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在北大上学，曾经听了许多大报告，有些至今印象鲜明，铭记难忘。
    听大报告，是那时的“时尚”，机关、学校、工厂，都常举行的。这似乎是共产党领导的一种方法，一种传统。在过去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里，就是经常用来传达形势和任务，讲解理论和政策，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思想主张的一种有效手段。领导干部大多都很能讲，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讲上一天、一晚的，也是常事。所以称之为“大”报告。许多人的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些报告中学来的。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边听边做笔记，坐在小马杌上（解放后条件改善了，可以坐在礼堂或剧场的座位上），把笔记本摊放在膝盖上，俯首弯腰，认真记下每一句话。凡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积下好多笔记本，就是听大报告的成果。
    这种听大报告的形式所以流行于当年，与战争环境中报刊书籍等资讯传递不便固然有关，也因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有限，才用这种口口相传的办法。但沿袭到四九年后的五、六十年代，仍然流行不衰，这也就使我辈有机会领略了大报告的余韵。我记得1950年初，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初到机关工作，第一次听大报告就是听了一整天，全系统的党员都参加了。人员众多，中午开饭，餐厅挤不下，就在各个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八个人一桌，很丰盛，当然是免费的；其实那时连“费”字都不过脑子的，说吃就吃，有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痛快的意味。
    1955年，我进北大读书，仍能常常听到首长的大报告。北大的大报告有她自己的特色；第一，报告多，隔三差五，一个学期能听到好几次大报告；第二，报告人的身份高，很多是中央首长。据说，1952年，马寅初上任北大校长时，毛泽东曾找他谈话，问有什麽困难和要求。马老说：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以后我请谁到学校里去作报告，可要得到保证！”毛泽东笑着说：“这条我保证！以后你想请谁，我就保证他随叫随到！”果然，后来马老陆续请来许多中央首长作报告。这大概就是北大大报告的特色的由来。马老到北大的当年9月，就请到周恩来总理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从下午二时开讲，整整讲了五个小时，是名副其实的大报告。不过，我那时还没有入学，无缘躬逢其盛，这是从书中得悉的，大概是可靠的。
    我在校时，曾听到过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是讲经济建设形势。那时像他这样的中央首长讲话，主席台上没有坐许多陪客。马老迟到了。他说一口浓浓的绍兴官话，自称“兄弟”，对副总理则直呼其名，曰：“今天高教部请客，兄弟吃了一眼老酒，来迟了。今天请李富春来作报告……”一句话就引来台下一片欢笑声。他老人家耳朵有点背，每次举行报告会，就自己搬过椅子，紧挨着报告人的左侧坐下认真听讲。那时提倡“三好”，马老常常鼓励同学努力学习好同时，还倡导体育锻炼身体好；他现身说法，讲他自己怎样一年到头天天洗冷水浴，即使大冬天也是如此；讲他经常爬山，如今七十多岁了，还坚持不息；讲他如何节食，有时两个星期不吃饭……斯情斯景，为北大学生传为美谈。
    我还记得胡耀邦也来校作过报告。他是当时团中央书记，好象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不久。他非常健谈，也非常诙谐，对青年学生讲话，一句套话官腔都没有，都是生动活泼的口语和事例，不断赢得大家的掌声和笑声。讲到兴之所至时，他忽然就地旋转了一圈，说：兄弟身不满五尺，貌不惊人，但到国外，（在联欢节上）却受到外国朋友特别热情的接待和尊重，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国际地位高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者，代表……哗！又是一片掌声。
    那时，这种大报告都是在大饭厅里举行的。大饭厅大概相当于一个篮球场那麽大，是用钢梁交叉支撑起来的一种大型简易房屋，有点像厂房似的，看起来很高大空阔但却有点简陋，只是很实用。房子东西走向，西侧是一座简易的舞台，舞台背后就是大厨房。所以，这个饭厅除了用作吃饭，凡是全校性的室内活动大多在此举行，诸如：开大会，听大报告，过年开通宵舞会，放电影……等等。真可谓集诸多功能于一身。但是，大饭厅内很空旷，连桌子都愈来愈少，更不必说椅凳了。大家都是端着碗站着吃饭。每次开会、看电影，都得自带板凳。有时，大报告进行了一半时，主席台后就会飘出一股诱人的饭香来，也好象是在提醒报告人，时间不早了！
