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大未名湖迎新晚会。湖光塔影，火树银花，这里成了一个迷人的梦幻世界。
   我这个从八闽山区小县来的无知学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世面。俄语系女生用俄语演唱的一曲《小路》，引起了我的无限遐想，鼓起了我融入既向往又生疏的北大的勇气：“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我就这样跟着我的“爱人”，走上了向科学进军的“战场”。
到未名湖去，成了我在北大前二三年生活的组成部分。清晨跑步，傍晚散步。岛亭购书，石舫观霞。湖畔小山念俄语，塔边柳下聊大天。未名湖难言之美创造了这种从容、和谐、单纯的学子生活。我饱享了未名湖的关爱和温暖。
　　随着对世事的加深了解，我才体会到未名湖之美不仅体现在自然属性上。光荣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兼收并蓄的宽容、民主科学的精神，加上静谧秀丽的自然美才构成了未名湖韵律的全部，或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而以社会属性为本质，才是未名湖精神的真谛。
    初始让我从未名湖的自然属性联想到它的社会属性的，是未名湖水塔旁的狗。路过未名湖，我经常听到狗吠，那吠声听来又凶狠又凄惨。经了解，原来那里豢养的狗都是些试验品。看来它们有怨气，你人不把我狗当作狗，我狗也不把你人当作人。我未免寄于同情，从中也悟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道理。
    有一天，我路过未名湖，一只狗气势汹汹地似要向我猛扑过来。惊吓之余，我对自己的“人狗和谐论”顿时产生了怀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人不可笼统讲“和谐”，于狗又何尝不是如此？狗有“自然狗”和“社会狗”之别。人与忠实的自然狗好和谐，而对那些咬人之狗则要慎加提防，即使是“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根”（鲁迅语）、虽不咬人却仰人鼻息的哈吧狗，也大不可心同它讲“和谐”。因为此等“和谐”不仅不可得，而且害人害己，过莫大焉。
    “青萍一点微微发，万树千枝和根拔。”1957年新春伊始，风声渐紧，风雨欲来。一听狗吠，总令人预感到有不详之兆，小小未名湖难道也能掀起轩然大波？
    不出人料，事态日益恶化，不仅狗吠，人也吠了起来，而且出笼咬人。这次竟然咬到了我们敬爱的校长马寅初先生。
    1957年4月27日，马校长在北大小膳厅作报告，向全校师生讲人口问题。他主张实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主张对只生育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超过两个孩子的要“抽税”。他认为，生育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它涉及到集体利益，同样是国家的事情。
    1957年7月5日，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在中国人口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人口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中国存在人口问题及其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办法，后来成了我国制订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马老的新人口论确实风光了一时，也曾受到领导人的肯定。谁能料到，后来却180度大转向，马老受到了批判。
    1958年5月4日，陈伯达在北大集会上点名批评马寅初新人口论。康生同时也加紧策划，大打出手。一时间，学报、校刊紧紧跟随上，大字报满园，批判会登场。随即全国掀起了批判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下半年，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马寅初的不下200人。
    面对逆境，马老发出了掷地有声的铮言：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马老“坦白地”对向他“泼冷水”的“诸位先生说一说”：
　　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泼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多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分，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虽然这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
　　1959年一天傍晚，我在未名湖散步，迎面走来了一位人敦实、个矮胖、大脑袋、圆脸庞的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敬爱的马校长。我一向怕大人物，何况他现在是受批判的大人物，便有些惴惴然。马校长面带微笑，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直盯着我：
　　问：哪个系的？
　　答：中文系。
　　问：哪里人？
　　答：福建人。
　　马校长顺口说了一句：噢，自古闽浙是一家！
