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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的怀念--追忆地质学家林墨荫同志
刘光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林墨萌，我青年时代的挚友，是一位正直不阿、勤奋耕耘而文采出众的地质学家。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中国******，并准备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地质事业。谁料想，正在他奋发努力的征途上，迭受打击，几经磨难，并不幸过早地逝世，没有给他展露才华、报效祖国的机会，却给人留下悲痛的回忆。
我认识林墨荫于1947年深秋。当时，我与杨培勤、张克从等同学在北京辅仁中学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并一道去青岛上学，我读物理系，他们读数学系。1947年，******的腐败统治，使全国陷于内战，物价高涨，民不聊生。山东大学将文理学院一年级男生全部安置在体育（篮球）馆里，作为宿舍。学校给每人的设施只有一个双层木床和一张小桌。于是，我和杨培勤在体育馆的西北角落定居，张克从与两位地矿系同学在东北角搭成独立小院。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地矿系同学是来自杭州的林墨荫和来自温州的周自申。虽然南北语言不通，专业不同，但同在一个宿舍里，互相往来，没有多久就熟悉起来，林墨荫和我也就成为要好的朋友。
随着阴郁冬天的到来，山东大学的政治空气越发沉闷，既没有解放区的欣慰消息，也没有“反饥饿、反内战”的团结斗争，每个爱国青年只能把燃烧的熊熊烈火深埋在自己的心田，精神上是极度压抑的。一个傍晚，在青岛海边巨大的花岗岩畔，我遇到林墨荫，相互谈起来到山东大学的感受。尽管我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浙江方言，但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认为1947年冬季的山东大学，就像闻一多的诗“死水”那样，令人沉闷而压抑。他更以“死水”为名组织一个壁报社，投下一块能激起波澜的石头。大约两个月后，“死水”终于通过学校设置的重重路障，完成注册、登记并出版了创刊号，也是最后一期。第一期“死水”并没有激烈的语言，更没有对山东大学的任何抨击，只不外乎用朴素的文字说出一群青年对祖国的关心和期望。但它确实对这块沉闷的“死水”投下了一颗震人心弦的石头，激起了一片涟游。许多同学都跑来看这份篇幅不大的“死水”，就连吃饭时，傍晚海滨散步时，大家议论的话题都是“死水”。这种植况引起山东大学训导长、中统特务
刘次萧的震动，他首先封闭了“死水”，接着对林墨前进行恫吓和迫害，而对外则向全校宣布，“死水”是“红辣椒”，“吃多了要伤身体的”，并影射“死水”是******的地下刊物。1948年三月，“死水”社的三名成员：林墨荫、陈克明和周自申，在青岛海边合影一校留念。林墨荫在照片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像洋流一样，
我们流过险窄的海峡，
也流过冰山的身旁……这大约是“死水”留下来的推一痕迹。
春暖花开时节降临青岛，却没有使“死水”萌芽滋生，相反，刘次萧竟随樱花布满校园而加紧迫害。“死水”社成员陈克明和周自申已不知何时在体育馆宿舍里消失了，只有林墨荫还在默默地读书。一天，林墨荫来到体育馆西北角我的床边，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想去北京清华大学投靠杭高同学郑体光。我不清楚林墨荫何时又如何离开青岛的，但从他遗留的照片中，我发现有这样的诗句：
已所别离的，
而不愿再见了。
我担忧
我自己的将来……一
可见，他对山东大学是伤心离开的，而对于自己的未来却又彷徨。
但是，林墨荫奔向自由，奔向光明，而不屈服于******刘次萧的迫害、压力，是选择对了。1948年秋天，我到清华大学去，在郑体光的宿舍里找到林墨荫时，他已经一扫沉郁的心情，并从冀东行和同学中流传的消息中，了解到解放区的情景。他是多么热爱******，向往解放区啊！
我们不仅重新在北京相逢，而且同时考入北京大学，他读地质系，我读物理系。到北大后，我们分别投入到紧张学习和各种学生运动之中，我知道他积极而热情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随后被发展参加民主青年同盟（民联），并认真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虽然我们同在北大理学院，却不能天天见面，但每次见面总是开朗地诉说自己的学习与进步，显然要比青岛山东大学充实而愉快。
1948年冬天，北京大学也呈现出一种沉闷的气氛，******特务整天流里流气地在沙滩和景山东街转悠，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监视着红楼、西斋、马神庙和地质馆。但是，我们都深信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肯定就在前面。尤其是，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如雪片飞来，民主广场的晚会和游行，都在激励着我们，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更鼓舞着我们为迎接北京解放而加倍努力工作。确实没有多久，我们在秧歌锣鼓的欢乐声中迎来了北京的解放。记得就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林墨荫特意地到西斋宿舍来看我，并勉励自己更积极地投身于党的事业中去，决心为建设新中国而贡献全部力量，直至生命。