    这些大报告，与当时的形势往往紧密相连。譬如1956年中央强调重视知识分子工作时，党员副校长江隆基给全校作报告，说到对马老，党委一直是非常尊重的。学校里的大事都是请示马老，经过商量、交换意见，得到同意后才去执行的。马老每次外出归来，江副校长必向马老汇报情况，听取意见。马老对学校党委也很尊重，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江隆基是位党内资深的教育家，战争年代就曾担任过边区教育厅长，他好象是陕甘一带的人，口音较重，为人说话却非常斯文温和谦逊。有一次，他在报告中，批评党团组织在学生工作中，不恰当地过分强调集体主义，什麽事都讲集体：集体复习功课，集体看电影，集体唱歌，集体跳舞，连散步也要集体。他是想纠正那种极端主义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但很委婉平和，令人心服。
    但到了1958年时，乘反右余威，毛泽东又号召拔白旗、插红旗，对知识分子态度大变，展开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这次是陈伯达来作报告，中心就是宣传鼓吹“厚今薄古”，批判有理，大讲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这是引用、发挥列宁的话；然后引申出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他的福建话很难听懂，说了半天，几乎什麽都没有听清楚，只记得了这一句，倒是关键的一句：要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搞大批判，要大“破”。
不知为什麽，那时对知识分子那麽狠。陈伯达谈到这场批判时，强调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而且要从学术思想批判，那是掘资产阶级的“祖坟”（中国人是很忌讳这句话的，以为极狠极毒之语），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依仗的本钱都批掉了，他们也就翘不了尾巴了。这样的话后来陆平也说过，显然是有所本的。
    这时江隆基调走了，隐约听说因为他右倾。新来的党员副校长陆平，正好碰上大跃进，给全校作大报告，热情畅想共产主义，有些话不仅使我当时震惊，而且终生难忘。他说，现在学生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出教材（鄙班中文系1955级有幸为始作俑者），这些老教授们还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以后就不能再上讲台了，但可以搞个编译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又说，现在形势发展那麽快，再过一年零几个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个人主义、老一套生活方式都不行了。私有制社会的家庭形式，也要改变，将来就是发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平时忘我劳动工作，过集体生活，夫妻也只是到周末在一起，建立一种新型的家庭形式……。这使人们想起了太平天国的男营女营。
    陆平说话充满激情，很有感染力。他原在铁道部当副部长，听说年轻时曾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一次，在校园里迎面看见他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他穿着浅灰色的薄呢制服，中间一排扣子全部都是敞开的。在我的肤浅印象中，觉得他是个很豪迈粗放的人。
    自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二、三年里，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又是双反运动（反保守、反浪费），大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又是大跃进，又是三面红旗，又是反右倾，学校里几乎没有好好上过课：或是发动学生贴大字报，批判老教师；或是下乡收庄稼，在学校里炼钢，去十三陵工地修水库：或是所谓搞集体科研，从刚进校门的一年级同学开始就让写书编教材……老教师都成了资产阶级，被批判对象。学生自己能编书了，还上什麽课？原有的教学计划、教学秩序，生活作息规定……全都废弃了。这时提出了一个所谓新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培养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新型普通劳动者。其实呢，只是疯狂地搞运动，搞劳动，搞“科研”，根本就没有机会真正学习科学知识。谁若提到学习，提到“专”，就是你还想走“白专”道路。这时的北大已经不大像一所大学了。
    试想想，连德高望重的校长马老也未能幸免，上面发动学生批判他还不够，还发动校外媒体公开批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马老靠边了（正式免去马老校长的职务是在批了他一、二年后的1960年初），所以大报告也相对少了，更不大有中央首长来校作报告了，这与马老不再主事大概也有点关系。
    反右斗争、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据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见解放日报05-2-11第七版连载文章《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三年的前一半，我就是在北大度过的。
