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科学文化人要什么样的科普？
赵南元
肖显静在科学时报上发表文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科普？》，为科普工作指出新的方向，主张扩充科普的范围，加入科学的“负面影响”和“元理论问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比较有效、正确、全面地传播科学”，“否则将会失之偏颇”。我们就来看一看，文化人要的是什么样的科普，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科普。
文章开头就说“科普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科学的普及；技术的普及。”这一点并无新意，科普历来就是这样做的，无需文化人赘言。所谓“科学种田”，说的主要还是技术，其中“纯科学”的成分不多。
下面一段就是新提案了：“首先是要进行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普及。没有这一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就不可能，科技进步也不可能，科技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不过，单有这一普及还不行，必须将此与科学技术的方法、思想、精神的普及结合起来。否则，科普的结果很可能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很可能使被科普的对象只具备科学技术知识，不具备生产和应用这些科学技术知识的方法、思想和精神。这本身对科技创新是很不利的。”
看来在肖显静的理解中，科学知识与科学的“方法、思想和精神”是分离的。科技工作者只懂得“科学知识”，而“方法、思想和精神”则需要由文化人另外总结出来加以“结合”，否则就不能“生产和应用这些科学技术知识”。如果事实真的如此，科学家独立生产出科学知识，技术人员独立应用这些知识就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身边想必随时要站着个科学哲学家来教给他们“方法、思想和精神”，否则他们寸步难行。令人欣慰的是，肖显静对于知识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科学的方法、思想和精神与科学知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只有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具体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才能体会、掌握并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思想和精神。而来自哲学家的“方法、思想和精神”的教条在科学实践中并无重要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哲学家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所建树，而爱因斯坦也指出“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哲学家）看来，他（科学家）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科普传授科学技术的知识同时，也就自然传授了科学的“方法、思想”，再去“结合”什么哲学，纯属画蛇添足。
肖文中的第二个提案是科普要包括科技的影响和限度：“随着科技的社会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科技对自然、社会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让公众（当然包括科技工作者和人文工作者）比较确实地知道这样的影响到底怎样，应该成为科普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于公众全面地理解科技对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和限度，对于科技工作者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于整个社会正确地发展科技以及正确地应用科技以更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我们先来看科技的“限度”。科技工作者都知道，科技的限度就是“不许胡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正因为科技活动在这个“限度”之内，所以科学技术是最牢靠的知识。超越这个“限度”而允许胡说的“学问”自然靠不住，随便说说空话而已，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真要拿来指导实践，是要碰钉子的。
现在人们热衷于探讨科技对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这里首先需要分清人们所谓的“负面影响”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其次是研究怎样才能避免“负面影响”。真实的负面影响当然有，例如电会电死人，汽车会撞死人，还会排出废气，污染环境。克服这些真实的负面影响要靠传播科学知识。用电安全、交通安全、汽车排放标准等等都在科学知识的范畴之内。普及科技知识正是克服负面影响的不二法门。
与此相反的是，反科学势力所宣扬的“科学的负面影响”却是一些虚幻的“影响”。他们用尽各种手法对科学进行歪曲和妖魔化，为科技编造无数莫须有的罪名。有的是大胆假设无需求证，把根本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也不难克服的幻想后果，在“可能”二字后面大作虚构文章，捏造出无数吓人的故事。例如对克隆人、转基因、纳米技术（灰色粘质）的攻击就属于此类。有的则宣称科学导致“物欲横流”，人们不再思考“终极意义”，对于宗教的没落愤愤不平。更有甚者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连冬天能吃上西红柿和黄瓜都认为是破坏了季节感。这些反科学势力宣扬“科学的负面影响”的目的就是为科学设置禁区，限制科学的发展，让科学的发展不要突破打着“伦理学”旗号的神学家所划定的框框。如果科学真的遂了他们的愿，科学将不复存在。