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的“理由”
评“草容”的《非典教我们敬畏大自然》及其他
赵南元
方舟子曰：“非典”、“非典”，多少货色假汝之名传播！非典就像一个筐，什么都想往里装；非典就像一趟巴士，谁都想来搭便车。反科学文化人看到抗非典的口号是“依靠科学”，不敢公开反对，心里又不忿，纷纷出来号召“敬畏”，近日里文章、访谈连篇累牍，大有让公众对“敬畏”耳熟能详之势。
这些自然神教的传教圣喻之中，最草包的要算是署名“草容”的《非典教我们敬畏大自然》（光明日报 2003.5.23），所用的伎俩还是反科学文化人的初级阶段——造谣惑众。让我们欣赏一下这个弥天大谎：
“人类已掌握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到今天，已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时间，那些博物馆中所展示的各类化石无声地告诉我们，人类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上的各类生物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磨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共处、共荣共生、相生相克的平衡状态的，这是一个极为精细、精致的复杂系统。任何人在对这一系统稍有知晓后，都会对大自然生出无限的敬畏。在人类的科学史上，人们一直无法知道，像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晚年是怎样走入有神论的泥潭的，但后人对他们有一种猜测，即他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已经深深地感知到大自然那精妙绝伦，繁复浩大而又丝丝相扣的生物系统的所在，在他们所处的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对于这样的大自然确实无法理解，也许这更说明了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常识性的错误（生物的进化不是“几千万年”，而是几十亿年）姑且不论，把进化说成是“磨合”出“和平共处、共荣共生、相生相克的平衡状态的”“一个极为精细、精致的复杂系统”更是无稽之谈。“各类化石无声地告诉我们”的，不是神化自然的无比慈祥，为我们准备了“和平共处、共荣共生、相生相克的平衡状态”，而是生物一次次的大灭绝和大爆发，进化史上99%以上的生物都没有逃过灭绝的命运。
草容对科学史的捏造也是肆无忌惮（毫无对事实的敬畏之心）。牛顿一生都是有神论者，为他的太阳系设想了“上帝的第一推动”，“晚年”也就不存在“走入有神论的泥潭”的问题。而爱因斯坦则至死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他的“上帝”是“深奥莫测但并无恶意”的大自然，没有“报复”人类的动机。所谓爱因斯坦晚年“走入有神论的泥潭”更是无耻的谣言。在谣言基础上的“猜测”，居然成了“敬畏之心”的论据，可见敬畏论者的饥不择食。
草容对科学的现状也极尽歪曲之能事，闭眼不看在数日之内就可以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从而可以据此寻根探源的事实，偏说“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人类还是显得那样无知，也许非典早于我们人类就寄宿于某一种动物，与人类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而人类对大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使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只不过是顺其自然地寻找新的宿主而已，而不幸的是，它正好找到了人类。”这又是一个拙劣的谎言。如果非典病毒的宿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而灭绝，那么病毒应该随之消失，而不会“顺其自然地寻找新的宿主”。在自然神教徒的眼里，病毒也像那自然神一样充满智慧，唯独人类都是白痴。
造谣者捏造拙劣的谎言企图掩盖真相，但经常是恰恰暴露了造谣者的意图。草容的谎言泄漏给我们的一个事实是，提倡“敬畏”，就是要让人“走入有神论的泥潭”。
与草容不同，王一方是“医学人文学者”，有深厚的医学背景。但是正如数学上要给出一个错误定理的“证明”，就一定会在证明过程中出现破绽；如果想要证明人类需要“敬畏”，其论据就一定是漏洞百出的。王一方的访谈《永恒的博弈》（科学时报2003.5.16）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且看王一方的第一个论据：“艾滋病是很特定的，和生活方式有关，与吸毒、同性恋、嫖娼等关系密切。所以有人说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你要过度追求快乐，上帝就要惩罚你。它的传播途径非常清晰，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人的行为检点一些，它并不是那么可怕。”敬畏上帝就可以不受“惩罚”，这就是王一方的解决之道。但是这种“惩罚论”的恶劣影响早已臭名昭著：如果把艾滋病看成一个道德问题，导致对患者的歧视和患者的隐秘化，结局必然是流行的失控。这是在各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反复被验证的规律，即使在上帝保佑之下的美国，“惩罚论”也是“政治上不正确”的。用这种歪理来为“敬畏”辩护，可谓慌不则路。
