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起落落中颠簸
——80年代科幻小说现象略析
王泉根 焦丽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现象，首先须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科幻状况作一回顾。科学幻想小说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似乎是个外来户，虽然有人可以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追溯到朴素的科学幻想成分，但那只不过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前身”罢了。就好像足球之于中国，虽然汉代就有了蹴鞠，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足球却是始于西方的。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一种崭新的社会环境和对未来的无限热情中，科幻小说开始逐渐发展。在中国文坛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长期相生相伴。科幻小说与儿童文学结合，由此生成了少年科幻小说。对于科幻小说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在儿童文苑找到了生存的契机，但也由此背上了意料之外的负担：普及科学知识。科幻小说的发展需要以发达的工业科技文明作为社会文化背景，这一点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很难达到的。同时，作为面向未来的文学还需要读者同作家一起去猜测、思考未来的新世界，因此它要求一定程度的科学文化水平作为读者的基础阅读素质。实际情况却是：新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尤为注重在青少年中提倡科学精神，科幻小说自身发展所需的文本“生态条件”似乎无法得到满足，却反过来在社会的号召下做了普及科学文化的教育工具，读者明确定向渴求知识的青少年。当时曾陆续翻译了凡尔纳、威尔斯和大量苏联的科幻作品，为中国的科幻原创提供借鉴与参照。中国作协也大力提倡、鼓励作家为青少年创作科幻小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小说不言而喻地成为了儿童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特殊种类。
任何事情的开端都是最艰难的，所以提起科幻小说，人们总不会忘记郑文光。1954年，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从月球到火星》。这部科幻小说虽然不免简单，但在小读者中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在全国掀起了一阵科幻小说创作的热潮，由此涌现出一批新的科幻作家与优秀作品，如于止(叶至善)的《失踪的哥哥》、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奇异的机器狗》、郑文光的《黑宝石》和《征服月亮的人》、王国忠的《神桥》、童恩正的《失去的记忆》、刘兴诗的《北方的云》、迟叔昌的《大鲸牧场》等。这些作品大都以乐观的态度、充足的信心展示了科技所能带来的美好生活，显得单纯却生机勃勃。高热的政治温度，对科学的由衷赞美，对未来的无限向往，使科幻作品中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的丰富激情。这个激情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政治时势，最终也因时势的反复而消退。之后，大量政治性苛求条框阻扼了作家的创作热情，科幻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正如有人所说，科幻小说“1964、1965年几乎近于绝迹，而接下去则是一段完全荒芜的岁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繁荣与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一个关键的时期，短短几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大会提出“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科学的地位与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人们崇尚科学，相信科学能为我们创造奇迹。社会上也扬起对科学的热情关注，一时间，各种科普杂志占据了人们的视野：《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文艺》、《科学之窗》、《科学时代》、《少年科学》、《少年科学画报》、《智慧树》……
持续的科学热度也唤醒了被淡出近十年的科幻小说。在科学大会以后的几年里，它以自己大胆的幻想、奇异的情节、独特的构思吸引着大量的读者。据统计，在1978～1981年间发表的科幻小说几达600篇，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此时，科幻小说的创作队伍也已经从1978年的30多人扩大到200多人。这其中自然有不少新生力量的加盟，也不乏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从事创作的“元老”。当然，无论新旧力量，大多秉承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积极乐观的热情，为读者展示科技带来的无限前景。
在科幻小说中，作家们充满信心地肯定人们美好的未来生活，但比较而言他们对科幻小说本身的未来却少了些自信，多了些忧虑。因为自它复苏之日起就有了对它的各种争议，之后随着科幻小说的发展则越演越烈。于是从1982年后，曾经热热闹闹的科幻小说在文坛慢慢淡化了身影，曾经琳琅满目的科学文艺刊物也越来越少，从原来的20多家减少到只剩《科幻世界》苦撑局面。科幻小说也再次进入了它发展中的低谷。也许，这次起伏看起来多少有些突兀，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些外在的偶发事件影响了它的命运，而是它早已潜伏的危机使其走入了自身的困境。
危机之一：夹缝生存