因为科学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不断突破神学框框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然科技工作者们不会把这些人的蠢话当回事，所以他们就特别重视“大众写作”。进而想把自己的神学私货塞进科普愚弄公众，把科普变成反科学传播。肖文中第三个提案是宣传“元理论”：“科普的第三个方面与上面两方面紧密关联，但又有所不同。它是针对科学、技术本身的一系列元理论问题提出的。如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吗？科学事实是完全客观的吗？科学理论具有不容怀疑的真理性吗？只要时间允许，科学认识是无限的吗？相对于科技发展，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吗？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能够使我们对科技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从而为建立科学文化与其它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为比较正确地批判各种不利于环保和社会发展的文化创造条件，也为比较正确地分析和评价科技的社会应用、为科技的正确发展指明方向。”
“元理论”是个很吓人的词，是管着理论的理论，是“上层次”的东西。不过这“元理论”到底有什么作用，不妨举个实例来说明：牛顿的万有引力解决了行星径向力的来源，但是说不清切向初速度的来路，不得已求助于“元物理学”（metaphysics，玄学，形而上学），说行星的初速度源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不久拉普拉斯提出星云假说，用物理学清除了“元理论”，把上帝逐出了太阳系。从此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说的那句名言“陛下，我不需要那个（上帝的）假说”就成了科学的规矩，在科学中不允许借助任何超自然的力量，科学是拒绝玄学的。将这些玄学混入科学，不会如肖显静所说“为科技的正确发展指明方向”，只能是阻碍科学的发展，把上帝变成“打杂上帝”，使科学变成“懒汉科学”。科学技术拒绝玄学，科普当然也不该掺入玄学。
肖显静提出的“一系列元理论问题”，令人回想起那个让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争得动了拨火棍（一说是火钳）的问题：“是否存在真正的哲学问题”。至少此处的这些“元理论问题”像是一些无聊的伪问题。我们逐个分析一下这些问题：
“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吗？”当然不是。任何方法都是针对特定对象、特定问题的，不存在“普遍有效”的万能方法。即使有这种方法，不会用的人去用也还是无效。所以这是个无聊问题。“科学事实是完全客观的吗？”当然不是。人的感觉就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主观机制和源于客观的信息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完全客观”的事实并不存在。但是与“神学体验”相比，科学事实为更多的人所共享，所以其客观性要远高于“玄学事实”。这也是个不值得思考的无聊问题。
“科学理论具有不容怀疑的真理性吗？”当然不是。科学的可靠性就在于其不仅容许怀疑，而且欢迎怀疑，这才保证了它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最靠得住的理论。而那些靠“信仰”支撑的玄学理论和神学理论才“具有不容怀疑的真理性”，这些理论没有被怀疑的价值，我们也懒得怀疑这些理论，嗤之以鼻足矣。这也是个不值得回答的问题。
“只要时间允许，科学认识是无限的吗？”当然不是。如果人类灭绝了，即使时间仍在流逝，科学也只好停止了。肖显静可能读过《科学的终结》这本书，期待着有一天科学真的会“终结”，科学家从此失业，人们有问题都去向玄学家讨教。这倒是个令人憧憬的时代，但是尽管肖显静还很年轻，在他的有生之年还是肯定不会看到这个时代的到来。这个问题至少对于肖显静是没有意义的。
“相对于科技发展，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吗？”当然有，科技发展的某些成果，恰恰就是在宣示着某种“不可能”。例如能量转换和守恒定律，就是告诉我们“永动机”的不可能。所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种“全能”概念，根本不是科学所关心的。只有神学才会有兴趣宣称上帝是“全能”的。
这一系列的“元理论问题”都是站在神学和玄学的立场上看科学的人才会提出的，对科学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傻问题、伪问题。把这些无聊问题掺在科普里推销给公众，是对公众智慧的侮辱。
哲学家如果对玄学或神学有兴趣，愿意进行研究，完全是他们的学术自由。他们愿意宣传他们的观点，也尽可以搞自己的“神学普及”或“玄学普及”，没有必要向科学发难，也没有必要搭科普的便车。但他们想的是另外一套，真正的目的是要用某种意识形态来干预和指挥科学。这种做法在科学史上由来已久：罗马教皇用他们的教义来干涉物理学，对哥白尼、伽利略进行迫害；李森科用斯大林主义干预遗传学、生物学，屠杀持科学态度的学者，其恶劣影响也曾波及到中国。目前国际上源于罗马教皇的反科学势力甚嚣尘上，纠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动物保护主义、极端环保主义等形成了反科学阵营，重演老教皇和李森科的故伎。国内一些丧失创意只靠贩卖洋垃圾过日子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知道他们的老套子在科技界行不通，就企图靠蒙蔽公众制造简单多数，为达此目的不断在科普方面大做文章，极力把科普变成“玄普”和“神普”。
罗马教皇被迫为伽利略平反，李森科也早已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的反科学潮流看似来势汹汹，最终也不会得逞。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早些识破他们的本相，及时防止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可以大大减少社会的损失，三门峡水库就是个例子。
[附]肖显静：应该进行什么样的科普？
见科学网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6/col73/article.htm1?id=22719
(2003-10-24 11:05:29)原载科学时报。五柳村2003/11/22收到并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