里，她对重新回去看看毫无兴趣。她坚持认为，“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

　　陈村：知青运动是命定要失败的。

　　——陈村，1954年出生。回族。

　　我对去农村没有任何热情……事实上，农民们也不要我们去他们那里，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对他们只能是负担。

　　我批评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我认为他写的并不真实。一方面，他批评了当官的腐败，另一方面，他创造了一个‘青官’仿佛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这样做使两方面都高兴：普通百性能看见他是在责备当官的；而官方则认为，只有“当官的”能解决所有问题……梁晓声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此外，小说中有许多细节不真实。尤其让我受不了的是，小说中的几个知青主人公，在梁的安排下，继续呆在农村，成了英雄；而回到城里去的则像老鼠一样东逃西窜。

　　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适的。

　　知青运动是命定要失败的。梁晓声处理这种回城知青是基于个人主观的感觉，不是从广阔的历史远景上去看的。因此，即使小说中的英雄被鼓励把热血洒在北大荒上，而最终他们发现他们的奉献是愚蠢的.

　　搞创作应该要有自己的良心。在中国，总是有那么一些作家喜欢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思考和写作的。

　　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是回民。我的父亲不是回民，但我的母亲是的。我也能够选择说不是一个回民，因为在我出生前，我的父亲就去世了。我是被母亲带大的。实际上我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回民而不是汉人。我的母亲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回民的习惯。

　　我开始在农村吃猪肉时，因为要是我不吃，我也许就什么也吃不上了。因为清真祠是为伊斯兰信仰者的地方，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我不应该去。

　　我从不认为回民受到歧视。相反，他们受到许多优待。比方，人们做同样的事，少数民族的人就会比汉民多得几块钱。而大学入学考试，少数民族的录取分数线要比汉族的低一些。

　　共产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不喜欢宗教。早在孩童时节，我就被教导说“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我也不是很关心宗教。我认为它是存在的，在形式上像文学和艺术。

　　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没有宗教。而文革的极端就是要扶起一个宗教。

　　陈建功：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

　　——陈建功。1949年出生。

　　当我十一岁的时候，我的名字前就加上了“狗崽子”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是“血统论”的暴力注释。

　　“成分论”导致了社会的憎恨情绪。现在那些当官的子女都去从政去了。当我们去农村时，他们去参军。我们回城失业时，他们已经是毕业了“工农兵”大学生。而我们去大学要参加严格的筛选考试。当我们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一个普通工作时，他们已经当上了官，或利用他们父母的权威开了公司，做对外进出口贸易。有些甚至直接到国外去开公司，慨了国家，肥了个人。总之，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怎么苦干，我们永远比他们落后一步。这当然就会产生冲突。

　　应该说，1986年的学生游行就是这种潜藏冲突的见证。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以我的名义第一次发表东西的是一首小诗，叫《欢送》，发表在1973年的《北京文艺》上。

　　可悲的是，那一年，煤矿工人推荐我去上大学，但单位领导不同意，我的名字被一个老红军的儿子顶替。我很愤怒。我写了这首诗送到《北京文艺》去，被发表了，这首诗表示对“欢送”这个顶我的人去大学。

　　我对那个时代特别憎恨，但我却用笔赞扬了它。这不仅仅是我的悲剧，这也是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可悲现象。要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失去自己独立个性的痛苦，他就不会珍惜它。今天许多作家没有个性，这是很可悲的事。

　　文革的时候，有些个人等级差别已经影响了我对待生活的看法。例如，我娘去世后，我去买骨灰盒，我竟发现有三种不同价格的骨灰盒，它们分别是六十、八十和一百四十元。那最高价格的是为那些高官们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这是多么滑稽的悲剧啊。

　　在大学第一年，我完成了一个剧本叫《奔向二千年》。我被邀请去上海与制片厂的导演见面。在那里，我被告知，要是我改一下剧本的内容，使之变得积极一些，它就可能拍成电影。我拒绝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顽疾，他们要当官，他们生怕他们的才能得不到承认。

　　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时，作家们都被摧着“表态”，但我拒绝了。

　　在1984年有一个“抓犯人”的活动，我被安排去抓他们。真是很可笑的事。在当官的人心里，人们犯罪是因为我们写的东西“污染”了他们。因此当政府说要抓犯人的时候，他们立即将作家们聚到一起，让我们去做这项工作。这叫 “以毒攻毒”。如果我们拒绝，他们就会找我们的麻烦的。所以我必须去。

