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同志走了，我十分悲痛。本来我还有许多话，许多真实的故事要告诉她。但她走了，不可能了。我只能在这里用笔写下来，登在纪念文集上，寄托自己的哀思。
　　我认识她，是1947年在平山一起搞土改的时候。但真正了解她，则是在1998年读到她写于1986年前的《思痛录》之后。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使我知道怎样认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使我知道怎样做人。她真是一个大彻大悟，敢说真话，敢于严格解剖自己的有良心的作家。
　　在《思痛录》第46～47页中，她是这样描写我们在平山的情况的：她“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改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么一批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当时学生运动里的最活跃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多半是由于太‘红’了，在北平存身不住，才被送来解放区的。因为是学生，由青委安排，冯文彬就叫他们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那时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面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了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在这批陆续从北平来到解放区平山的十多个学生中，有邢方群、张定、李凌、范迪之、沙叶等。这些人大都是在1945年在昆明、成都等地参加过“一二一”运动和在1946年在北平参加过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骨干分子。毛主席曾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使我们这些人为自己也对革命作过贡献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在农村搞土改，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糠咽菜，比起过去在大城市的生活苦许多，但我们心情十分愉快。记得土改工作团大约每半月要从乡下回县城总部汇报一次，接受新的任务。休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唱歌。其中一首名为《民主青年进行曲》的几句歌词，我现在还记得：“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向反动派坚决斗争……新中国的一切，由我们安排，新中国的一切，由我们当家作主人……谁敢阻挡我们走向胜利？谁敢阻挡我们勇敢向前进?!
毛泽东是胜利的太阳，照耀着我们前进！……”这首歌词反映我们当年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和对胜利的乐观心情。
　　和冯文彬一起从延安步行来的同志有韦君宜、杨述、马仪、王菊、何启君、周力行、马西林、管平、荣高棠，还有新华社的王康等，他们在土改中大都担任区一级的领导，我们分别在乡、村一级。因为他们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所以在我们眼中，他们身上都蒙着一片圣洁的光采，对他们十分敬重。韦君宜比我们都年长，大家都叫她“小韦”，我们也都跟着叫，这样，倒显得十分亲切。
　　1949年春进入北平后，大家先后参加了青年团、学联、青联的三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团中央成立后，杨述任宣传部长，韦君宜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我被分配到研究室，室主任由书记蒋南翔兼。1949年冬我被调到空军，1957年被吴法宪打成极右分子，押往北大荒劳改。此后我和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一直到1978年我调到中国社科院编《未定稿》，这时才听说杨述离开团中央后调任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后调“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 中国社科院前身），在文革中被迫害，此时要为他平反，要开追悼会。韦君宜找我一起商量为杨述写悼词，介绍他的生平。直到此时，我虽然已认识韦君宜30多年，但只是作为对老大姐、老革命尊敬她，而对她的思想、性格并没有多少了解。
　　1998年，她的《思痛录》出版，由于此书中提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我也熟悉的，所以感到很亲切，读后有许多感想，也发现有些人和事她没有提或只一掠而过，我觉得需要补充，供此书再版时参考。但又听说她病了，我想等她病好后再说，但现在她已走了，对她当面诉说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在此写下来，继续她的“痛定思痛”的思路，作为对她的纪念。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以她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写下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的经过，使我知道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对历次政治运动的背景和惨痛后果有更多的了解。特别使我震惊的是关于杨述的不幸遭遇，这是最典型的最荒唐的颠倒黑白的冤案。杨述在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进步思想，后来参加了革命，他影响并说服了他母亲、哥、嫂和弟妹。到抗战开始时，他们放弃了家中的土地、房产和商店，全家来到武汉，后又辗转到重庆。她母亲把家中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进步书刊。