王一方的第二个论据是“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是必然的。病原物也在进化——它若不进化，就被人消灭掉。就像被狮子所追赶的野鹿一样，至少有部分野鹿必须跑得比狮子还快，否则它就绝种了。野鹿在跑的过程中会撞坏庄稼。而这头狮子是生物链安排的，是造物主创造的。如果不让狮子去追野鹿，野鹿就难以进化；如果让狮子去追它，它就会越跑越快，撞坏越来越多的庄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抗生素等药物越来越高级，对微生物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变异来和人类周旋，一是产生抗药性，而且可以相互传递这种抗药性，形成抗药群落，二是变得越来越怪异，使药物无法识别，其中一部分致病株可能越来越致病，对人的伤害也必然越来越大。所以，人类面临的被变异的细菌或病毒侵袭的危险是越来越大。早期，人们可能死于金黄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后来，人们发现了链霉素，能够很容易地杀死这种很简单的细菌。于是，由金黄葡萄球菌造成的肺炎几乎没有了，由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也几乎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由军团菌、ＳＡＲＳ病毒等引起的肺炎——军团菌也是一种很难对付的东西，早期人们曾怀疑ＳＡＲＳ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你道高一尺，它魔高一丈，你必须提升道，可待你道高十丈之后，它很快又魔高百丈。所以人和病原体永远处于博弈状态之中，人总是处于被伤害的地位。”
这是一笔糊涂帐，让人很难看出在这个“狮子—野鹿模型”中谁是狮子。如果抗生素是狮子，那就不是“造物主创造”来促进野鹿进化的东西。实际上病菌对药物产生抗药性是进化论的必然结论，但是变得“越来越致病，对人的伤害也必然越来越大”却毫无根据。事实上同样是根据进化论，病原微生物在传播过程中恰恰是倾向于“对人的伤害也必然越来越小”。况且所举的实例丝毫也不支持这个“狮子—野鹿模型”，衣原体、军团菌、SARS病毒都不是金黄葡萄球菌在抗生素的作用下进化而来的。换句话说，即使人类没有发明抗生素，也不会对军团菌、SARS病毒的到来有任何延迟作用。而恰恰是因为发明了抗生素，人类才把“被伤害的地位”让给了金黄葡萄球菌和衣原体。自然界随机的产生新的病原体，不会由于医学的发达而增加，所以“人类面临的被变异的细菌或病毒侵袭的危险是越来越大”的说法毫无根据。需知变异是随机的，不被选择因素所左右，这是进化论的基本法则。
王一方的第三个论据是“没有绝对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不得病，我可以绝对避免病原物的感染。谁都不可以打这个包票。这是敬畏自然的一种理由。”这个论据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我可能生病，我就该“敬畏”那个让我生病的“自然”，这是什么逻辑？对于对我们不友好的“自然”，为什么要“敬畏”？从效用主义的角度看，如果我们“敬畏”会使得“自然”减少或免除我们的疾病，那么“敬畏”还有点道理，可惜这要假定在“自然”背后站着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可以完全探知我们的心情，并指挥疾病的发生，遗憾的是，这个假定只对宗教徒成立。看来“可能得病”不能成为“敬畏”的理由。
下面又说“我们必须承认，对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所以我们必须敬畏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为不可知留下空间，这才是科学。”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科学”。科学的任务是变未知为已知，承认“永远不可知”的是“不可知论”而不是科学。故意“为不可知留下空间”的更不是科学。据说康德曾经表达过这种看法：“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但这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有神论的哲学。要想推销“敬畏”，却不得不把科学歪曲成神学，这个论据可真是穷途末路了。
进一步的歪曲是“现在有个错觉，似乎一跨上科学的骏马（也可能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前面有地图上未标注的沟壑）就可能达到全知全能的境界，其实这是错误的，科学再怎么进展也无法让人全知全能，这只是人的一种幻觉。”这种神学家的科学观实在太离谱。“错觉”在谁脑袋里？这里故意语焉不详。但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公众都不会产生这个“错觉”，因为“全知全能”是专门用来形容上帝的神学专用词汇，与科学和日常生活无关。所以这个“幻觉”只可能存在于推销“敬畏”的神学家心中。这些神学家对科学的印象当然是扭曲的，即所谓“一匹脱缰的野马，前面有地图上未标注的沟壑”，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就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潭”，这就是他们为了鼓吹“敬畏”而“构建”出来的科学形象。
直接说“我们敬畏了，上帝就不来惩罚”恐怕在中国不会有多少人相信。所以“敬畏”的效果还要有个脱离人神心灵感应的解释。王一方对此给出了一个“历史的钟摆律”：“以后完全可能出现比ＳＡＲＳ更厉害的传染病。它们是人的对立面，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对立面是人创造出来的。你把ＳＡＲＳ控制了之后，自然界一定还会出现比ＳＡＲＳ毒力更强的、对人危害更大的病原。”然而，这个“钟摆律”却是十足的废话，就像“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地震”一样不可证伪。但是，“这个对立面是人创造出来的”则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们是否控制SARS，与将来自然界是否出现“对人危害更大的病原”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因为“敬畏”而不去控制SARS，就可以避免自然界产生更厉害的病原。