　　这使我想起在煤矿时的一件事来。一些煤矿工人和我训练老鹰去抓兔子，叫“熬鹰”。这个方法是这样的：我们用一根小绳子套住老鹰的脚，然后迫使它日夜不停地飞，不允许它睡觉。我们自己轮留睡觉。只要老鹰要睡觉，我们就打它。经过三天三晚后，它变得驯服了，最后乖乖地蹲在你的肩头上。你然后命令它去一段距离外抓取东西并要它沿着直线飞回来。要是它试图逃走，你就再折磨它。最终它就很听话了。

　　程乃珊：文革带给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毁坏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程乃珊，1946年出生。

　　在读了《生死于上海》后，我终于意识到，文革带给人类最大的灾难不是毁坏了多少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现在社会上，即使看到有人快要死了，人们也不会伸出帮助之手来。我们已经读过一些报道，说有人落水了，岸上的人不愿去救他。有人做了好事，反而成为笑料。我真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变成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太实用主义，缺乏基本的道德观念。因此，我觉得作家有责任去唤醒这些人。

　　小说《蓝屋》结尾是编辑要给它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的。他要我给主人公顾鸿飞（音译）一个安慰奖。因为他没有重新赢得“蓝屋”。这个编辑要我将顾选成是城市委员会委员。他说要是不这样就显得不清楚顾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实际上，顾是一个失败了的知识分子。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发表出来后，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迷失之处。

　　邓刚：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庄家，要是必须的话，我就跟着喊口号，直至装得激动得泪流满面。

　　——邓刚，1945年出生。

　　我一开始就感到文革很可悲。我喊那些口号仅仅是保护自己。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庄家，要是必须的话，我就跟着喊口号，直至装得激动得泪流满面。否则的话，我就一言不发。我别无选择，如果不这样，像我这种背景的人很难能在文革中幸存下来。

　　因为我出身在一个“现行反革命”家庭里，所以，无论我多么努力工作，我总是与“先进工人”的荣誉无缘。

　　那时，完全没有敌人来进攻，可成千上万的人高喊与敌人“血战到底”。造反派可以在任何时候闯进任何家庭，一个不经意的玩笑可能导致死刑。数千高分贝的喇叭日夜广播着革命口号和革命歌曲。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要被迫去跳“忠字舞”，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七八岁的小孩也扛着木枪，随时准备为国献身，因为“牛鬼蛇神”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被怀疑到处都是。这些人被押着，戴着高帽子，胸口上挂着标牌，脸上涂着墨水，在大街上游行。

　　经历了文革后，作家们（像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变得“聪明”起来，不愿得到麻烦。

　　那些年的扭曲使我的生活变得像一头被阉割的老牛。有时，我在公众场合显示了一下真实情感，但立即就后悔把自己的心敞开给别人太不应该了，同时提醒自己下次一定更加小心。

　　我没有写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伤痕文学里已经有很多故事已经写到了这类故事。二是对文革是不是值得写我很矛盾和悲观。有时当我偶然翻看我拿着“红宝书”的照片时，就会有一种电击的感觉震骇我。我为中国人和为我自己害羞。一个有着古老文明国度的人怎么会被扭曲和被愚弄到如此的境地？我确实没有勇气去回忆它。

　　胡平：如果再有人说我是“婊子的儿子”，那么他们也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们不平等，只有当我们都是“婊子的儿子”时我们扯平了。

　　——胡平，1948年出生。

　　当毛主席发动“炮打司令部”和反对各省市“资产阶级走资派”时，我是很高兴的。简单的一点就是复仇。因为我们班上所有那些来自高干家庭的子女都很傲慢和自高自大，总是威吓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现在一夜之间，他们也成了“走资派”的子女，突然间我们觉得平等了。换句话说，如果再有人说我是“婊子的儿子”，那么他们也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时候我们不平等，只有当我们都是“婊子的儿子”时我们扯平了。