科幻小说在起步之时便未完全被主流文学界认可，让它承担科普任务的初衷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其文学价值的贬低。虽然它在繁荣时也曾登上过主流文学刊物，例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也曾被评了奖，但这种认可程度与排斥相比较来说是乏力的。最好的例证就是那篇被评了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所获的票数是在前五名之内，而文学界有人主张它不该入选，以为科幻小说不属于文学范畴，最后折中，被评为第25名——最后一名。”
文学界对科幻小说的偏见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在1980—1986年出版的174种科幻小说译作中，属于文艺出版社的仅有13种，绝大部分是科技出版社和有关专业出版社的。”文学界认识不清科幻小说的价值这与他们的评价标准也有些关系。科幻小说属于浪漫的乌托邦风格，如果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幻想”就成了想入非非，“科学”成了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作品中对未来社会环境的设想则被视为迎合读者好奇，追求刺激的心理。文学界几乎就把科幻小说看成具有一些文学性的科普读物，较少去认真正视它的文学价值。
如果说文学界的冷漠让科幻小说无可奈何的话，那么科学界的指责则让它失去了科学的支点。以科普担子的严肃与重要来指责科幻小说不负责任，这不能不说是对科幻小说的一个沉重的打击。科幻小说发生复苏的契机也源自“科学的春天”，而此时给它加上“科学叛逆者”的帽子，岂不是刨去了它立足的根本基石?面对科学界的指责，文学界的冷漠，科幻小说孤立无援。而此后日益增多的劣作，更让它百口莫辩。当评论界依然对科幻小说姓“科”姓“文”、是普及科学知识不是人生观争议不止时，它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夹缝中的生存显然已经难以为继了……
危机之二：本身的缺陷
诚然，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离不开外部条件，正如叶永烈先生所说：“要繁荣中国的科幻文学，必须有宽松气氛。各方面的宽容精神是先决条件。”
这个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一种文学种类命运的却应是它本身的力量。所以虽然“社会上向科学进军的气氛日见薄弱，全国科学大会掀起的科学热潮渐渐消退”，虽然科学文艺的发表园地萧条萎缩，虽然有科学界的压力、文学界的冷落等外在的不利因素，但这些似乎并不足以成为科幻小说隐退的全部理由。因为怨天尤人是无法找到真正的根源的，好的科幻小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不会因为外界的非议而有所改变。科幻小说的退隐是有着它无法回避的自身创作中的困境。
科学幻想小说(Science Fiction)，顾名思义包含着“科学”、“幻想”、“小说”三个主要因素。它们是科幻小说的三个支撑点，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创作中，这三个支撑多少都有些尴尬，以致科幻小说显得有些“跛脚”。
变形的支撑：科学
当时普遍认为，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指的是具体的科学知识，于是就习惯于把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交给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承担着被迫加的东西自然会不堪负重。
在科幻小说中，科学应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而存在，而不是作为具体的介绍对象。科幻小说中的主体对象还应是那个虚拟环境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以往的创作中似乎多是以参观访问的方式讲述一些科学常识，譬如《大鲸牧场》讲述就是飞机钓鱼，大海养鲸的故事，把儿童带进大鲸工厂，介绍鲸浑身是宝的科学知识。
在创作的高峰中也有许多作品涉及了当时最新的科技问题：死光，物质波等。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与吸引力。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即使是最前沿的科学也会很快过时，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也会因此而显得生命力短暂。如果不是把科学作为小说的主体介绍对象，而只是作为背景存在，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小说中涉及的环境可能会过时，但其中表现的人物之情感，作者之哲思以及探索真理的精神都将会继续显示其独特的价值。
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导价值的创作观不仅限制了作家的创作实践，妨碍了读者对科幻小说的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科幻小说的文学性价值的体现。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其功能的发生往往是潜移默化的，而工具化的文学作品好像总因为急功近利而显得有些短命，科幻小说也不例外。让它一味地普及科学知识，也就成了宣传道具，尽管宣传的是科学，不是政治。而当时对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要素似乎很看中：“一篇蹩脚的科幻小说只要介绍了正确的科学知识，顶多是篇次品；一篇文艺性很强的科幻小说，若介绍的是错误的知识，那只能是一篇废品。”言下之意，“次品”可以容忍，“废品”拒收。
废品当然应该不要，但是如果允许次品，让它混在科幻小说中，更是砸自家招牌。在科学的春天里，人们对科学的过于热情而形成一种盲目的认可、崇拜。其实科学的精神实质是质疑，在疑问中不断地探索、求知。由此而不断冲破旧有的知识界限，获得新的进展。一篇讲述了正确科学知识的蹩脚科幻小说，只能是一堆毫无生命力词语的堆砌，它同样也是废品。
科幻小说的三个支撑点中，科学是最受关注的，也因此为科幻小说招来了一些非议，使得这个支撑有些无所适从。“批评指正”的结果是使读者与作者都有些厌倦了讲述一大堆科学知识的科幻小说。
无力的支撑：幻想
