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我就知道北大的校园里有一方叫做未名湖的美景。那时候，北大对我这个一贯不用功的学生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未名湖，自然更是梦中之梦，从未想过要走近她、亲近她，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怪怪的，很特别，很有点味道。
　　后来，我竟鬼使神差地混入了燕园，戴上了北大的校徽，终于有了和未名湖相识相亲的机会。但是，人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恶习，一旦拥有，便不再珍惜。五度春秋，五番寒暑，今日回想起来，我享受湖光塔影的时间竟是那么少、那么少，少得实在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这一池清水。如若能还我青春韶华，我当会选择另一种活法，一种更“未名”的活法。
　　其实，对未名湖而言，北大是外来户。北大的根在沙滩、在红楼。追本求源的北大人，是不会说自己是喝未名湖水长大的。但是，百年北大，毕竟已有一半时光将未名湖揽入怀中，人们也不容分说地把她们捆绑在一起，历史仿佛已沉入了湖底。
　　作为后来人，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既享用了“北大”的名，也享用了“未名”之水。我们不必介入历史，尽可享受现实。
　　“北大精神”、“北大传统”这样厚重的话题，并非少不更事的吾辈所能理解的。当时的我们，沐浴其中，往往并不自觉其可贵。有句名言，“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当年北大正是大师云集之所在。仅一座小小的“民主楼”，就拥挤着以冯至先生为首的数十名国内顶尖级的西方语言文学大师（今日北大，可谓高楼林立，而如此的辉煌，不知何时才能再现？）。他们个个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可叹的是，疏懒如我，却未能吸取他们的学识于万一，徒然与大学问、大智慧失之交臂，留下终身之憾。不过，近距离接触这些大儒，还是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平常、平易、平淡、平等-----给我以深刻印象。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可以随时闯入朗润园郭麟阁先生的家中，津津有味地听他用浓重的河南低音谈天说地；可以盘坐在老乡的炕头上，和大诗人冯至煞有介事地讨论我们稚嫩的诗句；可以成群结夥地涌进沈宝基老师的小客厅，围着九寸小电视不管不顾地观看世乒赛决赛；也可以边递给盛澄华老师一根劣质的“壹支笔”香烟，边缠着向他请教他最不愿意提及的纪德问题（他是最早翻译纪德的专家，为此遭到不公正的严厉批判，甚至拖累终生）----正是在这无拘无束的交往中，在不经意的交流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学问内和学问外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当初如何看待我们的放肆，而我在他们身上却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魅力，那不是外在的威严所能达到的境界。拉开架势吓人的人，喜欢总在众星捧月的感觉中生活的人，身为学人而对官位孜孜以求的人，其实离真学者都很远很远。时代在制造着学术明星，制造着官员学者，北大也不例外。我却总在怀念那些心静如水、澹泊人生、视学生如友人的前辈老师。但我也不敢妄言，究竟谁最终能代表北大的未来。
　　未名湖“加盟”北大，无疑给北大增添了活力，增添了浪漫，增添了灵动的生息，也给代代“小资”们创造了潇洒癫狂的乐园。但是，未名湖见证的却未必都是蓝天白云、晨曦斜阳，穿行在绿柳荫下的男女老少也未必个个心平气顺、心满意得。湖上曾有阴霾，湖中也含泪水。大至校长马老寅初，小至学生右派，变幻的风云，不知制造了多少心灵的创伤。有一个小小的场景，不知为何竟数十年留在我的记忆中无法抹去。那是入学的第一天，我拿着行李来到29斋301室，有两个尚未搬出的毕业生在边整理书籍边悄声进行法语交谈。我看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学长手中翻检着的洋装书，听着他用圆润的男低音说出的悦耳法语，心中暗自羡慕。此时，却有人轻轻告诉我：这是个右派。我不禁愕然。三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初，一次小型学术会议的休息时间，我突发奇想地问几位校友，“五七级法语专业划了几个右派？”“一个。”“谁，叫什么？”“我。”坐在我身旁的西方电影专家李恒基坦然地答道。“哦，对不起！”“没什么。”他的坦然使我比多年前的愕然更加愕然。但愿坦然背后不是木然。
　　无论入北大前、在北大时、还是出北大后，“未名湖”名之来由，于我始终是个谜。我曾请教过老师，请教过学友，均不得要领。老实说，我之所谓请教，不过是泛泛而谈，从未认真深究过。在我心底，我倒更愿意对此保留一份神秘感、一份不知其所以然的朦胧。那熔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于一炉的“未名”二字，体现了一种永远的“未完成”状态，让你在湖滨无目的地漫步时也常会想到“人生没有完成式”的哲理；她又以无可名状的模糊，使人感悟世事无常的尴尬，从而激励人们不断坚定对自我目标的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