“人文学者”的承诺大抵是模模糊糊的，和算命先生差不多。例如：“因此，我们要在全力发展科学，提升技术的同时，重视科学人文的研究，以敬畏之心，普爱之心，悲悯之心面对自然，面对环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也许才是人类持续，优质生存的前提。”一个“也许”，就把自己话语的责任全部免除了，“也许”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因为“敬畏”而放慢科学发展的步伐，使我们在新的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这种可能性倒是大得多。
他们提出的对策也都是不可操作的。例如“有知者也应该有畏，探索者，创新者也应该有畏，不可逞一时之勇，任一时之性，因为探索，创新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与自然更和谐，而不是更紧张，更冲突。”但是什么样的“创新”才是“逞一时之勇，任一时之性”却是谁也说不清的。就像吴国盛主张“科学有禁区”，但是别人问起这禁区划在哪里，却说不出。如果硬要说，除了事后诸葛亮就是胡说，例如“反克隆人闹剧”。科学研究也像体育的竞技场，即使真有“有畏”的研究者，也会被“无畏”者迅速淘汰出局。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文学者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但却是无意义的空话。“和谐”与“紧张”、“冲突”用来表述人际关系是有意义的，因为人有意识，也有报复心理，互相琢磨着你害我我害你就成了“紧张”和“冲突”，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仰“自然神教”，不认为自然会人格化的来“报复”我们，所谓“和谐”与“紧张”、“冲突”用于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用词不当，毫无意义。
与上面二位相比，刘华杰的访谈《敬畏：我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科学时报2003-05-23）就更具哲理性，然而正是这哲理性害了华杰，比起模糊的胡话，有理论的东西会把其不合理之处暴露得更明显。
华杰一上来就向我们宣传蒙昧时代的自然神论，用“村民如果砍树，需要先向神请示”来证明现代人更“愚昧”。这种论法的荒谬性是很明显的，即使原始文化有“好”的东西，也还是要用现代科学的环保观念才能被发现，更何况在那个“敬畏”文化中，糟粕要比精华多得多。这一点，两千多年前的西门豹都十分明白。实际上，基于现代科学的一部林业法规比一百个山神都要管用。华杰对于中国人缺乏宗教感情大不以为然，以为发扬宗教迷信的“敬畏”精神就可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这当然没有任何根据。但这些论述却使我们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到，敬畏论者所要“敬畏”的不仅仅是神化的自然，还包括任何一个人造的神。
被神化的还有伟人，按照非典型逻辑第三定律，洋人、伟人说的都是对的。所以华杰在这里引用了一段恩格斯的语录：“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这段话引用者甚多，具有极大的影响因子，但如果无限制地扩大使用的话，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使我们的“结果”“常常”被取消，那么我们改造自然的工作早就会由于经验而停止了，谁愿意老去作白费劲的事情呢？恩格斯对科学的错误看法不止这一点，对虚数（-1的平房根）和紫外线（蚂蚁能看到“化学光线”）的否定，都说明从哲学的角度难以对科学做出正确评价，哪怕是伟人也不例外，这正是哲学家应该对科学保持“敬畏”态度的明证。
华杰关于“敬畏”的第二个论据是“未来不完全可预测”、“不完全可控制”。“２０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宗教讲谦卑，现在人都讲自信，讲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太讲谦卑了。可是谦卑并不是宗教的专利，不信教者也可以谦卑。”然而这个论据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很明显，如果未来真的像华杰说的那样“不可预测”，那么“敬畏”和“谦卑”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就是完全不确定的。或者说“与自然打赌”，由于其不可预测，把赌注放在“敬畏”和放在“不敬畏”没有任何不同。反之如果我们看到自然的可预测的一面，那么科学比“敬畏”对于提高预测能力要有效得多，我们将来还会遇到小行星撞地球的灾难，人类能否逃过这一劫，完全取决于我们能否及早预测出这个危险，以及那时的科学水平是否达到充分改变小行星轨道的程度。“敬畏”在这里什么用也没有。
实际上，华杰对于自然的“不可预测”是大大的夸张了。例如“看一个简单系统，比如太阳、地球和月球三个天体间的引力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天体，只存在它们三个，中学生都可以写出它们运行的方程，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三体问题。”不知华杰所谓的“彻底解决”是什么意思。三体问题严格地说没有周期解，存在混沌解，但这也不意味着“不可预测”，毕竟预测日食和月食就是在解这个三体问题的基础上完成的。