1949年5月，北京大学地下党公开之后，校党委决定组织理沙支部，负责理学院各系级以及工、医、农三学院在沙滩读一年级同学的工作，以及教师党员工作。林墨荫则在北大党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并推动北大宣传通讯社，具体负责沙滩的广播宣传。他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从采访、组稿、审稿到广播，认真细致，不仅完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而且使广播充实多采。与此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来参加党课学习。
在此期间，每逢假日，他总是来找我深谈，最后提出了申请入党报告，表达出他多年的愿望。我曾仔细地阅读过他的申请报告，了解到他有一个光荣的、革命的家，慈祥的母亲积极支持哥哥和姐姐，很早地投身革命，同时也影响他，从中学时代就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几年来的接触，也使我认识到他对中国******是有相当认识和深厚感情的。因此，我同意介绍他参加中国******。林墨荫在入党申请报告中提出：周自申是托派。我当时对托派一无所知，也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只是觉得要有充足证据，而不能哗众取宠，希望他考虑。林墨荫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就把他的申请报告送交给组织。不料正是这件事，不仅使他不能参加到党的行列，而且长或背上“托派”的嫌疑，受到不断的审查和批判。尽管如此，林墨荫依旧积极工作，勤奋学习，而无丝毫怨言。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林里荫的足迹遍及河北燕山、山西五台，观察地质现象，在野外实践中学习，同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地质照片。
1952年7月，我们同时在北京大学毕业，并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当时正值全国烷系调整，北大、清华和一些兄弟院校合并，组建北京地质学院，而且要求当年就招收新生入学，以准备在3－5年后培养出大批地质专家迎接社会主义地质找矿事业大发展。林墨荫是岩石学助教，同时被任命为岩石教研室秘书，在王嘉荫教授领导下，开展教学活动并筹建岩石陈列室。林墨荫意识到任务的艰巨，同时他又认为这是自己奉献祖国地质事业的大好时机。为此，他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博览群书，广征博引。为了一个问题，他可以查遍中外图书杂志，务求得到满意的答案，再编入讲义。他不仅认真备课，系统而深入地讲授，受到同学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大量地翻译英、俄、日文专著和文章，为同学深入学习提供参考。林墨荫把自己的全部节假日和全部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北京地质学院岩石陈列室的建立，亲自到野外去采集标本，精心地鉴定、分类，并细致地陈列出来。也许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中，有不少人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的岩石陈列馆，但是，岩石教研室主任王嘉荫教授亲眼看到林墨荫的巨大劳动并作出过公正的评价。记得王嘉荫曾自豪地对我说过：“这个岩石陈列馆是中国最好的，完全可以和世界任何国家的著名岩石陈列馆媲美”；“这都是中国的岩石标本，好多都是小林自己到野外采来的”。林墨荫就是这样脚踏实地地、默默地把自己奉以给祖国社会主义地质事业。因此，1955年北京地质学院晋升的第一批讲师名单中就有林墨荫。林墨荫是正直而刚强的。一方面，他怀着一锅热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红心，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地质事业中作出贡献；一方面，他又爱憎分明，接恶如仇，痛恨那些为非作歹、谋求私利而置党与人民利益不顾的人和事。可能由于林墨荫在少年时代曾经遍读鲁迅的杂文，以致他时常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使用尖锐甚至有些刻薄的语言，进行口诛笔伐。但是，林墨荫的内心是善良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他深信，中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但具体到个别成员则未必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思想和行动中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差错，只有在组织集体中，有毛主席倡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实现党的理想与目标，才能伟大、光荣、正确。因此，当他从某位党委领导处听到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内部的一些问题时，立即认为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必须通过整风加以解诀。谁料想这样一个单纯的认识竞会在“反对书记即反党”的论点下，把林墨荫打成“右派”并送去劳动教养。尽管