　　在学校，从班长到共青团员每个人都控制我、欺负我。现在一夜之间，那些压迫都倒掉了。我想，过去是普通百姓受批判，现在毛主席要党本身让受批判。

　　那时即使我受到政治歧视，但我仍然认为毛主席是对的。例如，我认为“成分论”是对的，毛主席是个伟人。

　　“四人帮”倒台后，出台了许多政策纠正各行各业的错误，但没有关于红卫兵的对策。其实即使没说，但上层还是把红卫兵当作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例如，1986年的学生游行就被责备是前红卫兵的行为。

　　今天大部分前红卫兵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失去了一切：青春，教育，和爱情。当他们应该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不能得到教育；当他们应该恋爱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去做。有些干脆放弃了所有的希望，结了婚，因为是到了结婚的年龄了，结果有了孩子，社会正希望他们这样。没有正规的教育就没有正规的资格。他们被拖进没有技术的粗活。特别是那些比他们年轻的兄弟姐妹因为得到良好的教育比方甚至出国留学读研究生和博士生而生活过得比他们好得多，他们特别伤心、难过。还有一些前红卫兵他们得不到提升、得不到入党和分房因为他们在文革时曾经犯下的错误。

　　孔捷生：我参加的第一场斗争会是批判我的班主任。

　　——孔捷生，1952年出生。

　　文革开始时学生攻击老师是因为他们没有给学生们公正的分数。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有机会释放我们自己了。

　　我参加的第一场斗争会是批判我的班主任。要是目标是别的我不认识的人，我也许只是一个旁观者，可他是我的班主任，我那时还是七年级学生，的确超出了我的理解。它使我震惊。

　　有一个高级教师，他被揭发的是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宣称她是一个革命者。她控诉这个老师诱奸了她。她还公开了性爱的具体细节。我认为她说的是真的，这又使我震惊。

　　几乎每周一次，一个农民或一个工人被邀请到学校作忆苦思甜的报告会。他们揭露了在旧社会受的苦，说得同学们都哭了。

　　那时学生们被鼓励向工人农民学习，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学校，因为在那里我是二等公民。

　　1968年“大串连”结束后，我们一回到广州，就被安排去农村。

　　在学校布告栏里，是学生们下农村的名单。令人感兴趣的是，去各个地方的男女学生在数目上是平等的。由此可以看出，上面是希望我们这知青互相结婚，生子，永远扎根农村。可当时我们谁也没想到我们一去就不能回来了。他们连结婚这类事都替我们安排好了呢。

　　起初，我认为农民们很欢迎我们去，但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确实不欢迎我们。我们被送到那里工作，没有训练，也没有任何安全保障。

　　在那里生活十分单调无味，我们有许多禁令：不准有任何娱乐活动，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更坏的是，我们也不准读自己的书。我们没有渠道发泄我们的思想，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我记得一个女知青到达军垦农场后，性格变得内向和忧郁。后来得了神经病。没有人同情和关心她。相反有人喊她“疯子”。一次有人干脆拿起一条死蛇围在她的脖子上，从那以后，这个女知青彻底疯了。这个女知青的家人也不关心她。最后当地一个又丑又穷的农民要娶她。她的家人来看了她一眼，同意了。

　　我十分震惊，人为何变得如此残忍。

　　这个事件使我想到：自从四九年以来，人道主义就从我们的教育系统里消失了。我们学到的课本讲的是阶级斗争，我们看的电影也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是反人道主义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我担心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71年的林彪事件更是震惊和开阔了我的视野。那天晚上，所有共青团员突然被召集开会。会后，当每个人死气沉沉地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铃声骤然响起，又要开另外一个会。我们都猜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当我同房的人最终回来时，他的脸色十分苍白。我问他发生什么了，他只是说，“无法想象。”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摇摇头，说出同样的话。弄了好久，最后他才神经兮兮地告诉了我事件的真相。刹那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

　　1976年我回到广州。在当时，知青必须要有病或特殊的借口才能回城。碰巧在我的膝盖下有一小块骨头有点突出。它可以看作是被一些无理性的打斗留下来的伤。实际上它并不痛，从我孩提时代就有了。它不是病变或其它毛病。大串连那会儿，当我走路走累的时候，我也是用它作借口上了一辆卡车。这一次我又是用它回了城。