华杰的第三个论据是“非人类中心论”，照例贩卖了一大堆洋垃圾，似乎洋人兴什么新花活我们都要照搬不误。古人“格竹子”是冒傻气，但现在鼓吹“神灵”从来都是为了“神媒”牟利，这些人所说的“倾听自然的箫声”与张香玉的“宇宙语”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在这里华杰还是很有创意的，面对非典，提出了基于“敬畏”的对策：“从短期看它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们说要“抗非典”，似乎与ＳＡＲＳ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从长期看，人与ＳＡＲＳ不一定是战争模式。比如萨根的前夫人马古利斯Ｌ．Ｍａｒｇｕｌｉｓ 提出的已经写进教科书的“内共生学说”ＳＥＴ ，生命体本身是共生的产物，有一个跟病毒之间先斗争又化敌为友的过程。像叶绿体，对植物来说，没有它就没法制造淀粉，动物也就无法得到食物。但是当初，叶绿体对细胞来说也是外源性，是一种敌对的细菌。”
华杰这一招远远超过“王晋康医学”。“内共生学说”有道理，但毕竟是非常罕见的例外，对SARS病毒并不适用。天花病毒肆虐了几千年还是没有“化敌为友”，而且“疫苗”的“道理”恰恰不是“化敌为友”，而是彻底消灭了天花病毒。如果华杰自己患了非典，是否会反省人类“挑起了战争”？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想想SARS病毒与自己享有同等权利，拒绝治疗而等待着“化敌为友”？
华杰的最后一个论据是“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关于这一点方舟子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此处不再赘述。
上述三家的言论都是发表在报纸上的，不免有所顾忌，不会太坦率。前日一位PKU的仁兄向我的亲戚传教，说他们那儿已经有了一帮同道者，还送了一张折成两折的硬纸卡，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却没写明出版者，显见是非法出版物。封面写的是“‘非典’正在迅速蔓延……你的平安还在吗？”里面的内容是宣称只有圣经才能保平安，然后劝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趁灾难之机传教是常见手段，没灾时也可以造出灾来，如奥姆真理教。非典自然成了传教的大好时机，只是光说“敬畏自然”却拿不出个“敬畏”的祷告词来，这自然神教看来还大有丰富、完善的余地。
附：
非典教我们敬畏大自然
草容
光明日报 2003.5.23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灾难，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令我们原本舒适、安详的生活突然间笼罩上恐慌。现在，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许多人已开始反思，非典从何而来？我们人类做错了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该有哪些改变？
人类已掌握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到今天，已经过了几千万年的时间，那些博物馆中所展示的各类化石无声地告诉我们，人类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上的各类生物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磨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和平共处、共荣共生、相生相克的平衡状态的，这是一个极为精细、精致的复杂系统。任何人在对这一系统稍有知晓后，都会对大自然生出无限的敬畏。在人类的科学史上，人们一直无法知道，像爱因斯坦、牛顿这样的科学巨人，晚年是怎样走入有神论的泥潭的，但后人对他们有一种猜测，即他们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已经深深地感知到大自然那精妙绝伦，繁复浩大而又丝丝相扣的生物系统的所在，在他们所处的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对于这样的大自然确实无法理解，也许这更说明了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对于人类来说，每一次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举措，大自然总是时时给予人类以警示，但我们又重视过多少呢？从十几年前的林业中的“天牛危害，到城市绿化中的“柳絮飞舞，从轻率地毁林造田带来的生态灾难到人类活动领域盲目扩张所造成的物种发展不平衡。人类似乎并不把这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了自己充分的自信：我们不但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生存，也有能力保障自己在大自然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不但不需害怕各种传染病，我们还可以采取行动，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动物，甚至我们还进行了人造生态系统的“生物圈二号实验，我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为我们处理好人与自然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一场非典终于让我们清醒，我们看到科学对非典病毒的知晓还是那样有限，我们不知道非典病毒从哪里来，它是与我们早就共存于大自然，还是大自然生出的新的怪胎？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人类还是显得那样无知，也许非典早于我们人类就寄宿于某一种动物，与人类相安无事地生活着，而人类对大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使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只不过是顺其自然地寻找新的宿主而已，而不幸的是，它正好找到了人类。
