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 名 湖 畔 的 沉 思

朱汉生

俄语系55级校友

还记得四十五年前，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哪些日子吗?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大燕园。看到美丽的未名湖和那亭亭的塔影，宫殿式的办公楼，绿荫覆盖的俄文楼，六院……想到自己进入了全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科学的殿堂已经为我们敞开了大门，喜悦涌上了心头。剩下的只等着我们去建功立业，向科学进军。未来等待着我们的是光辉的前程和如花似锦的生活。

那时正是我们年轻共和国最美好的年代∶我们在大食堂吃的是免费伙食，常常能吃到大虾，沙拉，肉烧茄子……每个周末都有电影，舞会，音乐会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第一堂俄语课是由苏联专家用俄语授课；教语言学是高名凯教授，他不是巴尔扎克作品的著名译者吗?我们还能听到著名学者王力，蔡仪，陈涌等人讲课；本系也有曹靖华，余振，魏荒弩，田宝琦这些俄文界的权威人士授业。我们曾天真幼稚地逻辑推理∶“名师出高徒”，几十年之后，在俄语界，翻译界的专家学者，知名教授，舍我其谁?不在话下。那时我们真有“天之娇子”的感觉。

年轻人吃着青春的蜜糖，就以为这是终生的食粮。

哪想到会有风云突变，沧海桑田?紧接着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教改，下乡劳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我们互相揭发检举，批判上纲。往日的朋友，同窗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形同路人。有的同学被打成“右派”，化为敌我矛盾；有的载入另册，成了“内控”；有的思想“有严重问题”……好端端的一个集体四分五裂，三六九等。人人自危，互相防范。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阶级斗争扩大化，毒化了人的灵魂，伤害了同学情谊和正常的人际关系。临到毕业时，形势已然大变∶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三年的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许多项目纷纷下马。大学生就业实际上成了一大难题。我们这些俄语人材往何处去?不但不是“娇子”， 还是一大批“废品”。除了少数留校任教外，绝大部份要改行就业。于是，一个个黯然神伤，灰溜溜地离去。相信有不少人都会在心中暗想∶上了北大，真够倒霉的。这哪里是什么科学的殿堂，而是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愿再也不见这些老同学了。

我们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听凭命运的拨弄。谁能料想，就连我们中间的顺利者，也没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多多少少都受到冲击，磨难。这个事实让我们认清一个道理∶在非理性的年代，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世外。你整别人，躲得过初一，却逃不脱十五。到了后来，整人的人也被人整。区别仅在于受难的程度不同，先后有别而已。这是那些残酷年代的特有规律和必然结果。

半个世纪之后，我再次来到北大燕园。

依然是俄文楼前的银杏树；依然是未名湖畔的垂柳；依然是林荫中朗朗的外文诵读声；依然是莘莘学子在图书馆里埋首书中；在离好奇的眼睛很远很远的地方，依然是少男少女在谈情说爱……这一切都那么依稀相似，仿佛四十九年前一样。不同者，物是人非，我已不再是个中人，而是一个年近古稀、冷眼热肠的旁观者。

当然，最大的不同还不在年龄，而是思想感情。和四十九年前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俩人。

1960年离校的时候，正置“三年灾荒”开始，定粮紧缩，工业下马，人员精简。在国民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毕业分配的前景自然大不乐观，大家都忧心忡忡，何况我一个“右派”?

我被分配到北京西郊的大台煤矿。

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孤另另的一个人，来到门头沟最深远的一处荒僻山沟,在这里一天只能见到两个小时的阳光。我满心的委曲、怨恨和绝望。我憎恨北大，后悔上了北大。如果不是在北大，恐怕不会遭遇“反右”这么大的政治风浪，也许我的命运会截然不同。我发誓∶永远不再回北大，再也不要见这些老同学。尽管未名湖畔的风景如画，充满诗情画意，留给我的仅只有心头苦涩的回忆。