出版社楼上是革命青年活动的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党的地下活动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举行，油印机密文件则由她的哥哥亲自动手。哥哥后来被捕，腰间挨了一刀后被活埋。他的母亲在成都失去了联系，穷居乡村，后来被周恩来知道，指示八路军办事处四处找回，才送往延安。杨述本人曾一度被捕，但很快就由周恩来营救出来。就这样一个“毁家抒难”的全心全意忠于党的老党员，在文革开始即被打成北京市委“三家村”的黑干将，“学部”的造反派吴传启等又把他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强迫他挂黑牌，剃阴阳头。造反派左手拿语录，右手拿棍子，一面念着“文斗武斗相结合”的口号，一面用直径一寸多的铁棍子先把他****在地，打得他在地上滚爬，打断他的肋骨。当时韦君宜只看见杨述回家时满头刀痕，遍体鳞伤。上述情况是杨述死后才由别人告诉她的，杨述自己没有告诉她，原因是他认为这只是个别坏人干的，怕在韦君宜心中影响对党对革命的信念，所以不告诉挨打的真相。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杨述、韦君宜多次申诉，多方奔跑，有关人员说：我们知道杨述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案例是经过“中央”画过圈的，别人无权改动，云云。因此又等了两年多，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得出了结论：“维持原判”，即维持文革前的结论，好比绕地球一周，又回到原地！
　　当我读到上述文字时，我想起1947年看到的杨述。忠厚老实而又满腹经纶，被称为“老夫子”的杨述，对党对毛主席忠实到有点愚忠的杨述，他所经历的又是如此惨酷，我不禁泪流满面，我要问：“这是为什么？”
　　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还真诚地自责。她曾当过《文艺学习》、文学出版社的头头，也写过被认为是毒草的作品，所以她过去的几十年经常处于被批判的境地，同时又不得不奉上级的意志而批判别人，或奉命宣布给别人戴什么帽子，她为此感到十分的痛苦和自责。如李兴华，19岁就进入解放区，参了军，调进《文艺学习》时才26岁，出身好，历史纯洁，刚来时就赶上批胡风和肃反，他都积极参加，并相信这既然是党布置的，也就一定都是对的。1957年反右时，揪出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就因他是陈企霞的学生，并且过从甚密，因此，他就受到批判。他也检讨了，原来没有把他划为右派，但后来“经过各单位平衡”，他就被“平衡”成为右派，且仍派韦君宜对他宣布此事。韦虽然很不愿意，但为执行任务，她不得不去。在《思痛录》中，她写道：“我不敢看他的脸，宣布时两眼只是看他的鞋……后来停了好久，他发言了，我才偷偷抬起头来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只见他的脸差不多完全没有表情，没有悲哀，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就这样，这个少年入党的革命军人，被悄悄地‘平衡’了党籍，变成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敌我矛盾。后来他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有人说他认罪态度不好，根据就是，‘下饭时买咸菜买了村里最好的八宝酱菜’。”韦君宜在村里看到他，只好对他说几句废话：“今后注意改造”，“今后你除劳动外就注意低头走路，少说话，在吃饭上尽量别吃好的，多吃坏的，也就是一种改造了……”他走了以后，“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条农村的小巷，看着这个人显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见时那个厚墩墩的样子，思想悲从中来，我在这四顾无人的破屋里没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台上，放声哭了一场。”比起李兴华的纯朴来，她承认自己“老奸巨猾许多。”这是多么珍贵的良心的自责，在当时能拥有这样的感情的人又有多少?!
　　周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在他的棍下，错打过许多人，但“文革”期间，他也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道挨整是怎么回事了，觉悟了，忏悔了。大家，包括被他整过的还活着的人原谅了他。他做了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讲话，触犯了什么人，为此，他受到批判。韦君宜是同意周扬观点的，但当她去医院探望周扬时，有人问起她对周扬的意见，她却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以此来推诿。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坦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并说：“比我长十岁的周扬是天真的，而在他面前做世故性表态的我，确是虚伪的！”
　　敢于公开承认自己“虚伪”的人，就是敢说真话的人，是不虚伪的人！
　　一些在“文革”初期凶神恶煞，杀向社会，打过父母和师长，甚至打死过人的红卫兵小将们，闹了两三年后，全体被赶到北大荒、云南边疆、内蒙古、陕北边区……修理地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孩子们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了自己过去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有的人在农村苦读，回来补上了课，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但是他们的小说都只是写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写出当年自己是如何响应“文革”的号召，怎样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变为无知的。
　　对比这一切，像巴金、韦君宜等作家能坦陈自己心迹，承认自己错误的人实在太少，太难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