科学家告诉我们，科学意义上的生物，从来就无所谓好坏之分，只有当一种生物的灭绝和减少时，才造成了另外一种原本对人类无害的生物的危害，近几年，外来生物的危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原生地，这种生物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有益的物种，万物的相生相克在这里体现得再充分不过。在自然界，任何打破平衡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
今天，对我们来说，一场非典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人类再不要若无其事地捕食野生动物，我们更要慎重地决策诸如移山填海、生态旅游这样的项目，我们还要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毕竟，人类只是所有生物链上的一环，在生物世界里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我们只有敬畏大自然，才能与之更加和谐地相处，也才能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永恒的博弈
科学时报2003-5-16
受访人：医学人文学者王一方
访问人：本报记者 熊卫民
熊卫民：虽然传染病的影响力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曾一度大幅度减小，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又出现了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ＳＡＲＳ等新型的传染病，另一方面，肺结核等传统传染病又有所抬头，而肝炎一类的传染病现在依然流行很广。在２１世纪，这些已出现和将出现的新老传染病是不是又将给人类疾病谱带来新的巨变？
王一方：肺结核的复萌并没有某些媒体说的那么严重，它并没有出现大的回潮。虽然病原体对第一代药物，譬如链霉素有了抗性，但第二代、第三代抗痨药物马上就跟上去了。
艾滋病是很特定的，和生活方式有关，与吸毒、同性恋、嫖娼等关系密切。所以有人说艾滋病是上帝的惩罚——你要过度追求快乐，上帝就要惩罚你。它的传播途径非常清晰，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人的行为检点一些，它并不是那么可怕。但我国的情况有些例外，有相当多数是因为输血而感染的。当前我国已经有了很多被感染者，云南、河南都很多。它可能对中国人的疾病谱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国乙型肝炎隐性感染者很多，至少有几千万，但他们大多不发病，对工作、学习没什么影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输血，采用一次性针具主要就是为了防止传播乙肝。现在乙肝已经有了疫苗，可以通过疫苗来防治，所以不那么可怕了。丙型肝炎还没有疫苗，可能要更可怕一点。
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是必然的。病原物也在进化——它若不进化，就被人消灭掉。就像被狮子所追赶的野鹿一样，至少有部分野鹿必须跑得比狮子还快，否则它就绝种了。野鹿在跑的过程中会撞坏庄稼。而这头狮子是生物链安排的，是造物主创造的。如果不让狮子去追野鹿，野鹿就难以进化；如果让狮子去追它，它就会越跑越快，撞坏越来越多的庄稼。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抗生素等药物越来越高级，对微生物的杀伤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变异来和人类周旋，一是产生抗药性，而且可以相互传递这种抗药性，形成抗药群落，二是变得越来越怪异，使药物无法识别，其中一部分致病株可能越来越致病，对人的伤害也必然越来越大。所以，人类面临的被变异的细菌或病毒侵袭的危险是越来越大。早期，人们可能死于金黄葡萄球菌引起的肺炎，后来，人们发现了链霉素，能够很容易地杀死这种很简单的细菌。于是，由金黄葡萄球菌造成的肺炎几乎没有了，由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也几乎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由军团菌、ＳＡＲＳ病毒等引起的肺炎——军团菌也是一种很难对付的东西，早期人们曾怀疑ＳＡＲＳ是由军团菌引起的。你道高一尺，它魔高一丈，你必须提升道，可待你道高十丈之后，它很快又魔高百丈。所以人和病原体永远处于博弈状态之中，人总是处于被伤害的地位。
没有绝对的安全。没有一个人能说，我不得病，我可以绝对避免病原物的感染。谁都不可以打这个包票。这是敬畏自然的一种理由。我们必须承认，对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的，而且永远不可知，所以我们必须敬畏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并不是说我什么东西都知道；科学只知道一部分东西，而且所知道的这些东西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可掌握、可控制。有些“气功师”说我什么都知道，有些江湖医生说我什么病都能治，我的药万灵，这些东西恰恰都是不科学的。为不可知留下空间，这才是科学。最近，有记者问过一个很傻的问题：科学在什么时候才能把疾病征服？事实上疾病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它们总是会伺机反扑过来，把人类推入更深的陷阱。不可能造出一个全无敌的武器，把所有的病原物都消灭。就算近似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又会产生别的问题：很多人老而不死，同时，脑萎缩，早老病，内分泌紊乱所致的各种怪病，这些东西又会增加，人类生存质量就会下降。而且，一旦生态链发生断裂，其危害可能更大。现在有个错觉，似乎一跨上科学的骏马（也可能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前面有地图上未标注的沟壑）就可能达到全知全能的境界，其实这是错误的，科学再怎么进展也无法让人全知全能，这只是人的一种幻觉。
