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第一位採訪蔣彥永的中國記者樓夷

范泓／頃接作家張廷竹寄語記者女兒樓夷奮戰在抗典最前線的文章，深情無限。父親的心情，在非典時代，一字一句，顯得格外真切。從廷竹的文章中得知，他的女兒樓夷已是北大新聞學院一位碩士畢業生，在北京《財經》雜志當記者，就在SARS疫情尚未透明化的時候，樓夷勇敢地採訪了北京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成了目前中國惟一一位採訪過蔣彥永的記者。

在我的記憶中，應當是見過樓夷的。至今有一張他們全家人合影的照片，照片背後上的時間是1980年，這時樓夷大約七八歲，大大的眼睛，齊耳短發，長得就像英俊的廷竹。當年的小樓夷如今已長大成人，成了我的同行，也是當年她的父親──自衛反擊戰中戰地記者──的同行。就在4月11、12日這兩天，樓夷在301醫院幹休所的一棟高樓裡兩度採訪了蔣彥永大夫，這時距4月20日當局決定免去張文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尚有八九天時間。

這裡不得不談到當時北京的SARS疫情。

4月3日，時任衛生部長的張文康在電視上宣稱：北京隻有12例SARS，死亡3例。此前，由於中國衛生部的官員在各種場合表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非常有信心能夠完全控制疫情”，世界衛生組織不再把北京列為疫區。事實上，這種制度性“隱瞞”導致了後來SARS病毒在中國的迅速蔓延。就在這時，一位72歲的老人再也按捺不住，開口說話了，他就是301醫院原普外科主任、專家組成員蔣彥永大夫。他直斥張文康在“說假話”，因為僅309一家醫院，當時就已收治60例SARS病人。張文康說北京隻有3人死亡時，這家醫院已有6人死亡。僅一家醫院感染SARS病毒的人數，與官方公布的數字相去甚遠，更遑論其它了。4月8日，美國《時代周刊》刊載了一篇題為《北京遭到SARS襲擊》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來自中國醫生“蔣彥永”的署名信，激起了全球對中國疫情數字的懷疑。4月10日，世界衛生組織派出專家組赴京考察。調查發現，北京“非典”病例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疫區。就在這一天，樓夷勇敢地走向了蔣彥永，開始了她作為一個記者此時此刻最艱難的一步，她所面對的不僅僅是SARS對人類“自虐性快感”的肆意嘲弄，更有著在其背後某些人對大眾生命漠然置之的一種無情。我無法知道樓夷在走向中國這位最誠實的醫生時那種心情，但至少可以斷定：樓夷也是一個誠實的人，更是一個勇敢的人。
瞞著遠在杭州的父親和母親，樓夷還去了疫情嚴重的山西進行採訪。在《山西疫情調查》這樣的大標題下，樓夷的新聞報道讓張廷竹的“心和手一起微微顫抖”。與女兒的這些文字相比，作為小說家的張廷竹曾經百萬字的作品此時恐怕要失去幾多分量，因為女兒代表著中國新一代職業記者對現實世界的一種挑戰。在虛構的世界裡，廷竹的文學作品或許可以喚起我們對往昔歲月崢嶸的苦澀情感，但在紅塵滾滾中，樓夷的文字在危難中顯得更加真實可信，它不需要我們加以任何想象，卻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逃避。樓夷等人在山西的系列報道，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外援醫療設備如期抵達，並被指定送到了她們所報道的最困難的重點疫區。

說到山西，我認識的一位知名學者謝泳先生就家居太原，疫情爆發後，他有一篇《看閻錫山如何處理疫情》的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謝泳這樣寫道：“在現代通訊已發達到如此程度的國家裡，對於疫情的處理，這樣遲緩，實在說不過去。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別處，而在制度。……像疫情這樣的事，信息的公開，就能在很大程度緩解疫情的擴散，可我們是有傳播新聞的手段，而沒有新聞。”
蔣彥永揭露SARS病情真相的信最初是寫給央視四套和香港鳳凰衛視的，一如泥牛入海，音訊杳然，進一步証實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一度限制媒體公開報道疫情真相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樓夷是在有關部門禁止蔣彥永接受媒體採訪的情況下，勇敢地爬上301醫院幹休所那座高樓的。盡管採訪未能真正到位，但蔣彥永大夫向她証實，那封被海外媒體廣為轉載的“署名信”，確實出自他之手。之所以寫這封信，“我覺得醫生不說真話，死人要多，國家要吃虧”。在今天的中國，人人置身於一個恐懼的、戴著12層大口罩的沉悶時刻，“過氧乙酸”一夜之間成了消毒的“意識形態”，但在預防SARS病毒的疫苗尚未研制開發出來之前，對於個體生命的捍衛，隻有依賴於像樓夷這樣“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蔣彥永語），這才是精神上防治SARS最有效的“疫苗”。透明、公開、及時、準確的新聞報道，應當是一個國家在面對災難時所採取的必要措施。老百姓在不知情的空間下，要麼手足無措，要麼被動防御，要麼就是死得不明不白……這或許是一個比SARS更為嚴峻的問題。人類政治文明的經驗表明，新聞監督是民主政治的一塊基石。從這個角度看，樓夷對蔣彥永的採訪其意義大於採訪本身，她採寫的《蔣彥永：誠實的醫生》那篇報道，完全有理由入選2003年最佳中國新聞獎，因為歷史對它的評語將會這樣：在SARS肆虐的時代，一位渴望講真話的記者採訪了一位敢於講真話而遭到禁止接受採訪的中國大夫，反映了特定的制度下真實的新聞處境，從而為建立一個現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透明政府”和“責任政府”起到了反思和促進作用。 (

樓夷的祖父是國民黨抗日高級將領，為白宗禧、程思遠先生的至友，曾被蔣介石兩次投入大牢。上世紀40年代末，她的祖父與我的祖父同居南京鐘嵐裡大院，我的父親則是樓夷祖母的幹兒子。由於這一段世交，年長我幾歲的廷竹便成了我的“叔叔”。我與他接觸最頻繁時是在上世紀80年代，正是他步入中國文壇的關鍵時期。10年之後，張廷竹成為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並初涉政界，成了浙江某市的副市長，從此關系漸遠，疏於往來。去年在杭州見到他時，實際上已無更多的話題可說，但往昔的情感依然使我常常想起他。這次他寄來寫給女兒的文章，沒有任何說明，就是一篇5月13日發表在《杭州日報》上的打印稿。或許我有點不能理解他的意思（也未作深想），於是就寫下了這篇文字，將以同樣不加說明的方式寄給他。當然，此時心裡更多想到的還是樓夷這位勇敢的“小妹”，盡管我比她大了二十多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