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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慎之》编后记
丁东
今年4月中旬，我去重庆参加纪念卢作孚110周年学术会。17日上午，我准备返回北京，临行前笑蜀告诉我，听说李慎之先生病重，也许你回去还能见他一面。当天我返回北京，便向朋友们打电话询问。他们说，慎之先生已经不能说话，大限恐怕就在这两天了。去医院也不能探视。接着，上海学者许纪霖代表世纪中国网站给我来电话，如果李先生去世，希望我能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几篇悼文，在其网站发表。20日，我和段跃通电话，她说，先生的情况稳定一些了。正当我要把悬着的心放下来的时候，22日中午，接到了谢泳的电话：李慎之先生上午10点零5分已经与世长辞。
于是，我给几位与李先生熟悉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在当天写出纪念文章。晚上九点钟以前，谢泳、崔卫平、雷颐、王焱、朱光烈、余世存、徐友渔七人的文章已经通过电子邮件传到了我的信箱。我加上自己写的一篇，当即转给许纪霖委托的网站编辑吴冠军。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秦晖、朱学勤各一篇，再次传去。由于当时正是北京流行非典的高峰期，该网站没有技术人员值班，文章直到傍晚才在网上公布。当天，其他网站也出现了悼念李先生的文字。
此时，秋风的个人网站“思想评论”表现出更高的热情。到24日，已经辟出专栏，将二十多篇悼念文字集中地展示出来，成为反应此事最集中最迅捷的媒体。
这时，我意识到，慎公去世，很多人有话要说，有感情要表达。
非典肆虐，人心惶惶，北京几乎所有的集会都取消了。李锐老提议，我们就写点文章吧。然而，悼念文章发到一些报社，大多都被卡住。有一家报纸编辑组织了两个版面，其中也包括我提供的文章，临到开印时被撤了稿子。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以自愿集资、自愿供稿、义务工作的方式，编印一本内部交流的纪念文集。先给徐友渔去了一个电话，他十分赞同。又给余世存去电话，问自费印刷几百册书需要多少钱。他说一万元就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邀请100位李先生的好友和认同他的人，每人出资100元，在一个月内完成文集的组稿，两个月内印出这本纪念文集。
我把这个想法与戴煌、孙长江、资中筠、蓝英年、许医农、马立诚、梁晓燕、段跃等在电话上沟通，他们都表示赞成，并答应帮助向慎之先生不同领域的朋友组稿。在组稿过程中，秋风的思想评论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他把我转去的悼念文章每天及时地公布出来，一方面，他在网页上征求稿件，并转载其他媒体的相关文章。在李先生去世一个月的时候，他的网站已经汇萃了各种纪念文字140篇之多。
本书的绝大部分作者都欣然出资百元，有的还出资更多。钱满素、杨团、龚育之、郑海天、程乃欣、郝建、王小鲁、于奇、梁晓燕、李杨、余皓明、朱利国等先生没有提交文章，也热心捐资，襄助此事。燕京大学校友会的张定先生安排，为校友准备300册纪念文集，校友会预先垫付印刷费6000元。这样，就保证了排版印刷文集的足够费用。郑海天、许医农、程乃欣、徐晓、崔卫平、张弘先生，为本书的编校印刷做了大量工作。段跃、李薛伟先生承担了本书的所有美术设计工作。李锐、朱厚泽、刘志琴、赵梅、王东成和摄影家李晓斌、黑明为本书提供了照片。所有这些支持，使得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印出。
编者对部分文章作了少量删节，希予原谅。
5月11日，李先生生前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约四五十人。当时我在现场的感觉是，单位印发的介绍文字，并未触及李先生的的特殊历史作用；活动的规模，与中国知识界的心情也是不对称的。固然公家办事有自己的规矩；因为预防非典，缩小活动规模也是不得已。但如果不及时地用其他方式弥补，于世人，于时代，于历史，都是深深的缺憾。
在当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思想家的知识分子是极少的。而李慎之先生却是当之无愧的一位。他的去世，放在百年中国历史的长河里考察，堪与上世纪30年代鲁迅去世、40年代蔡元培去世、60年代胡适去世相比。鲁迅、蔡元培、胡适去世的时候，后事办得十分郑重，无愧于先人，表明了彼时彼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如果我们不能在李先生去世的时候留下应有的声音，而是像顾准那样留给后人去重新发现，那将会给当代中国知识界留下新的耻辱。当然，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本书虽系内部交流，但作者却汇集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几代精英，上自望九之年的宿儒，下至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四海五洲，专业遍及文、史、哲、经、政乃至自然科学，可谓群贤毕至。具有如此历史含量和炽热真情的纪念文集，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见过。由此可见李慎之先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他的思想是不会被湮没的！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内心觉悟和人心所向，李慎之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点燃的启蒙火炬，在中国大地上是不会熄灭的！
2003/07/09修正本
感谢作者允许五柳村发布,2003/07/12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