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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化”--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征求意见稿)
杜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究其根源，可以归结到理论探索的深化与创新。从接受包产到户、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到承认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无不是先有理论上的探讨和创新，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才有经济政策的转变和实践的进展。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没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就没有改革的成绩和进步。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带来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关于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争论带来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繁荣。但在政治思想领域，由于理论观念的滞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迟缓消极，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这正反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充分彰显了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近几年来，有不少志士仁人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有的文章也谈到理论滞后导致改革实践的滞后，但是，为什么政治思想领域的理论探索落后于经济领域，却很少有人探究，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或是以隐讳的曲笔轻轻带过。
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便可以发现，政治思想领域的理论落后是由于接连不断的“反自由化”运动，堵塞了人们自由探讨政治思想理论的途径，扼杀了理论发展的生机。二十几年来，一些热衷于挥舞“反自由化”大棒的极左文人和手握政柄者总是把所有不符合于传统观念（即斯大林主义培育起来的政治思想观念）的各种见解，统统戴上“自由化”的大帽子，加以批判打击。他们曾经一再妄想把“反自由化”的邪火烧向经济领域，含沙射影地指责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幸而有了明智的领导人的强力而及时的干预，他们的企图才一再落空，经济改革才不致中途夭折。但在政治思想领域，或许是指导思想上为了保护经济改革而作出的不得已的让步和妥协，或许他们本身就怀有对自由民主的恐惧，因而反自由化的大将们总是可以长驱直入，胜利凯旋。“自由化”已经取代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帽子，成为压制人们自由思考、自由论述的利器。就象反右派运动时很多善意的、中肯的批评建议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一样，二十多年来，很多出于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而提出的独立见解和文艺作品，都被那些“反自由化”的勇士们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歪曲批判，不遗余力。尽管中央文件明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但实际情况是：正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是运动的运动”，使许多具有独立精神、能够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审查和处分。甚至连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胡耀邦，都被加上“自由化保护伞”的罪名而被迫辞职；后一任总书记赵紫阳凄然下台的罪状中，也有一条“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两任总书记都因“自由化”而遭到废黜，起到了杀一儆万的威慑效应。“自由化”成了悬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家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把利剑会砍到自己脖子上。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跳出传统观念和领导人的言论之外来讨论政治理论问题呢？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或者随声附和，把那些承袭传统观念的陈词滥调，吹捧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或者噤口结舌，有所思而不言，有所感而不发，写文章也是旁敲侧击、打打擦边球，以免利剑加身。在“反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完全丧失了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所不可缺少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当然就无从谈起了。
由此可见，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有赖于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而欲求政治思想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就非撤除“反自由化”这把利剑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研究氛围和创作环境，为理论、学术、文艺等领域的创新和繁荣提供良好的条件。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象梦魇一样缠绕人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它横行无忌，猖狂肆虐，严重地压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自由思考，堵塞了政治思想领域的改革道路，现在应该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感谢杜光先生授权五柳村首发,2003/09/18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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