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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回归社会
朱厚泽
在一个关于中国改革回顾与前瞻小型讨论会上的发言
2002年7月6日于杭州花家山，2002年8月20日据录音补充整理
谢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由国内外同行共同讨论中国热点问题的会议。我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是做实际工作的，而不是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如果说对全球演化和中国的改革、发展曾经有过一些思考和探索的话，重点是在对策、政策方面，而不在系统的理论研究方面。因此特别希望得到与会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主席先生把我安排在今天下午第一个发言，要避开上午正在进行的热烈争论是不可能的了。那么，我就参加进这场争论吧。
中国二十年改革历程，可否概括为：从国家回归社会，从官方回到民间。就是说，这一历程，可否表达为：从一切以国家为主，转到以社会为本，从一切由政府包办，主要考虑国家，转而重新回到民间，以民为本，诉诸民众，依靠民力，让人民受益的转变过程。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我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中，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带有全面观察视角的一个重大问题。既是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又是很重大的实践课题。因此三中全会恢复我的工作以后，我一直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对中国来讲，改革是从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呢？因为从建国后，我们的国家把社会“吃掉了”，把社会“吞没了”。我们的国家几乎垄断了一切资源，几乎停止了一切社会流动。这样就把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全过程，几乎全部由政府管起来，派官员去办理。每一个人只是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丧失了生机和活力。这个过程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就是企业的活力不足。而每一个人则成了其所在单位的附属品，从属者。这个情况是我们提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原因。我不是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建国三十年来把人变为单位的附属物，把社会生产和生活都置于国家统治之下的这么一种实际情况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上午于老讲到了三中全会当时对于改革问题的决策。我不得不在这里重复地念一下三中全会的公报。三中全会的公报在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时，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公报还指出：作为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体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型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坚决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我不需要再更多地引用那个公报，上述引用就可以说明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最重要的体制问题如何改革，已经明确地提示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建国三十年会搞成那么一种体制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讨论的“全球化、现代化和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了。中国在近代和现代面临过两次外部强势文明的入侵。这两次外来强势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正是当时或后来的全球化的表现。那么，什么是全球化呢？现在有很多种定义。在十年前的讨论中，我主张把其“物质内容”和它的“社会经济形式”既联系又区别开来。这里我用了两个词：物质内容与社会经济形式。这是随意借用的，我找不到其他准确的词或概念来表达，我又创造不出新的词汇来，所以借用了这两个词。就前一个问题，我当时说：全球化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首先是经济活动，但不仅仅限于经济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理的区域界限，从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地互相交往，互相交融，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相互满足、相互求索、相互利用、相互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这个过程植根于自然资源在地球上分布的不平衡性，经济、历史、人文资源在地球上聚集的不平衡性。正是资源聚集的不平衡的绝对性，规定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求索的绝对性。这是不以任何制度为转移的。在不同地区、不同自然、历史资源条件下发展起的各个民族，其文明发展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必然会表现为既有相对来讲走在前端的，也有相对来说发展靠后的；既有当时的中心区域，也有当时的边陲地带。文明发展程度的不一、特点的各异，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正是这一点推动着文明的相互交流，有扩散，有推移，有接纳，有求索。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现象。中国曾经在历史上是东方文明的中心，古代的日本人屡屡派人到长安学习。我们的祖先也不畏艰险，像《西游记》描述的那样到印度去取经，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民族的另外的文明。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带有自身的特点，在进行接纳或扩散的过程中，当然会体现自身民族的利益。因此接纳和传播的过程是有文化摩擦，是有利益矛盾的。对于接纳和扩散过程中的文化摩擦和利益矛盾，我们采取冷静的态度加以分析，力争双方都能接受，获得双赢。在这样的条件下，降低震荡，减少摩擦，避免冲突，那就会为不同的地区和民族都带来好处。我想邓小平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是不是就是在新的条件下对人类文明相互交流的一种实际的政策选择。我们的特区实际上是为外来的文明提供了一个停泊的港口、登岸的码头；是为外来文明的种子提供了一个发芽的苗床，为外来文明的植株提供了一个生长的苗圃；是为外来文明在我们本土落地生根，提供一个孵化它的温暖的窝，以便它破壳而出，成长壮大。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入侵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看见，容易接受，在清末是"船坚炮利"，在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引起注意。因此，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是在被历史上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郭沫若那一代人，则更晚了。建国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难于非议。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们国家成长发展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第二，我国面临文明入侵的时候，都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都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的是“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重视不够，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本身的生机和活力，要求得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经济的发展主要得依靠民间的力量，这已被这些年来浙江、被温州，以及全国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现在对此已没有争论了。现在提出的问题是：由于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分化与并存，社会矛盾尖锐。对这种情况怎么看，怎么办呢？我想随着市场化、民营化和社会化的发展，各种矛盾的展现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我们不要去否定这个矛盾的存在，也不要用强力去压制这个矛盾。
我曾经在1988-89年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当时正是上午有人所说的那个“闯关时期”吧。矛盾开始出现。我跟我的同事们当时就推动各个省市的总工会和同级的地方政府展开对话。不是掩盖矛盾，而是将矛盾摆在桌面上来，把相互的不同诉求都提出来。企图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制定协议、契约、合同，来解决当时当地可能解决的一些矛盾，以维持安定的社会局面。当时第一个这样做的是陕西，时间是1989年春天。我想，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应该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公开、合法、正常的表达，应当发展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组织，应当推动社会协商对话的进程。我们认为，各个不同群体之间达成共识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有共同利益，这就是“尽量把蛋糕做大”。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的时期里，“蛋糕能做多大”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如何切分仍然是需要经过耐心的对话协商，才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就是要建立一种民主的、正常的程序和秩序。我想，在我们已经进行22年改革的基础上，把民主化、把建立民主社会政治的秩序提到日程上来，把它做好，对巩固我们的改革的成果和争取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1989年春，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秩序"。谈这个问题是在浙江的绍兴。我当时担心话说得不准确，引起不好的效果，没有把我的讲话内容发表。但是当地报社还是将我的讲话要点发表出来了。当天的报纸头版：横条是"四·二六"社论，右边直条是我的讲话。当然我“人微言轻”，很难对全局工作有多大影响。
上午和昨天的讨论中，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很多学者的发言中都涉及到了，而且有比较尖锐的争论。我也曾经在自己的文章和发言中用过小政府、大政府、大社会、小社会、弱政府、强社会……之类的这些词。我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来看，核心问题是：要使国家不要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宰“。或者反过来讲，就是要使已经成为“社会主宰”的国家，重新回到“社会公仆”的地位上去。
最后，我说明一点：为了保持会议的学术水平，为了保持文集的学术水平，请编辑文集的同志和会议的组织者不要把我的发言选进文集中去。这样对于我们会议的主办单位和出版编辑单位都是有好处的，同时对我也是一种宽容。因为当我还不知道某个会议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文件，作出什么样的决议之前，在没有经过思考以前，我是既不会去批评和反对，也不会去拥护和赞扬的。2003/06/30五柳村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