熊卫民：您的意思是说，一定会有更厉害的病原物出现，它将再次提升传染病在人类疾病谱中的地位？
王一方：这体现了历史的钟摆律。是不是会出现，会不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取决于人类和病原体的较量。在短期内病原物完全可能占上风，然后人类再将其揪下来。虽然我觉得这一次的ＳＡＲＳ还不会到那个程度。但以后完全可能出现比ＳＡＲＳ更厉害的传染病。它们是人的对立面，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对立面是人创造出来的。你把ＳＡＲＳ控制了之后，自然界一定还会出现比ＳＡＲＳ毒力更强的、对人危害更大的病原。而且，因为人的战争欲望，人们还可能人工诱导出一些超级病原物。这些东西很可能从实验室里跑出来，被某些恐怖主义组织所利用。如果是这样，这就更是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灾难了。
我觉得别的物种是不能消灭人的，人将来的毁灭，必然是毁灭在自己手上。因此，我们要在全力发展科学，提升技术的同时，重视科学人文的研究，以敬畏之心，普爱之心，悲悯之心面对自然，面对环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也许才是人类持续，优质生存的前提。过去，我们经常讲无知者无畏，批评人们缺乏科学知识而莽撞行事，其实，有知者也应该有畏，探索者，创新者也应该有畏，不可逞一时之勇，任一时之性，因为探索，创新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与自然更和谐，而不是更紧张，更冲突。
敬畏：我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
科学时报2003-05-23
ＳＡＲＳ在中国的流行曾引起了一度的恐慌，但也庆幸因为有了它，人们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一些反省。有人说，我们整天大清扫，清屋、清窗、清门，更重要的是清心，清扫出一颗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受访人／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副教授刘华杰
■访问人／ 本报记者 王 卉
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
●破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破坏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相当于破坏我们自己的身躯和大脑。尊重自己，也就要尊重自然。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还讲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王卉：您怎么看待人们因为对ＳＡＲＳ恐慌而生发出来的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现代社会中，我们应怎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刘华杰：坦率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人都变得十分胆大、自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感觉其乐无穷。但是几乎在各个民族的早期，人类很明显都是敬畏自然的，不管是考古发掘、历史书，还是宗教史、哲学史、文艺作品等，都展示了这一点。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十分敬畏自然，比如，印第安人非常相信自然神；云南纳西族也有个“署”的概念，村民如果砍树，需要先向神请示，树不是不可以砍，但不能乱砍，要记着如何偿还。这种信仰是因为当时、当地“不发达”，原始宗教信仰在起作用，从我们“文明人”的角度看那是愚昧无知。但换一个角度，那未必不好，他们对大自然的那种尊重值得我们文明人学习，愚昧的是我们。
我们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基本不讲宗教，百姓几乎什么都不信，偶尔用到神或者佛的时候临时拜一拜，严格说这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因为神、佛比人低，成为人的奴仆。儒家讲“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梁潄溟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周孔教化非宗教”以及“中国缺乏宗教”。也许中国人天然以为人是世界的主人，人定胜天。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逐渐忘记了自己从属于自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能改造、征服自然，能够重新设计自然。