我在煤矿当采煤工，一天要在矿井下挖煤12个小时。我曾被冒顶的煤活埋过三个钟头，幸亏贴近一架棚子，才算死里逃生；也被岩石砸断过左腿(粉碎性骨折)，万幸的是我居然没有成为瘸子，奇迹般的恢复了行走的能力。在煤矿十九年的劳改中，唯一支撑我的精神力量是∶人活着就要争口气；摔倒了，爬起来，做一个生命的强者。

在北大的时候，我曾读过一本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我就学习主人公马丁的顽强战斗精神∶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抽出时间来自学英文、法文、德文。这时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居然靠着几本俄语教科书自学，无师自通了这三门外语，而且翻译了一本英文小说《孟提修默的女儿》和一本法文小说《笑面人》。当这些译稿被出版社退回后，我把它们放在铺板底下的木箱中，过了几天这些译稿竟然不翼而飞。后来在我的一双下井用的长筒胶靴中发现，它们已被咬得粉碎，做了老鼠絮窝的材料，在那里培育了一窝小老鼠。这时我才意识到∶也许，这是在预示我搞外文翻译的前景——_此路不通。在这种条件下，就是掌握一百种语言又有什么用处?我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我突然想到∶我生活在煤矿，生存条件极为艰难。一般的作家深入不下去，这恰好是我的独家优势∶我有着取之不尽的创作矿藏，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什么不写点关于煤矿的生活呢?于是，在摘掉了“右派”帽子的第二天，就动手写了一篇小说《到塘口去》，描写我的采煤生涯，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由此我一发而不可止，一连发表了七、八篇小说。一篇描写矿山企业管理的小说《开始》，被《北京日报》“广场”副刊整版发表。我的革命传奇小说《风雪窑神庙》在《北京文艺》发表后，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多次播出，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正当我兴高采烈地做着当作家的美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变成了“京西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因为在京西劳改的一百多名右派大学生里，只有我这么一个“贼心”不死的“摘帽右派”居然还敢写文章。我再次被揪出来批斗，成了黑帮牛棚。这回我被送到矿井下干最累的工种___开掘岩石巷道，一干就是三年。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我每天下井扛着风锤打岩石十二个小时，上井后，作为一名黑帮还得到火车站卸一百袋水泥(每袋50公斤)，也就是说每天还要卸五吨水泥。沉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绝望的前景使我失去了生的愿望，我变得忧郁消沉，活得太没意思了！我决定利用春节放假的时机自杀。在火车即将拉走最后一批矿工的时候，一位老矿工把我拉到一边背人处，对我说∶“小朱，我看你的神色不对，可别想不开寻短见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前你借过我一本外文书当枕头，我一直没敢还你，怕给你惹麻烦。现在你的书全都抄走了，烧掉了。念书人没了书，可不就觉着没活头?今天我还给你这本书，趁春节放假没人的时候，看看书，兴许日子会好过一点。”我怀着惊喜的心情，接过这本久违了的俄文书___一本精装的高尔基文集《童年、人间、我的大学》。这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春节礼物！

大年三十晚上，宿舍里的矿工全走光了。我插上门闩，想看看心爱的俄文书，然后再爬上桌子，手摸电灯的灯口，了此惨淡的人生。可是这么厚的一本书，我从何读起?！索性闭上眼睛，掀到哪页是哪页吧。我打开的那一页正好是《人间》里，少年高尔基站在“玛尔加皇后”的窗下，听一位骠骑兵军官拉小提琴，他拉得美妙动听，拨人心弦，另一位年轻的贵族接着就背诵出两句普希金的诗句∶

    “唯有歌儿需要美，

      美却无需歌来陪……”

我看到此处，如醉如痴，如梦如幻。这场景多么感人！生活是多么美好！文学、艺术是多么神奇和充满魅力！此时此刻我的处境尽管险恶，怎么也比少年高尔基要强一些，我才刚刚三十出头，干嘛要去寻死?万一将来时代变化了，我岂不是白白送死，轻如鸿毛，毫无价值?！于是，我打消了死的念头。

后来又想到，如果时代变了，我的专业也丢掉了，不依然毫无用处吗?我决定从第二天起，悄悄地复习俄文、法文、英文和背诵唐诗宋词。记得在北大听王力教授讲课时。他说过一席话∶“如果我们能每天背一首古诗词，坚持下来三年，你就能背一千多首古诗。试问，中国有多少人能背一千首古诗?”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背诵古诗词的。

正是北大，正是俄罗斯文学，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给了我生存的勇气和追求知识的力量。我怎能不感谢北大?不感谢俄罗斯文学?