　　老鬼：那些背叛过我的人，他们的憎恨比我对他们的深得多。

　　——老鬼，1949年出生。

　　在斗争会上，我最亲密的朋友最狂热地批斗我。因此，从那时起，我对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

　　后来回城后，那些背叛过我的人，他们的憎恨比我对他们的深得多。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再与他们交往。

　　林彪曾经评说过一句话很对：“上山下乡是一种很恶心的劳改形式。”我现在明白了当年我们为什么被送到农村去，是因为文革后期全国处于近乎失控状态了。

　　李杭育：小说原来的名字叫《好运气》，可编辑发表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将它改为了《可怜的运气》。

　　——李杭育， 1957出生。

　　那时，我母亲月薪五十元，大姐是一个临时工，每月只有二十元。她把节约下来的钱和粮票寄给我。那里所有的知青都得依靠家庭，否则的话，他们根本活不下去。

　　当地人并不欢迎我们，但他们觉得与我们搞好关系纯粹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从一开始，他们就欺负我们。

　　本来，现代化过程常常将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可在文革时，由于工业萧条，唯一的出路就是送城里人去农村。这是历史的倒退。

　　我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1979年发在《西湖》杂志上的《可怜的运气》，小说讲述一个知青热望读书，但他那里什么也没有。一次他去一家种子店买瓜籽，令他吃惊的是，被用作包裹纸的竟是普希金的诗。他急忙返回该店买了更多的瓜籽，就这样一页一页地，最后，一本普希金的诗集差不多被他全买下来了。小说原来的名字叫《好运气》，可编辑发表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将它改为了《可怜的运气》。

　　我已经通过阅读翻译著作吸收了西方的一些精华，但是有些东西，没有人能够给我的，比方说民族的生命力，它是不能从书本里面再生产的。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普通公民身上。我对非正统的东西很有热情。我从来不从正统的东西里寻找这种生命力。因为一旦这种东西被典藉化和模式化，它立即就丧失了生命力。

　　李锐：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起来的废墟。

　　——李锐， 1950年出生。

　　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了来的废墟。

　　所有怯懦的逃避，所有卑劣的蒙骗，都是对于人的逃避和蒙骗。我深知这追问的艰难。可这是无未能回避的艰难。

　　企图‘客观而真实’地表达现实和历史的愿望，是一种太过时、太简单也太武断的愿望，是文学所难以负载的愿望。

　　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做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

　　面对历史，我只有无语的茫然。

　　梁晓声：毛主席说：“现在，红卫兵小将已经犯了一个错误！”

　　——梁晓声，1949年出生。

　　开始的时候，毛主席是很支持红卫兵，他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接见数百万红卫兵，因为这些人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然而，一旦红卫兵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意识到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红卫兵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红卫兵小将已经犯了一个错误”的原因。而身处狂热中的红卫兵当然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说。

　　总共有四十八万知青被送到黑龙江的军垦农场。严格地讲，从我们到达那里直到我们离开，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垦农场被建立起来。而大约有二百万人在那里生活。

　　在那时我们不太关心我们自己。我们不认为“自我价值”有意义。这个术语仅仅是最近才出现在中国的。那时的我们只是想着集体和民族。后来，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消失了，不满和损失的感觉很快传播开来。

　　连知青的穿着都影响着当地的村民。我记得当地人请知青帮他们从北京买鞋。后来，当知青离开时，当地人感到很消沉，觉得没有热情把生活变得更好。这种感觉在女孩中更加明显。

　　在北大荒，光我呆的农场就有二百知青死在那里了，有些被狼吃掉的，有些是溺死的，有些是挖井、开石、砍树出了事故而死的，还有一些是累死的和自杀的。

　　有批评家指出，男性知青作家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温柔和浪漫的女性，因为这反映了知青一代的生活态度。我完全同意这种观察。这正代表我们要寻找已经失去的，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检查。

　　在长篇小说《雪城》中，我写了一个老保姆，她是北京的前知青。编辑希望我把它写成有幸福婚姻和积极进取的一个女子，但人物的性格不是那样的。因为，当她年龄越来越大时，北大荒对她越来越有吸引力。她写信给她以前的邻居，告诉他们她要返回去。然而，她的邻居回信说，他们的女儿要来参观北京。当这个女儿来到北京时，老人要她讲讲村里的柳树。邻居的女儿说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柳树。后来，这个女的被一个男人诱奸了，她不愿意回去。在这个平朴的事实后面，要表达的是北大荒的那片土地已经在各个家庭成员中分裂了。换言之，前红卫兵怎么在那里幸存呢？

