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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由化?
(征求意见稿)
杜光
要彻底揭露“反自由化”的谬误，首先要正确认识什么是自由化。
自由化是自由和化这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化的意思是变易、转化，一般用于表示事物从某种形态向另一形态转化的过程，例如：现代化是由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腐化是肌体由健康向腐烂的转化，有产化是由无产向有产的转化，等等。自由化意味着社会由不自由向自由转化，或由不够自由向更自由转化。
我们当前的社会状况是缺乏自由因而需要向自由转化呢，还是过分自由因而需要反对向自由转化？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即需要提倡、推进自由化，而不是反对、压制自由化。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自由化的高潮。
第一次是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开放的方针，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掀起了无限的期待和希望。双百方针曾被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称之为“在知识界的自由化政策”，①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建国以来，从批判《武训传》、思想改造到反胡风、批判胡适、俞平伯、梁漱溟，在舆论一律的口号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的钳制不断加紧，已达到空前严厉的程度。双百方针的提出，使知识分子获得了“争鸣”、“齐放”的自由，有了申述个人的学术观点和文艺思想的自由。随着整风运动的提出，双百方针从学术界文艺界向政治领域延伸，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发出了“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这无疑是进一步吹响了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号角，开始了中国社会由不自由向自由转化的重大转折。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麦克法夸尔称之为“自由化”的政策，竟然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把这个体现学术自由和文艺自由的正确方针冲得一干二净。虽然近半个世纪来谁也没有否认这个“自由化政策”，但它已完全沦为官方文件的点缀词，谁也没有贯彻执行的胆量和诚意了。
第二次可以称得上是自由化高潮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把人们从禁锢已久的个人迷信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对文革及导致文革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反思。人们，特别是知识界的思想触角伸展到很多过去不敢怀疑、信如神谕的领域，获得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与这个思想自由运动胜利进军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党政干部及他们的家属从社会最底层解放出来，重获自由。政治领域和理论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并进齐驱，相互推进，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自由的大好局面。
但是，真理标准的讨论主要只解决破除个人迷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解决的是邓小平说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即自由化的第一步，它的进一步发展是顺理成章地引向对个人迷信的基础——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清算。继讨论高潮之后而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就呈现了这一逻辑发展的朕兆。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也掀起了群众性的反思高潮，人们热烈展开对过去种种错误的批判和清算。以西单墙为代表的群众论坛，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体制内外相互促进的大好形势，为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反专制主义的历史征程上高歌猛进的思想解放运动，即自由化运动，意外地遭到专制主义的顽强反扑。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铁闸面前，思想解放、思想自由的洪流遭到无情的阻遏。中国人民在这次运动中所取得某些成果，也由于专制主义的侵染而难以巩固，个人迷信死灰复燃、造神运动愈演愈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虽然尖锐地揭露批判了专制主义，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打开了大门，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反自由化”的强大政治势力面前，以克服专制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被认真地提上议事日程。23年来，受“八一八讲话”鼓舞的中国人民望眼欲穿地期待着政治体制改革，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第三次自由化的高潮出现在1989年四五月间，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人民群众、首先是学生对现存政治体制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于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应运而生。这场学生运动以深化改革、反对腐败为主要诉求，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赞赏。可惜，它最后却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中国人民又丧失了一次走向自由民主的历史机会。
借着扑灭学生运动的余威，反改革的极左势力蠢蠢而动，他们挥舞着“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两杆大旗，开会写文章，到处造舆论，妄图把经济体制改革纳入“自由化”和“和平演变”的陷阱而加以扼杀。因此，在那两三年内，改革的步伐停顿了下来，经济停滞，腐败加剧。在这个微妙而危急的关头，邓小平果敢地在1992年初离开北京南下，象当年毛泽东南下那样到一处讲一通，提出“三个有利于”、“不搞争论”、“主要是防止‘左’”等著名论断，对反改革的倒行逆施，给以迎头痛击。面对强大的威权的猛烈攻势，那些反改革势力只好悄然而退。这个历史插曲可以说是第三次自由化高潮的余波。政治自由化被扼杀了，经济自由化却保住了。这一段辛酸的扑朔迷离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啊！
值得玩味的是改革的反对者把体制改革称为“自由化”，恰好同国外媒体不谋而合。问题在于自由化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原有那种僵硬的、垄断的、专制的旧生产关系、旧政治体制的突破，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步的变革；不但经济需要自由化，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需要自由化。而在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改革完全离开了他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才会引起这些人的愤慨和拒抗。这事想起来真有意思，资产阶级世界的媒体从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被称为自由化的改革；而那些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人士却对改革的自由化倾向深恶痛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来是颠倒的现象？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是高举自由大旗向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进军的，自由是他们用以铲除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他们赞赏自由化、支持自由化是毫不奇怪的。而那些反自由化人士所代表的是一种专制的、垄断的、落后的、本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有了蓬勃孳生的土壤和条件，并迅速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蔓延开来。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正是铲除这些前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必不可少的途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切代表旧制度的旧势力的顽抗，“反自由化”正是他们抗拒自由、抗拒民主、抗拒进步，维护专制、维护垄断、维护特权的表现。只有从这个角度观察，才能正确理解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意义。
感谢杜光先生授权五柳村首发,2003/09/19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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