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霏霏
北大荒生活记实
吴永良开篇的话
一
这部回忆录,是记叙我右派生涯中开头三年的生活--从1958年到1960年遣送黑龙江省北大荒劳动期间的生活,那是我梦魂萦绕的一段生活。
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期间,仰慕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的大名,选修了他所开设的普通心理学一课。学一年,可得六个学分。
时隔五十多年,讲授的内容已经不记得多少了。只记得他当时主要讲格式心理学,兼及行为主义学派和弗洛伊德学派。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讲解变态心理中释梦部分。他解释的大意是,千形万变的梦,乃是人的许多经历和种种精神状态十分曲折的反映。作为例证,他讲过不少有趣的故事。
中年以后,我常常为梦所困扰。我作过不少噩梦,常常吓得半夜惊醒,而且害怕再立即入睡。这类的梦,情节、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各不相同,但基调则相似。那就是,梦到自己陷入某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虽然万分焦急、百般挣扎,也难以摆脱。像是被困在高处下不来,陷于急流中进退维谷,无处躲藏、无路可逃、无力抵抗,等等。
我分析,这是我二十多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长期受压抑而无力摆脱的焦虑情绪的反映。那二十多年,虽,然生活环境有所变化,但无论何时何地,自己总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总是处在一个政治贱民的地位,遭受冷眼歧视、区别对待、斥责讥讽,以致动不动就批判惩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肠一日而九回"的滋味,我是深有体会的。
尤其是右派生活的最初三年,即遣送北大荒劳动的三年。那正是大跃进的三年,后来被官方媒体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老百姓则明白无误地称之为饿饭时期。我亲自体验到什么叫饥寒交迫,也亲自经历过一些伙伴被夺去年轻生命的悲剧。
这些经历所形成的精神郁结,我以为是我长期噩梦不断的主要源头之一。如果能得到高觉敷先生的解析,一定会透彻得多,可惜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高先生。这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上世纪80年代曾在南京师范大学执教,不久即逝去。
我当然不是因为要释梦,才叙述北大荒这段生 活的。而是因为这段生活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所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使我感到必须倾诉出来,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想,我应该为社会留下一些资料,哪怕只反映反右运动的一鳞半爪也好。我应该告诉人们,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那么一大群人,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成为贱民,曾经苦苦挣扎在底层,有些甚至葬身于黑土地中。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请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
二
时光骎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说来,右派分子是个陌生的名词了。这一代青年是幸运的,我祝福他们!然而,我以为他们应该了解和关心这段历史。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历史的发展自有渊源可寻。人们要当心,老谱中的一些着法会被一些人袭用的。
全面地系统地反映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一种专门的学问。比如说,为什么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大的运动；运动的性质是什么；运动的领导者和运动的对象；运动是怎样展开的；大鸣大放与引蛇出洞、聚歼右派是什么样的一套完整的策略；鸣放的内容和所受到的批判；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划定(据说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大量中右分子、内控右派的批判；惩办这些右派的主导思想与策略；五十五万人遭遇禁锢、流离八方,在社会上化为边缘人物；反右派运动造成社会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开辟了道路；等等。每个题目都有丰富的内容,需要研究有素的专家们集合力量去完成。
这些年有些有识之士已经做出了成绩。我所见到的出版物中,有两本书值得向读者推荐,一本是《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共三辑。我认为这是两本资料翔实的好书。由于我见闻孤陋,可能遗漏不少好书,请读者原谅。
为了帮助青年读者对反右派运动有个轮廓的认识,我这里也做一个十分粗略的介绍：
1957年5月1日,《****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要求"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引用《红楼梦》中王熙风所说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动员大家鸣放。
其后不久,举国上下出现了大鸣大放的局面,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引蛇出洞的阶段。
从六月初开始,****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指出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批判和斗争右派成为全国的重大运动,共历时约半年。据说,全国有五十五万余人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约占当时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受到批判或被定为中右分子、内控右派的人更难统计。打击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大,创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纪录。
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惩处。最严重的判刑劳改,其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再次则是遣送到各个农场劳动考查,只有极少数幸运者留在单位改造。
从1959年开始,对少数所谓"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称之为"摘帽右派"。后来的实践证明,虽然在右派之前加上了"摘帽"这个定语,但待遇不变。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仍被列入五类分子。这真是辩证法的巧妙应用!