于是，我有一个奇特的发现。

我突然觉得：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北大情结”∶怎么也忘不了北大和它那美丽如画的未名湖，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毕竟在我们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成长期，是她培育了我们一种人文精神(对科学，民主，自由和知识的热爱与追求)，她给我们打开了进入专业知识领域的门径。

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后来都改行了。搞英语的∶有人成为模范教师；有人编出了英汉大词典；有的编写科技英语教科书；有人搞蒙古语，研究语言学；有的搞电视美学……在不同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我们不相信“知识无用论”。就连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位“右派”同学陈诗俊，当了农民，一生没有可能从事任何脑力劳动，依然下决心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我不行了，看下一代吧！”现今，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出国留学，在美国成了专家学者；一个在中央国家机关当了处长。谁能说，这不是北大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张扬?它融汇在我门的血液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革”过后，许多老同学在学术上都很有成就了。我虽然从煤矿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却面临着新的开始和抉择。和老同学相比，我磋跎了十九年光阴，没有接触专业。我必需独辟蹊径，迎头赶上。

我选择了一门新兴的艺术——_电视。通过俄文，我吸取了苏联的电视艺术理论成果，靠着我在北大学过的《文艺学引论》那点基础。我大胆闯入了电视美学和电视评论的领域。我的一篇学术论文《从丑小鸭到天鹅》获得了1988年全国首届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比《声屏奖》的一等奖，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电视评论家。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谁?毫无疑问是北大。是北大给了我们热爱科学知识的文化精神，是北大把我们领进了科学的大门，使我们进入了科学的殿堂。没有在北大的几年学习，我可能终生一无所成。虽然我曾经怀恨过北大，平心而论，我还深深地感谢北大，热爱北大，以曾经是北大的学子为荣。

离开北大的时候，我对班上的同学心怀怨恨，认为他们亏待了我，整了我，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后来当了矿工，我又觉得自卑，无颜面对他们。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回城的途中，在门头沟的街上看见了同班女生周琴芳，我马上躲开了。虽说见到老同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作怪，很想和她叙叙旧，打听一下其他同学的情况。可是一想到自己是个“右派”，一个“煤黑子”，就抬不起头来，回避了这次相遇。人的心情就这么复杂和矛盾！当时就想，将来不混出个人样来，绝不再见老同学。

在“文革”中，我关进了牛棚，虽然是个黑帮，却是个大批判的高手。因为我是个知识分子，在煤矿是最高级的文化人，于是批判黑帮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我的头上。当我给那些矿长、书记、走资派无限上纲的时候，看见他们紧张得大汗淋漓，手足失措。我心里又好笑又同情他们，嘴里还拼命往要害处说。因为我要立功赎罪，我要表现自己的立场坚定，改造得好。这时我就联想到，在反右时，在“左”的思潮统治下，人人自危。同学们一方面相信党的教导，愿意自觉地跟上形势；另一方面，也为了政治表现好，只好狠批“右派”，来捞取政治资本。换了我，假如我不是“右派”，我不同样也会去批判“右派”吗？可能，我还会表现得更“左”一些。所以，责任不在哪个人，这是那个时代的需要和产物。这么一想，我对老同学的怨恨情绪冰释了，烟消云散了。同时也比较清醒地看到，我在57年栽跟头，并不偶然，确实有着主观和客观的必然性。自己那时候年轻，政治上幼稚，不懂得在中国要想不犯错误，就必须韬光养晦，缩头缩尾，把自己埋藏起来，最好是被别人忘掉。而我恰恰相反，处处张扬轻狂，总想出风头，好表现，唯恐人家不认识你。这样的人不栽跟头，岂有他哉？当然我这些性格弱点是不是应该当做******处理，另当别论。但我深切地体会到∶“性格即命运”，此言不假。有我这样性格的人，“反右”不栽跟头，“文化大革命”也在劫难逃。

