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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征求意见稿之二十二，2002年2-7月）
杜 光
四、政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根据政治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力的保障，但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却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在1986年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77页）他在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甚至十分严峻地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上第179页）。这些深刻中肯的判断，今日言犹在耳。然而，十六年过去了，政治体制却基本上没有改革。不知道那些口口声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人对此作何感想。
就目前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来看，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职能和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同时并存。20来年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贯彻，从承认商品经济到接受市场经济，从默认乡镇企业到肯定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承包经营到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跨出了面向社会主义彼岸的坚定步伐，把经济建设推向新的辉煌。但是，现行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很多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秩序，这些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因素，严重地阻挠着、破坏着社会的整体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破除这些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落后因素，首先就是封建专制主义。
(一)肃清封建专制主义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封建主义十分深厚的社会里，成立之初就对封建主义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论是革命任务的确立还是党的自身建设，都没有充分认识肃清政治上、思想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性。
政治体制里的这些妨碍经济体制改革的落后的破坏性的因素，主要根源在于渗透整个政治结构的封建专制主义。（李慎之在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应以皇权主义来取代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我十分同意。皇权主义可以更贴切地体现东方专制主义的特点，封建主义则有点名不符实。但考虑到长期以来人们的习惯用法，本文还是采取了封建主义这个称呼。）
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无远弗届。中国共产党是在封建传统十分深厚的社会里诞生的，它也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曾提到：“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家长制正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问题在于，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否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清洗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浊水。矢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确十分重视自身的改造和建设，可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封建专制主义估计不足，始终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就全党的革命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在政治上“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至于文化领域，虽然他确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批判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是，对于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文化，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主义而形成的封建文化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忽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丝毫也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旨在整肃知识分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也只是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在客观上也助长了专制主义对党的侵蚀——运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从早期的家长制领导、“AB团事件”到导致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军事专断，都可以看到专制主义的阴影。
▲新民主义革命打倒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主义，却容留了思想文化上的封建主义，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复辟。没有把继续反封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大缺陷。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只打倒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封建主义，却放过了意识形态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复辟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它潜伏下来，觊觎着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它在新政权里找到了可以存在发展的空间。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的毛泽东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高度集中的、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象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不清除政治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去了斯大林的独裁专断和个人崇拜，还会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独裁专断和个人崇拜；去了毛泽东的独裁专断和个人崇拜，还会有邓小平的独裁专断和个人崇拜。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文化意识形态上没有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柢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十月革命后又处决了沙皇全家；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把代表着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不足的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指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文化意识形态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复辟。他本人便是被专制主义俘获的头号俘虏。毛泽东自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把伞就是专制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他的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也不过了。
▲封建专制主义是腐败的主要根源，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通过群众运动而祸延社会，导致道德沦丧，人性凋零。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正确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但是，他在这篇讲话中又把他所列举的这些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显然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绝不是“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所能包括的。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否则就迈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更不用说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了。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腐败问题，而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藉他的文才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在指导思想上却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帝王术”。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辟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都与毛泽东有关。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毛泽东的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作风。接踵而来的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公之于世的书籍文章，纯属隐私的信件日记，公开集会的讲话发言，个别交谈的片言只语，都可以找出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对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人性、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独立思考、自尊自强、忠于理想、自命清高，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诛心竭力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受难者还有大量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跃进放“卫星”，虚报产量，伪造政绩，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受到批判斗争，撤职降级。此例一开，人们群起效尤，弄虚作假成风。直到今天，此风仍长盛不衰。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惯性，人们生活上自我约束较严；另一方面，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匮乏，贪污受贿的机会不多，加上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不致激起人心深处的贪欲，因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很少出现。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人们对过去反思逐渐深入，但对专制主义败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仍缺乏理解，以致对此前的信仰理念逐渐破灭。如何在深入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理解，建立起新的信仰和理想，成为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迫切需要。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对恢复社会道德、克服精神腐败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在取得第一波的显著成果后便戛然而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批判和肃清“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根源，竟遭到不应有的遏止。因此，专制主义所酿造的政治腐败、精神腐败，有些虽已随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而得到疗治缓解，但有些却死灰复燃。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如：为了邀功取宠，报喜不报忧，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公开场合的讲话、充斥报刊的文章，往往是一些老话假话大话空话等等，都是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尤为严重的是，丧失信心和理念的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找到了新的追求目标：特权和财富。
▲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的本质所在。特权和财富的交易构成新时期社会腐败的一大特色。