　  目送着走远的马校长身影，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忽地想起了他发表在《新建设》上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校长的至理名言，我记了一辈子；校长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用了大半生。我早就盼望着在毕业证书上能盖上校长马寅初的大印。可惜等到毕业，他已被罢官了。
    1966年，“文革”开始，北京日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那年我已在这个“黑染缸”里染了近6年。但我还远远算不上修正主义“黑干将”、“马前卒”，也够不上“黑苗子”、“黑根子”，可是既当上了“保守派”，也获得了一个“修正主义须须”的光荣称号。
    1967年春节前夕，有两个人推开我的宿舍门：
    来者：给你贴付春联。
    赖氏：要浆糊吗？
    来者：有了！
    赖氏：喝点热茶吧！
    来者：不了。
    来者贴的“春联”是：老赖同志不要再耍赖，悬崖勒马交出干货来。回头是岸。
　　贴罢，来者满有礼貌地告辞。我说，洗洗手、烤烤火吧！来者：不用了！
　　我这是学的马校长，因为我记住校长的教诲：“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1989年，我由北京日报奉调中国人口报任职，没想到经过近30年风风雨雨的“团团转”，我走上了继承马校长人口事业的道路。
1991年5月，我来到了浙江嵊县马校长老家采访。我首先拜谒了绿树蔟拥的马校长墓，向他深深鞠了三鞠躬。随即来到了浦口镇。当地的中学已命名为马寅初中学，学校里开辟了马寅初展室，开设了人口课。学生学习人口知识，并且做社会调查。我在中国人口报上用专版刊登过学生的人口论文。当地百姓永远记住马老对中国人口事业的贡献，但反映他虽然是个大官，也管过钱财，却没给家乡什么“好处”。坐落在浦口镇的马老故居已十分破旧，显然长久未作修缮。实际上，马老在回乡调查发现人口过多的现实，引发了他写出永垂青史的《新人口论》，不仅给家乡带来好处，而且给全民族带来了福祉。
　　马寅初先生发现并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人口问题的勇气；在逆境中不考虑个人荣辱得失仍奋斗不止的人格；实事求是、严谨治学、视学术观点重于个人生命的气节；为坚持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高尚品德；心怀民族兴衰，惟独没有一己私利的情愫，堪称国人学习的典范。
人们尊敬马老的高风亮节，同样惊叹他坚持健身长寿锻炼和与病魔作斗争的毅力。马老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会了“冷热水浴”健身法，一直坚持到他双腿瘫痪时的90多岁，才改用冷水擦身，直到生命终结。马老坚持山道小跑登山的“跑山”运动。在年近八旬的时候，他还跑上了北京香山“鬼见愁”。1968年一条腿瘫痪后，他改为拄着拐杖在自家院里走6000步。后来只能扶支架转50圈，又坚持了26年。实在走不动了，他仍坐在轮椅上扇风上千次。马老在91岁高龄时，还接受了两次大手术。顽强的生命力使他战胜癌症，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马老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随即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2年，他以101岁高龄向他当年认定的“本家”马克思报到。陈云为他题词：“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宋庆龄称赞他“不愧为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为了表彰他为中国人口事业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被授予全国最高人口奖项“中华人口奖”特别荣誉奖。2003年，在中华人口奖设立10周年前夕，我参与主编了记录中华人口奖获得者光荣业绩的《功在千秋》一书，全书首篇登载的便是马老的《新人口论》。全文保持原貌，只字未作改动。文如其人，音容宛在。当我重温这篇不朽名著时，不禁潸然泪下。
　　在中文系1955级入学45周年、毕业40周年的2000年，我们举行了盛大的聚会，历时三天。在凭吊花开花落、冰消雪化的未名湖时，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我进一步地感受到的不仅是未名湖的秀美，更摸到它刚直不阿、坚强不屈的脉搏。我们议到了“北大精神”。“北大精神”，博大精深，而马校长“粉骨碎身不必怕，留得清白在人间”的硬骨头精神，正是“北大精神”的光辉续篇。老同学以55级这个“开花或不开花”的集体而自豪，年轻的学友也在盛赞我们这个集体，探讨“55级现象”，研究“55级精神”。有什么可称赞的？“左”也可爱，“右”也可爱，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患软骨病，没学狗咬人，没有死心地“脖子上拴了细链子跟在脚后根”跑。有的同学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却总堂堂正正地站着做人。你们就这么“纯洁”？不是的，我说的是这个“集体”，讲的是它“开花”的本质。有人为55级提炼了十字关键词：“理想、激情、浪漫、集体、单纯”。要是这也称得上是“55级精神”的话，那它正是“北大精神”培育的，也是“马老精神”教诲的结果。归根结底，是时代所造就的。如此而已。

2004年9月3日，草于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