二十二年后,1978年,****中央发布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斗争存在扩大化错误,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实行改正。据闻,在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最后改正的达百分之九十九(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
以上,即反右派运动的大致轮廓。写来容易,但其中包含着上百万人二十多年的血泪辛酸啊!
三
我是在北京《大公报》社被划为右派的,在那里经过了六个多月的运动。但是如果要我叙述报社的反右运动情况,我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的。说实话,我当时已经被一棍子打晕,一心一意地去交代检查自己的罪行,而心无旁骛了。但现在回过头来回顾近半世纪前的往事,倒是觉得应谅多说几句。
先说说《大公报》吧,现在只有香港还在出版这份报纸,它是作为香港地方的一份报纸而存在,延续着《大公报》的生命。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公报》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在中国报纸中是唯一的一家。《大公报》全盛时期同；时或先后出版有天津版、上海版、武汉版、重庆版、桂林版和香港版等,也是中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
1949年以后,天津《大公报》更名为《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则继续出版,但原来的特色已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的读者。1953年,上海《大公报》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年9月14日,这张报龄达六十五年、卓有成绩的报纸被迫停刊。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社编辑部和经理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总计二十人,约占报社编辑、经理两部人员的十分之一强。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编辑部人员是：总编辑袁毓明,副总编辑赵恩源,记者部副主任萧离,记者萧风、戈衍棣、单于越、尤在、吴永良、顾国权,理论部编辑朱沛人、毛健吾,副刊部编辑高汾(当时在高级党校学习,在党校被划为右派,转回报社的),国际部编辑徐梅芬,总编室编辑曹铭,通联组编辑余悦,香港《大公报》驻京记者朱启平；经理部人员是：副经理赵英达,业务科副科长冯隽民,财务科科员徐文兰,业务科科员石文华。
其中一些人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资深人员,如朱沛人,曾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北平《世界日报》总编辑；毛健吾,抗战时期任《大刚报》社社长；袁毓明,曾任职《晋绥日报》,后任《西南新华日报》总编辑；赵恩源,抗战胜利后任天津《大公报》编辑主任。
如果让我来介绍这些人当时的"错误言行",当时在运动中的情况,上文已经说过,我是很隔膜的。好在所有的人员后来都已经得到改正,既然属于错划,则先前所谓的错误当然已不复存在,也无须再说了。
具体到我个人被划为右派的根据,我记得有五、六条之多。但后面几条所举的附和右派言论、同情右派言论或右派主张之类的罪名,似乎是用来凑数的。比如,"罪行"中说我附和徐盈、子冈等人的右派言论。但实际上我从未读到过他们的此类言论,而在他们离开《进步日报》以后,我和他们再也没有来往过。从法律观点看,应该是不成立的。但列为第一条的罪证是确凿的,即刊登在1957年5月12日《大公报》一版下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阻挠、限制、刁难、歧视--本报记者申诉采访中的一些遭遇》,文章虽未署名,却是由我综合十几位《大公报》记者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这篇东西,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现在看来十分可笑。因为所讲述的内容,无非是记者到一些单位去采访,碰了钉子,或者到某些地方要看材料,吃了闭门羹,等等。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竟被扣上那样大的罪名,说明主其事者真是草木皆兵,神经有些衰弱。而且,我在写作时,完全出于补台的愿望,无非是吁请有关部门注意克服缺点,以利工作。好像是说您的鞋上沾了点土,请擦一下吧,绝无恶意。稿件写成后,又曾经领导修订,注意抹去棱角,可以说达到了四平八稳的水平。想不到的是适逢盛怒,忠而获咎。造成这样的结果,我想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对,是由于隔膜,是由于我的认识和时代的隔膜。