大家同窗几年，是在最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尽管在“阶级斗争”中伤过感情，可时过境迁，留下的还是友谊大于怨恨。我们小班的一些同学曾严厉地批判过我，我也曾经耿耿于怀，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伤感情的事早已变得轻淡，留下的却是友情。记得我去俄罗斯的时候，身在莫斯科的陆伯华安排好汽车亲自到机场来接我，又在他的宿舍给我接风，热情十分感人。凭的是什么?不就是几年的同窗友谊?丁如筠来到圣•彼得堡，我和胡作群高兴极了，他乡遇故知，人生一大快事。我们三个人一块包饺子，同游普希金城，回忆大学时代的趣事。这种同学情谊是真诚的，没有一星半点的矫情。

袁瑜启和我同窗不过半年，他就转到中文系去了，可是后来我们在电视界又相遇了。当时我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外联部主任，他是河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的秘书长，彼此感到分外亲切，成了挚友。基础就是那半年的同窗友谊。可是在 “文革”过后，我工作了十多年，却未能交下几个朋友。可见青年时代的同窗是一种缘分，一种非常值得珍惜的关系。

现在我们都已近暮年，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可以说是见一面少一面。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提前去见上帝，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呢?真是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位当年批我批得很历害的“老左”，“文革”过后，我们相遇，他主动提及，在“文革”中他也挨了整，这才体会到，过去批我，是受了“左”的影响，向我表示歉意。这些年我们时有往来。当然那些恶意整人、落井下石的投机分子是什么人品，大家都心中有数，见面敬而远之，生活是会惩罚他们的。

我过去也曾经伤害过别人，想起来非常懊悔，我愿向被我伤害过的人赔礼道歉，并希望看在生活曾严厉地惩罚了我这一点上，宽恕我，原谅我。我相信，现在谁也不会再心怀芥蒂，耿耿于怀，大家都能坦然相见。

特别应该一提的是，在校时我和祝修眉同学的关系很不好，这个部队转业的军人，粗暴而“左”得可怕，我对他非常反感和怀恨。可是不知为什么，近年来我却常常想到他，怀念他。尤其是看到他给柯茉莉写的那封长长的、热情洋溢的来信，表达出对北大和老同学的深情厚意，我深为感动。一个人能在老年还保留一颗赤子之心，实在难能可贵！就冲这一点，我赞赏他，钦佩他。在这里，我真诚地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欢迎他来我家做客。这种心情我不知该称它是什么，这大约就是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的北大情结吧!

回想一下，刚进北大的时候，那时我们的集体是多么团结、友爱！后来的“阶级斗争”使我们彼此伤害，互相防范，以邻为壑。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左”的思潮作怪，人性被扭曲了。这并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民族的悲剧。作为这场悲剧的受害者，我不想指责任何人。今天我们回想到刚进大学的情景。想起那时老同学的情谊，心里总是暖融融的。这说明包括我在内，人性在复归，善终于战胜了恶。真、善、美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北大情，何处寻?在我心，在你心，人人都有北大情。这就是联系我们的强劲纽带。
北大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想想已经仙逝的同学朱蔚清、张玉芝、梁启明，就会更加珍惜过去的那段生活。也要谢谢柯茉莉、李国辰、理召……她们慷慨解囊，为我们老同学相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更要谢谢那些不计前嫌、如约而来的老同学。这种宽容大度显示出宽阔的胸襟和恢宏的气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力量的表现。今天谁要是还在小心眼儿，鼠肚子鸡肠，纠缠于往日的恩恩怨怨，那就太幼稚、太可笑了，这样的人是不会长寿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感谢生活厚待了我们。让我们这代人在饱经沧桑和历经劫难之后，更深刻地反思一下人生，为我们的后代再不遭受类似的苦难，做点有益的事情吧。

2004年元月1日于北京双旗杆寓所

　2004年6月1日五柳村收到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