我常讲，要看看“生产力”的定义：“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我读中学时这个定义就这样，至今没有变化。这个定义现在看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加入“可持续发展”的内容。按这样的定义，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利于人类的生存。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宁愿不要发展生产力，因为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同时可能是一种强大的破坏能力，比如也许它会更快速地破坏自然环境、高效率地杀死我们同类，从而威胁到人类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力概念中，应该把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加进去。
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有一种幻觉，以为人类的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即使碰壁了，人们还会认为“我们终将超越障碍”，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实现。１９世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里，有几段精彩的论断，值得人们不断回味。人与自然是什么样的关系，通常以为是对象性的关系，就好像我与你，你与他这种分离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这是一种包含关系，我们在自然中。我们对自然界的统治比其他动物强出的一点在于，我们能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能够通过知道必然而通向自由，但我们做得不够好。
破坏自然，实际上也是在破坏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相当于破坏我们自己的身躯和大脑。自杀和杀同类是不理性的、不道德的、违法的，破坏自然环境也类似。尊重自己，也就要尊重自然。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还讲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我们要注意用词“陶醉”、“报复”、“第一步”、“第二步”、“取消”。特别是他用了“报复”字样，这就涉及了“敬畏”问题。自然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个主体，像我们人一样，甚至比个体的人还重要。我敢说，现代人并没有深刻地理解恩格斯的话。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许多措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不管明天。我们似乎以为只是个别地方官员或者体制造成了人们的短视，如果是这样问题就相对简单了，问题的麻烦之处在于全世界的多数人整体上看不到目前现代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这特别表现于我们价值标准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长远看却是坏的东西；局部上正确的东西，整体上却是错误的。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 的增长与生命行星指数ＬＰＩ＝ｌｉｖｉｎｇ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 呈反向变化，即经济越发展，我们的星球就越不适合生存!
世事不可强求
●我喜欢一首老歌《世事不可强求》Ｑｕｅ Ｓｅｒａ Ｓｅｒａ ，它表达了“未来不完全可预测”、“不完全可控制”的常识智慧。但是，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不相信这个基本的事实，这才是悲剧所在，也是未来的危险所在。
●敬畏出于知识的升华、超越。自然本身是变易的，未来是开放的，人与自然组成的系统也是变化的，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将塑造我们的大自然——盖亚。
王卉：您认为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做这种反思？
刘华杰：角度很多，我只谈人们不太注意的一个，就是关于世界的可预测性问题。
我们搞科学、用科学，就是要预测未来，知道潜在的危机，但是恩格斯讲的第二步第三步是很难预测的。我喜欢一首老歌《世事不可强求》Ｑｕｅ Ｓｅｒａ Ｓｅｒａ ，它表达了“未来不完全可预测”、“不完全可控制”的常识智慧。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 ｏｕｒｓ ｔｏ ｓｅｅ”道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也适用于知识、科技的限度。但是，以现代文明武装起来的人不相信这个基本的事实，这才是悲剧所在，也是未来的危险所在。
近代科学以来，人们越来越相信世界是可以预测的，比如哈雷彗星回归、日食、月食、水星凌日、天气、社会发展预测等等，好像一切都如此可预测。但是，２０世纪的非线形科学的基本结论是：多数系统，原则上是不可以预测的。许多明显简单的系统也是不可预测的。