后来我又听说,所以引起盛怒,是因为一家外国通讯社或境外一家报纸转载了(或摘登了)这篇东西。依照"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定式来推论,于是成为大问题,遂被附加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定案。事实究竟如何,时过境迁,我早已失去考证渊源的兴趣了。
四
我于1960年底,和绝大多数从北京遣送去北大荒云山畜牧场的伙伴一道,返回北京。曾留在《大公报》资料室工作约半年。
1961年夏天,按照政策,我因为既不适宜居住在首都北京,更不适宜从事新闻工作,全家四口,乃被戍边。我从北京,我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重庆(她是因为我于1954年被《大公报》派到西南记者站,才于1955年从天津调到重庆工作的),分别被遣送到边远的贵州省,美其名曰"下放",而且一竿子插到底。全家四口先到贵阳,又下放到五百奈里外的毕节地区,由毕节地区再下放到黔西县。这回还好,没有继续下到人民公社,留在城关的第二中学。
因为我的右派身份,不宜教学,以免毒害青少年,所以分做教务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敲钟。正常情况下,每天从早起床到晚就寝共敲钟二十八遍。有人开玩笑称我为中将(钟匠),说是学校里最权威的人士,包括校长在内都要听钟声的指挥,此外,还要兼做教务处的刻写和油印,也有人开玩笑说是掌握印把子。
白天忙忙碌碌。夜深入静,妻子和孩子们入睡了,四周万籁俱寂。我就捻亮油灯,坐在一张小课桌前,摊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常常伴随着贵州惯有的沙沙夜雨声,一段段地记录三年间在北大荒的生活场景。有些段落,我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记下来的。因为相隔时间较近,人物事件和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特别是人名、地名和情节,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写呀写,心中有一种渴望：有一天河清海晏了,它能印刷出来,为社会留下一份挣扎在底层的贱民们的生活实录。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我写得很慢,大约花了大半年时间,才写完厚厚的一本笔记本。小心地藏在衣箱的底部。
不久,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不断兴起。1966年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势头十分凶猛,抄家之风席卷全国。黔西虽属边远山区,但看来也在劫难逃。1966年6月间,当报纸上一个劲儿地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在工作组人驻学校的前夕,我一个人,在深夜,把那本厚厚的笔记本一页页撕下,收好。到第二天分别在几次烧水、烧饭的时候,一张张扔进煤火灶中烧掉。
这样做,是怕被邻居或他人发觉。尽管我和左邻右舍一直和睦相处,但是大意不得。要知道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冷冻了,父子、夫妻之间都会视若路人,会互相检举、揭发的。我就亲眼看到两个学生给他们的"反动"家长贴的大字报。如果这本笔记本被人抄去,会定为变天帐,再升一级,按照新帐旧帐一起算的惯例,我以一个待罪的右派之身,恐怕难免数罪并罚之灾。
厚厚的笔记本终于自行销毁了。后来一些年我每逢想起,总觉得有些可惜,怕再写不出什么东西了。
然而,生死边缘上的生活毕竟印象太深了,真所谓铭心刻骨。四十年后,我坐在写字台前,居然还能一点一滴地把相当一部分往事回忆起来；一些人名、地名,居然会在写作时在脑海中自动地跳出来,这连我自己都深感诧异。因此,我又下决心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这部文稿。当然,有些人物和事件不那么清晰了,也不那么准确了。而遗漏的一定很多、很多,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很希望当年的难友、知情者和对这段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友人,不客气地给予指正。
从1957年至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一些光芒四射、硕大无比的事物,曾经使世人头晕目眩、摇魂动魄、顶礼膜拜、叩首位血。然而都如北大荒的坚冰和冻雪,禁不住持续的一缕缕的春风,终于一滴一滴地消融了。
时光老人毫不客气地剥去了许多假神仙头顶上的假毫光,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八百年来传颂的辛弃疾的名句,意境何等深远!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