　　陆天明：灾荒很快到了。我们躺在床上是为了让胃慢一点消化。

　　——陆天明，1944年出生。

　　1958年我才十四岁，是高中一年级学生。为了能够去农村，我虚报了三岁。因为只有十七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去。我们去了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子。我是同去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那时我们满腔热情。我到达那个村子时是1958年正月。我在那里与农民一起生活了一年。当时那里仍然是“高级生产合作社”。我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创办活动。我记得在创办之前，我们经过了“镇压反革命”行动大会，我们都要说清自己的历史。

　　当地农民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来临了，因为他们去公社食堂吃饭不要付钱。他们都很渴望摆脱贫困，他们很容易相信当局的话。真奇怪农民们真的相信他们。中国农民真无知。因此，我们必须反省我们国民的劣根性。

　　灾荒很快到了。在那里，我作为一个老师，得到一时优待。我们上午得到两碗粥，下午也是这样。吃了上午那一顿，我教一会儿学生，很快就放学了，回到宿舍，躺到床上等下午的粥来。我们躺在床上是为了让胃慢一点消化。

　　动员大批知青去新疆主要原因是解决上海的失业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后，大学减少了招生人数。许多中学毕业生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将他们送到新疆去。

　　与这些学生同时送到新疆的是一批流氓和犯罪分子，他们是发配到那里接受“劳动改造”的。我们离开上海后就到了一起，学生和罪犯唯一的不同就是衣服。前者穿绿军装，后者穿蓝制服。还有第三组去新疆的，是那些已经放弃读大学的学生。

　　那时，上海国际宾馆需要一个作厨师的学徒，这被认为是一个好工作了。我本来可以接受这个职位的，但我推荐了另一个人去。几年后，这个人做了主厨，当我仍然在新疆的时候。有一年我回来探亲，他特地感谢我把这个肥缺给了他。因为当时街道革委会告诉我，我可以留在上海，并很可能提升为干部。但那时我太热衷于我的理想了。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就这样，1964年有三四万上海人被送到新疆去了。

　　从上海到新疆，我们要坐五天五夜的火车，到了乌鲁木齐下车的时候，我们都头昏脑旋。但要到我们的目的地仍然还要坐二三天卡车，那是距中苏边界只有三百公里的军垦农场。有些女孩在路上就被司机强奸了。

　　在那里生活特严，谈恋爱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会分散精力。

　　没有人敢离开，连私下谈一谈这种想法都不敢。因为谁要是说了，一定就认为是反对这项政策，就是“现行反革命”。同时，那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整个世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放，我们有责任来开发和建设好新疆。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能否建设好这个地方。

　　实际上，我总是希望当一名作家。这就是我选择要到新疆去原因的一部分。因为我认为这就是“到生活中去”，为我的写作作准备。事实上，新疆的生活成了我创作灵感的最基本的来源。许多比我年轻的作家也是用知青生活作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史无前例的。

　　我能够说，在中国没有哪一代比我们更能明白和体察中国社会的实情。如果没有那些年的经历，我就不能明白中国和它的人民。

　　我认为，知青小说像苏联卫国时期的小说一样，它将会成为许多代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现在有关这方面的小说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现在写的有关知青的小说着眼点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冲撞上。我觉得没有教育的打败了受了教育的。

　　1985年我回到新疆去看了一看。当我看到在那里的朋友时，我的心都碎了。我曾是动员他们去那里的人，现在我返回了城市，而他们却继续留在了那里，再也不能返回。他们中不少人曾是模范工人，有些人坚信他们应该留在那里，这些更带有悲剧色彩。他们有十三个家庭共同请我吃一晚饭，我是如此悲痛，以致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意识到从心理学上说，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回到过城市。

　　一个年轻女孩曾是街道革委会的秘书，是上海一个银行的高官的女儿。她来自一个很文化的家庭。她能够弹钢琴，是从上海一个重点女子中学毕业的。她苗条而优雅。当她到了新疆农场时，她与一个劳改犯恋爱了。在那时她很企求进步，是人人都尊敬的模范。可现在她被人瞧不起。她结婚后，因为受歧视，她忍受了许多痛苦。