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它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可供交易的对象，只能用在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特权就成了可以换取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权力的异化导致改革的异化，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权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主要杠杆。如在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仗恃特权，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使企业蜕化为官有企业。他们或是把国有资财转移到自己子女亲属的企业里，或是收受贿赂回扣，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发不出职工工资，厂长经理却依然吃喝嫖赌，肆意挥霍；有些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国家仍然继续贷款投资，把人民的血汗扔进无底洞。许多民有企业、三资企业更成了掌握各种特权的政府机关的追逐目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此去彼来的检查评比，愈演愈烈的赞助摊派，各种各样的收费站点，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向企业伸手。有些执法部门甚至给每个工作人员下达成千上万元的“增收”任务，超额者有奖，未达标者罚款，这就更助长了明目张胆的敲诈勒索。十几年来，有权审批、检查、收费和向企业要赞助的单位越来越多，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企业用于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费用更是越来越多，企业不堪负担。据《北京晚报》最近刊载新华社报道，太原市千峰百货大楼“一天内接到两份传真，六七个电话，还来了三拨人，都是打着各种各样旗号来要钱的，大到一两万，小则七八百。”审批权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企业从创办到在厂区内搭建一个简易厕所，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而凡有审批的地方，往往是“雁过拔毛，人过破财。”据新华社记者毛朝敬去年报道，四川某县前些年建一座加工生猪30万头、有外贸出口权的肉联厂，从基层到中央，各种大小公章、名章竟盖了近300个。川南某县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对记者说：因为审批多、收费多，近五年全县先后被吓退的投资者有一百多人。在中西部开发中，有所谓“开门迎客，关门打狗”之说，招商引资时毕恭毕敬，好话说尽；一旦外商进来就好几十个单位伸手，勒索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外商宁可丢下早期投资不要也不愿继续干下去了。经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那些利用特权致富的贪渎官吏不断蛀蚀败坏着。在农村，基层干部仗恃特权对农民肆行勒索也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如：有的地方随意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向农民购粮购棉只给不能兑现的白条；有的干部勒令农民必须购买由他们供应的价高质次的化肥、农药、种子、香烟、白酒；有的地方连干部吃喝应酬的花费也要摊在农民头上。据一篇文章介绍，1995年后，农民的提留款每人每年达250-280元，占平均年收入的40%以上，比国家规定的5%超过了七八倍（见于《今日东方》2001年3月号第5页）。有的地方干部带着联防队员，拿着手铐、麻绳、封条到农民家收费，对付不出的人便捆人封房、赶猪牵羊、抢粮搬床，连棺材板也不放过。对农民的专制压迫，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的一个最大特色是权钱交易。在特权和金钱的交易中交易双方迅速致富，社会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囊中之物。腐败已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指标，于是，谋取权力、扩大权力以换得更多财富成了一时风尚。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普遍化，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在社会上破坏了诚信的优良传统，催化着、扩散着为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恶劣风气。如：在政治舞台上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社会上唯利是图、欺诈成风、坑蒙拐骗、盗贼横行；经济活动中，走私贩私、制假售假、诚信澌灭、尔虞我诈，缺乏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不甘堕落的工商业者也被迫走上贿赂公行的邪路；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出现了评职称互相倾轧、剽窃学术成果、假文凭泛滥等不良现象。腐败已经全面地浸透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只有消除特权，肃清特权所由以诞育的专制主义，才能釜底抽薪，根绝腐败。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手段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作为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没有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
事实非常清楚，专制主义和由它引发的种种腐败，是当前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以肃清专制主义为首要任务。离开肃清专制主义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实际上掩盖了专制主义的存在，贻患无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正在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个趋势要求我们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使肃清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迫切。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这是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要求。
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我们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为社会主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利剑。但民主必须以法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法治是民主的制度成果，也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而奉行人治的民主，往往成为专制的遮羞布，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没有民主的法制则是独裁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法制才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我国宪法里规定的种种自由迄今得不到充分实现，就是民主不足的反映。
民主是人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主权，却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严格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同上第19卷第264页）自由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成为有产者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换句话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同上第19卷第22页）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之后，有产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相对于专制的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财产所有权而设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为君主独裁者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来自有产的社会成员的授予。如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就是有产者的民主，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即使是有产者，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因占有财产多少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者梭伦的所谓政治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民按照地产收入分为四个阶级：每年收入谷物500袋（每袋约41公斤）以上者为第一阶级，收入300袋以上者为第二阶级，收入150袋以上者为第三阶级，地产收入少于此数或没有地产者为第四阶级。三个上等阶级都可以担任官职，但最高的官职只有第一阶级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迄今为止，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虽然比起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梭伦民主的范围。在私有制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产者的民主，富翁比贫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无产者即使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往往也是不巩固的，不持久的。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举时人各一票，但富人和穷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则大不相同。富有的阶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立法和决策，贫穷的公民却起不了丝毫作用；富有者的利益经常受到政府的关注，贫民的利益只有在选举之前才被参与竞选者顾及。可见，在民主的实现程度上，不同的阶级是大不相同的。
过去有许多文章都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骗人的，这个断语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它们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发展方向。但在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取得政治统治的权力之后，他们却把自由民主限制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则遭到漠视或践踏。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自由民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自由民主既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能越过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人民的民主自由仍有着广泛的扩大余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持久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利也不断有所扩大。以普选权为例，法国大革命后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在260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400万能够交纳白银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一度实行凡是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督政府废除，《1792年宪法》仍规定只有交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后来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848年11月12日发布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才确定了普选权原则，制宪会议代表由普选产生。在英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宪章运动，其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求实现普选权。经过1867年和1884年的选举改革，直到1918年才终于实现比较彻底的普选权。美国国会1920年8月批准第19条宪法修正案，使全国范围的妇女都获得选举权，从1957年到1968年，国会通过5次民权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保障黑人和未纳税人的选举权。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有产化将会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自由民主程度。
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大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邓小平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民主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应当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多数人已成为有产者。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无产者的时候，民主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所谓社会主义也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即使在民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词藻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有些文章在论及建设民主政治时，往往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这样就把未来的发展方向同当前的争取目标混为一谈了。其实，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应当是全民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全体公民都是有产者的社会（全体公民都在公有产业中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很远，因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共产主义者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奋斗，当然包含着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因此，我们在争取实现劳动人民有产化的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争取实现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民主化。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封建专制主义还广泛存在、十分猖獗的时候，侈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显然是不适宜的。有些文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只在于如何扩大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显得过于自欺欺人了。
政治民主化是当前政治改革唯一正确的取向，它的总的要求应当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提高民主的实现程度，逐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政治领域的余毒。
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的现状，实现政治民主化应当采取两个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的步骤：一是党政分开，还权于政；一是实现民主，还政于民。(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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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时间：0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