如此，林墨荫对未来仍旧充满信心与希望，1956年春天，他给韩代望同志，一位敦厚的长者，当时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永远地怀念，
永远良记你的忠言，
别高的时刻，请求相信：
他能掌握光辉的明天。岁月流逝。林墨荫在清河农场与青年北村受到了极大的磨难，但他坚强地忍受下来，因为他不属于个人，他强烈地想把自己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961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去北京市地质局实验室任岩矿鉴定组副组长。他以岩矿实验室为家，日夜埋头于他那数百册中外文岩石学中，依然还是当年的拼命三郎。当他领着我去看他重新开始收集并整理的岩石样品，并津津乐道地说明每块石头的产地与历史时，我看出他深厚的功底、渊博的学识，并没有在苦难中被销蚀。我敬佩他的宽容与坚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中国******培育了我们这一代地球科学家，其中最优秀、造诣最深厚的，确是非林墨荫莫属。
然而，没有多久，文化大革命这一场灾难又接运而来。1966年6月，我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受到批斗。在牛棚里，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1967年我跑到北京来想向毛主席、党中央向个明白。是林墨荫反复劝解，要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问题终究会搞清楚。谁料想，1967年我与林墨荫在北京什刹海相会的一面，竟成永诀。
很久之后，我才听到林墨荫去世的消息。开始，我真不相信这是事实，像他这样一位有着坚强信念、又饱受苦难磨练的硬汉，是绝不会轻生的。后来，我又听说，在他去世之前，曾经想到南京去找我，可能听说我仍在受到批斗，也可能由于不愿我受到牵连，而没有去南京。每想到这里，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悲痛不已。这种悲痛，不仅是因为林墨荫受到百般磨难，英年早逝，而没有亲眼看到如他信念那样平反昭雪；也不仅因为我和他两度同学，一校共事，而且互相勉励把自己贡献给党的事业，从而产生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党失去了一位虽受长或折磨而坚信********事业，虽迭遭打击而仍立志把自己贡献给人民地质工作的英勇战士。
1979年7月13日，北京市地质研究所终于作出“关于林墨荫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想，这是聊可告慰林墨荫于九泉之下的。
“决定”是这样写的：
“林墨荫同志，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劳动教养三年。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含冤去世，终年三十九岁。遵照中央《一九七八）11号、 55号文件指示精神，经武汉地质学院党委审查，原北京地质学院一九五八年将林墨荫同志划为右派系错案，予以改正，并撤消原处分决定。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林墨荫同志，系浙江省平阳县人，195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历任北京地质学院助教、讲师，后任北京市地质局实验室岩矿鉴定组副组长。林墨荫同志青少年时期，在蒋管区曾参加过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我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同盟，新中国成立后转为青年团，担任过团支部书记。该同志思想要求进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地质事业。他对同志帮助热心，工作中一向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刻苦钻研技
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颇受学生欢迎。为促进地质科学技术交流，他曾翻译过英、日、俄三种文字的业务技术书籍。林墨荫同志在受到处分后，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地质事业的献身精神，是一个好同志。生前强加给林墨荫同志的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安息吧！敬爱的墨荫同志。
作者简介：刘光鼎，男，中国科学院院士，海洋地质学 地球物理学
原载中国地质学史研究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合编《地质学史论丛》4，2002年10月地质出版社北京第一版
2003/06/15五柳村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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