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疫情镜子映照大中华真貌
亚洲周刊2003/06/02日刊载文章说，非典疫病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先後蔓延，同步彰显各地认知、偏见、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文化的差异，并像镜子般照出人们的本相。在检视抗疫过程的得失时，各地应好好看看镜中的自己。
在这场灾难里，中国大陆最值得讨论。作为前现代性格的威权体制，它的官僚体系那种欺上瞒下、沓颟顸的特质，已在疫病中具现无遗，使它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形象颇受伤害，需长时间始能弥补。
但尽管如此，由於这社会兼具集权、高度动员的集体性格，当事情紧急，一声令下，加上严刑峻法，举国一致，仍能产生极大爆发力。它能在八天里盖出一所医院，可把文革时代政治控制的街坊组织转化成疫情监控组织，可以大刀阔斧从上到下将七百多名失职官员拉下马,尤其是它的医疗研究及生科系统能在药物方面做出成绩,洵属非易.「胡温体制」因此累积了未来的权力.
我们也要指出，这种前现代性格的动员式抗疫，固可收效一时，但从保障国民健康及国家疫政健全的角度而言，却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人治」式的紧急动员会在事後自动解除，并很快就故态复萌。有懔於这次非典造成的伤害，重塑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新形象与新目标，如何建造可自动运转的疫情辨识、通报、治疗、研发体系，殆已成为「胡温体制」的要务。中国大陆人称「胡哥」、「宝哥」，这种称呼里实含深刻期盼。
在香港这个重灾区，则是另一格局了。在整个防疫抗疫过程中，官僚体系的沓及应变迟缓，已无庸置疑；但香港医疗人员的职业伦理及敬业精神等，无疑是高度现代化社会才有的品质，港人足以引为最大自豪。香港医护人员被感染率高达总数四分之一，死亡三人。但即使哭诉防护装备不足，也看不到中途辞职逃跑或抗命之事。是他们「认命」吗？答案毋宁是，香港的医护管理和职业伦理，早经现代化洗礼，已根深蒂固得到落实。
香港疫情极重，可疵议处极多，但医护伦理及生医科技的潜力却得到证明。香港的「现代性」未被挑战瓦解，这也显示，近年来香港尽管有种种不堪，但社会基於现代性而形成的整体感仍极稳定，香港仍有在疫後重新站起的本钱。而新加坡，在这次抗非典中，其官僚体系干练，应变迅速，隔离彻底，高科技时代以网络建档通联，监督隔离措施。而政府领导人如吴作栋、李显龙等能适时身先士卒，透过媒体驳斥疫病产生的谣言。所有这些都显示它的法治精神及现代化管理水准。疫病的蔓延，须依靠高度现代化的「治理」（ Governance）始足以奏功。在这部分，新加坡无疑已成了范例。(
而最後乃是我们非常不忍心、却不得不谈到的台湾这地方了。因独特政治造成的多重扭曲， 许多问题都被故意简化。它有时自大自满，有时又自怨自艾。它具有把一切都扭曲成政治问题的倾向，反而疏忽了问题本身。以非典为例。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爆发疫情时，台湾由於病毒传布的「时间差」，认为自己进步，陈水扁宣称台湾「三零」零社区感染、零死亡、零输出，那种自满已具现。在「三零」前提下，疫情统计也显然故意被复杂化而偏低。
及至後来台北市爆发疫情，因政党属性不同，民进党以看好戏态度对待此事，这意味着台湾的泛政治化与泛敌对性，使得台湾的非典问题从一开始即被扭曲。於是，过了「时间差」後，台湾疫情遂急转直下，整个政府那种落後、无能、医疗人员抱怨辞职，甚至连口罩供应都搞不好的乱局遂告出现。台湾社会由「前现代」跳到「後现代」，却没有起码的现代之困境遂告呈现无遗。台湾炒作加入世卫问题，领导人只会到处去追悼会上香，台湾医生感染後仍去日本旅游，都是这种乱局的插曲。泛政治化已使得台湾付出和将付出不可思议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