　　1985年当我参观新疆时，见到她我十分震惊。她穿着一双又大又黑的布鞋。她黑黑的皮肤使她看起来像一个老妇人。实际上她比我还年轻。她和她丈夫住在一个泥房里。她的丈夫在一个中学教英语，也许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心理的失控，她居然帮她丈夫强奸了一个女学生。

　　我知道在那样一个特殊疏离的环境里，她的心理已经失控了。她的丈夫因此蹲了八年牢。她则有三年被监控。我还吃惊的是她居然还使用文革的语言。她说她活着是为了阶级斗争。

　　有些结了婚的人为了回城，用尽了种种法子或苦肉计。比方，要是A的妻子是当地人，B的丈夫是也是当地人，他们就会签订合约：让A的妻子做B的丈夫，这样，A和B就能够回城了。许多古怪的合约为的就是回城这个目的。

　　由于人们在一个很严格的环境里生活的时间太长了，突然间，让他们多一点自由的时候，他们感到迷茫和不知道该做什么。

　　陆星儿：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工作时，还是一个农民。

　　——陆星儿，1949年出生。

　　1978年当我离开北大荒时，我走得是那样匆忙，我没有时间去想。而1984年当我再回到那里时，我才知道，仍然还有四万知青留在北大荒。在他们看到我之前，他们已经变得麻木了。但是一旦见到了我，他们立即强烈地感到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

　　在中国户口钳制了人们迁移的自由。它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一直很压抑以至丧失了他们的创造力、精力和开辟新途征的勇气。他们行动前要掐算每一步如何走才安全。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开始在《人民文学》工作时，还是一个农民。

　　莫言：我与叔叔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在战场上相遇，我不会放过他，因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是国民党分子。

　　——莫言，1956年出生。

　　我是1976的参军的。对乡村的年轻人来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参军，另一条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而后者是很难获得的，几乎都是那些干部子女。

　　至于参军也是碰运气罢了。那天有征兵的人来了，我正在村办企业里做工。别的人也都不在，特别是村支书和生产队长不在。这样我就“混”了进去。但是当我到达部队后，村里还写信去说我是富农成份而且我的叔叔在台湾，因此应该退回村里去。一个当官的找我去谈话。我解释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叔叔早在1947就已经去了台湾。而且他的家庭在解放前就已经与我的爷爷分开了。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我们在战场上相遇，我不会放过他，因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是国民党分子。我甚至引用口号：“亲不亲，阶级分。”他认为我解释得有道理，就同意我留了下来。

　　我之所以写《红高粱》有三个原因：一是我研读了解放后的军旅小说，我觉得很恶心。我要展示一种新的模式。二是我在高密县长大，我对那里的历史、风俗、习惯有很深的了解。三是我听到许多在当地流传的故事。

　　当农民在田间歇工的时候，老一点的人就开始讲故事。有人也许讲的是1937年的事。说正是在这个地方那些日本人被杀死了。或者还有更多的细节。如子弹穿过了胃，打了一个大窟窿等。第二天，另一个人又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复这个故事。每一次有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就要加些情节进来。讲得越多就越丰富。这种集体的想象变得越来越有颜色。渐渐地，历史变得神秘起来。当我在那块田地劳作的时候，中日战争已过去快三十年了。那段时期的故事就被农民们传递得越来越神秘。

　　红高粱里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与我的家庭成员并没有多在关系。我爷爷奶奶是很简单而艰苦的农民。

　　在1987年初的反资本主义自由化时，因为我在“红高粱”系列里讲述到我的二奶奶被日本人强奸的事而遭到批判。他们为此专门开了一个批判会。我说，“要是任何人想与我讨论作品的艺术性，我不介意；但是，要是仅仅从政治上来责备，我不愿意听。”我还解释为个插曲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爷爷的性格变得真实可信，也激发他与日本人作战的决心。因为大部农民并没有抵抗日本人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无论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没关系。他们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因此，要描写农民积极抗日，强奸的细节就是一种艺术上的必要。幸而，随着运动的平息，对我的批评也自然消失了。

本贴由出者于2004年7月04日14:54:02在〖华夏知青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