科学幻想小说是一种基于以幻想来展示作者心目中事实的文学形式，幻想是它的灵魂。它是依靠幻想来建构一个独特的未来世界的。但创作现状却不尽如意，构思似乎有雷同的趋向，作品中一直是外星人，机器人等，大多是一个百事通老爷爷、老博士带着天真的儿童四处参观介绍科学知识。科学幻想患了“贫血症”。采用这种模式的频率并不低。从某种程度上，这一模式是在科学与小说之间建立了一道简便的桥梁，弥补知识内容与小说形式的游离。科学知识无法融于小说之中，也就从一方面证明了幻想的贫乏。科幻小说在“科学的春天”里复苏，人们对它的关注也因此较多集中在科学要素上，而对于幻想则是忽略了。在涉及幻想问题时，似乎总是把它与科学对立起来，觉得幻想的介入会影响科学的正确传达。于是，幻想多一些的就被视为“胡思乱想”、“想入非非”。要求幻想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且最好能紧密结合对人们实际有用的一个课题。当幻想拘泥于现实的生活空间时，似乎就很难打开另一个时空的科幻世界。创作中想象软弱无力的现象在科幻小说中似乎普遍存在。例如作家写3000年时外星球的故事，可情节发展到最后仍然是正义的战士最终解决了罪大恶极的坏人，所不同的是他用的是激光枪而不是手枪，其中实质性的内容好像还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拘束。如果不展开创造性的想象力，那么科幻小说只能是“新瓶”装“旧酒”。时代可以更超前，空间也可以更广阔，装备可以更先进，但这些都只是一个外壳，更重要的是解除生活功利性的约束，用幻想展开现实之外的第二世界。
幻想的本质就是自由，它不受制于生活，同样也不应被“科学”约束。当人类的科技进步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的欲望时，幻想就显示出它的魅力。就好像远古的神话，其实都具有朴素的科幻成分。科学对事物的解释往往都是暂时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的延伸扩展自己。那我们又怎么能用现阶段暂时的科学知识去指责关于未来的幻想呢?从某种程度上说幻想是对当下科学内容的进一步延伸。以科学为标准来审核幻想是否适度，也就把幻想捆在了现阶段科学的水平上。想象的贫乏自然有外界压力的缘故，其中一部分是来自主流文学的排斥力。因为总的来说，中国文学中主流是现实主义，这种深远的影响容易使人们忽略幻想，排斥幻想。而科幻小说中大多涉及宇宙未来星球，更会让人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
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于黄河流域，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即使是一路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影响依然深刻，农业文明传统的文化大多趋向于静态的平衡与稳定。“科幻小说则是科学技术融入社会并推动工业化后的一种精神文明的反映。”这种文化现象是产生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工业文明造就的文化特征趋向于动态的变化进取。而科幻小说更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世界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并强调这种变化的可接受性。”科幻小说的幻想往往是超越现实来思考未来的可能，不安稳于现状是它最直接的动力，幻想的这种不安定因素是传统文化很难认同的。
科幻小说中的“幻想”支撑是最无力的一点。
失落的支撑：小说的艺术
科幻小说首先是小说，这是普遍的共性，然后才能谈作为个性特征的“科学与幻想”。
科幻小说本应同历史小说一样，不以普及知识为主体，就像历史小说只是让人从故事背景中得到历史知识一样，科学知识也只是科幻小说的“副产品”。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倾向于知识普及的作品，让科幻小说几乎成了科普读物，小说也似乎成了包在科普内容外的一层糖衣，仅作为一种载体而存在，失去了对小说艺术本身的追求。有些科幻小说只不过是“科幻故事”的框架而已，在作品中把科学、小说简单相加，缺乏融合的艺术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科幻小说和任何题材的小说一样，给予读者的应是文学的审美感受。至于其特殊因素，科学也好，历史也罢，都必须在文学的审美条件下发生作用。对于小说来说，人物是其关注的焦点，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小说主要任务之一。在以往的科幻创作中虽然也不乏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例如《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的胡明理。但大致看来似乎较多情况是人物形象单一，概念化。纷繁复杂的生活中的人在科幻小说中好像都变成了脸谱式的好坏人阵营。至于冷酷的外星人，铁面的机器人，更令人难以亲近，穿着制服的科学工作者也总是一脸严肃地讲授知识。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比较明显的分为几类，比如未来人、科学人、现实人等。对未来世界中人与人关系与感情的细致入微的体现，人物的身份与生活和“科学”联系过于紧密，作者的视线也较多地放在人物有关“科学”内容的外在行动上，忽略了人物的内在情感世界。
>科幻小说作为小说的文学性质似乎没有得到文学界的认同，把它看作具有文学性的科普读物，实际上就是把它搁置在了文学的边缘，压抑了它作为文学的形式——小说的存在方式。
作为科幻小说三个支撑之一的小说的艺术似乎还不够成熟。
相比较于建国初的情况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科幻创作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只是在这“科学的春天”里科幻小说处境并不轻松，来自外界的压力与负重使它难以承受。的确，科幻小说的生存发展需要宽松的条件与宽容的精神，但更重要的是科幻小说自身的反省与努力，这样它才能慢慢走出低迷的阶段。科幻小说又经历了一次起落，低谷之后应该有再一次复兴，只是不知道这个复兴要待到何时?寂寞与冷清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听到有人说又看到了科幻小说复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