    大概是在59年间，中文系曾请周扬来作过报告，地点是在办公楼礼堂，参加者主要是本系同学。那时正逢上面有点想稍稍扭转一下失控的局面，周扬讲话的调子就与前面陈伯达讲的那套有点变化，至少在当时听了比较能接受。报告会是由系主任杨晦先生主持的。因为平时不大有机会开全系大会，所以杨先生的开场白就讲了半个小时，完了，他还说，“我就讲这几句。”引得大家大笑。
    我是第一次听周杨作报告，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愧为长期作宣传工作的领导，作报告不用讲稿，就这样随意讲，滔滔不绝，极有气势；但又是逻辑性理论性很强，思路特别清楚，似乎无可辩驳，一下子就把人征服了；他讲话很有煽动力，充满着感情。讲得激动时，湖南乡音的“我、我、我……”，好象有点无法控制似的，却把听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可说是相当感染人，相当煽情的。
    他那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这几年文艺界、大学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大家困惑的问题开讲的。他一上来就背诵了一大段韩愈的《师说》，特别是“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是用这话来为当时对老知识分子的大批判、学生对老教师的大批判作辩解的，想借此说明学生比老师强，学生批判老师，是古已有之的。他也把这话与毛泽东的话；不要怕教授，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串联在一起。我在台下听他这样说，似乎也很有道理，搞这些批判好象也挺正常的！？
    他还希望那些挨批的老教师，不要对批判有什麽反感。他把这事说得很轻松，很正常。他拿自己作例子，说，像他那样的人，总也是要归入历史人物的，也是要受批判的，后人总会对他的功过是非得失作评论，评论就是批判，这是免不了的。所以他要老教师们不要太紧张，看得太重。其实他在这里偷换了概念，把正常的历史批判评价，和这种群众运动粗暴专横的政治批判，混为一谈了。但是，我听的时候，总觉得他讲得头头是道。
    他似乎是来作安抚工作的，但还是强辩他们打击知识分子是正确的，是有理的。但说到学校里不学习，整天搞运动，他却明显表现了不满。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遇到一个女学生，问他：体力劳动苦，还是学习读书苦？那女学生认为读书比劳动还要艰苦。他认为她说得有一定道理。接着他讲了许多读书重要的理由。他从来就是推崇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批评，那天也讲了不少。这在那时是很不容易的了。我们听说他又提倡读书了，又讲这些文艺本身的事，就特别高兴。
    当然，这与上面想稍稍缓和这几年疯狂的政治运动的调子有关系。而我们，忽然听这麽说，忽然听那麽讲，讲的时候都是自命正宗的马列主义，都是振振有辞、不容反驳怀疑的真理。大报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它只叫你“听”，所以叫“听大报告”，却从不叫你思考，分析，研究，更不必说质疑、辩驳了。所以，那是灌输，不是学问。
    在北大听的最后一个大报告，是每年北京的高校毕业生按惯例要享受的，是由中央首长在人大礼堂作的，有点送别的意思。那年，我们是听北京市长彭真讲，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
    但是，我还记得另一次听外国首脑作报告。北大、清华两校，常有机会接待外国首脑，这在现在也还如此。我参加过一次，大概是在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清华大学演讲，北大也奉命派了一部分学生参加。白天，我们聚集在清华操场上等候很久，场上搭了一个主席台。清华领导在台上先对我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其中有按印尼习惯（也许是规定，记不准确了），总统讲话，下面都要站着听；讲话结束后，让贵宾、领导先离去，然后大家才能散会。苏加诺讲些什麽，我也都忘了，但肯定不是我们的首长讲的那套。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天天气很热，大家站的时间长了一些，散会时，有一些清华同学先动起来了。所以，陪同苏加诺来的陈毅副总理、高教部长杨秀峰不大高兴。等贵宾、领导走了以后，清华领导就批评我们，并说：“陈毅副总理很生气，说，‘我这个元帅，指挥不了你们大学生！’”这也算是一个花絮，但却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觉得挺好玩的。
    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年旧事了，如今回忆起来仍然使人不胜感慨，但也可算是那个年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吧！
2005-2-28

作者简介 ：陈丹晨，1932年生，浙江堇县人。中文系55级。曾任《中国文学》编委、《光明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文艺报》副主编。著有《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文学评论集《艺术的妙谛》、《在历史的边缘》、《美和死亡》、《陈丹晨文学评论选》等，散文集《生之困旅》、《枯荷听雨》、《水流何处》、《放逐山水》、《山光潭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