比如ＳＡＲＳ，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有谁会预测到它会发生，谁算到了现在的北京５月会是这样。北京的春天常常有沙尘暴，但是今年春天一次也没有有谁预测到了？现在虽然科学发达，可我们并不会确切知道明年、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只是很自信。严格说，世界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么多少可测多少不可测呢？如果把未来的样本取得多一点，可预测性就小，如果只是想知道明天，只想外推一点点，我们就会觉得世界基本上是可预测的。这与我们看问题的尺度有关。如果我们只看到下一代，如果只打算再活２０年，那么生活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可以任意胡来。如果人类还要活１０００年、１００万年，那就不一样了，未来样本非常大，可预测性的概率几乎是零了。
看一个简单系统，比如太阳、地球和月球三个天体间的引力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天体，只存在它们三个，中学生都可以写出它们运行的方程，但数学家、物理学家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三体问题。没有摩擦的三体天体关系是简单的，这么简单的系统都解决不了，那么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就更不可预测了当然，有时复杂系统有一些侧面非常好预测 。
２０世纪的人类科学提示我们，对于不可预测或者尚未预测的东西，人还是要谦虚一些为好。这也是敬畏自然的一条重要理由。与未来、与自然打赌，谦逊一点，就相当于多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宗教讲谦卑，现在人都讲自信，讲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太讲谦卑了。可是谦卑并不是宗教的专利，不信教者也可以谦卑。
说到底，人算不如天算，自然发展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越是看起来没问题的地方，就恰好 容易出问题。坚强者最脆弱，文明者有时也最愚昧。
常言道无知者无畏。敬畏出于知识的升华、超越。自然本身是变易的，未来是开放的，人与自然组成的系统也是变化的，我们的每一行动都将塑造我们的大自然——盖亚。
王卉：即使这样，“人定胜天”也是当今人们的普遍心态。人类有发展史就是战胜疾病的历史，其中科技起着关键的作用。
刘华杰：这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可控制性。可控制性比可预测性还强。通常我们认为世界是可控制的，大山可以劈开、河流可以堵上、细菌可杀死、病毒可消灭，人们确实部分做到了。
从医学史上看，当年黑死病（鼠疫的变种），在世界曾大范围流行，使得欧洲人口削掉１／４，死了上千万人，后来１４世纪又流行过。２０世纪初，欧洲的流感也使上千万人死亡。现在的ＳＡＲＳ，目前全球死亡人数也不到１０００人，这说明人类进步了，人更能控制疾病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严格说是人类的免疫力提高了，就是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什么也不做，人类演化到现在也自然能够抵抗一些病毒，如现在的灵长类动物体内有许多病毒，但它们并不发病，艾滋病病毒对有些动物根本不起作用。科技、医学当然有用，但是人类不要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不要只记在智力上，更不能只记在高技术头上。我个人认为人类历史上对抗重大流行性疾病，主要靠的是常识性的隔离手段，与高技术基本无关，那时恐怕也没有高技术。后来研发的人工疫苗起过重要的积极预防作用，但其长远后果现在仍然难以评估。
现在文明程度高了，对常规病能控制住了，比如对穷人病如肺结核之类，已经基本有控制办法，但对富人病诸如心血管病等还无法控制。全世界平均每１０例死亡中，就有３例是源于心血管病。
ＳＡＲＳ致人死亡人数不多，但影响可能不亚于当年，现代社会更脆弱，经不起冲击。所以不能只看绝对死亡人数。当年对黑死病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遇上ＳＡＲＳ，虽然基本组序列已经都测了，但目前仍然无法有效对付它。但人类积累一些常识性应对方法，现在仍然是最有效的，那就是隔离、控制交通。
而要控制ＳＡＲＳ，隔离很重要，但现代文明，一般又不允许隔离，比如有些地方的隔离，遭受抗议。我们一方面想控制住传染，一方面还想着百分之几的ＧＮＰ，还想着政治上如何如何，这个系统十分复杂。
越南控制住了，一方面它控制得早，另外它采用了类似军管的办法，似乎不太文明，但非常有效，最终发现这样做还是最文明的，因为控制住了。
对北京来说，当初比如３－４月份 最好的办法是封城，但是我们认为不能这么做，因为不能只考虑科学问题，还要考虑政治影响、经济发展，这样，最终只能是折衷的办法。北京要权衡的因素太多了，处理起来自然不够果断。
可控制性和可预测性一样，有些是可达的，有些是不可达的，有些不是短期内能控制的，要一下子就达到理想中的控制目标是不可能的。
人们为什么这么乐观，有无所不能的幻觉呢？登月计划、洲际导弹的成功是一个因素。以为这么复杂的事情都能做到了，还有什么做不到！但是，登月与制导相对说来还是简单的，而控制疾病蔓延、搞清湍流的规律、预测经济的发展却要复杂得多。导弹发射这样的简单系统也经常出问题，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火力不是也经常击中盟友吗？航天飞机不也总出问题吗？当然我们还是追求可控，力图把握自然和自己的命运。
总之，人胜不了天，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因为天相当于自然，我们属于自然。人胜了天就相当于我们把自己打倒了，这还叫胜利？
倾听自然的箫声
●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
王卉：敬畏自然是不是涉及伦理学问题？
刘华杰：是的。从伦理角度来讲，我们与土地、与自然之间有没有伦理关系？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同类之间有伦理关系，比如我们与家人、同事、亲戚朋友、他人是同类，伦理只限于这些同类。但事情也在变化。现在关于自然伦理、土地伦理讨论得很多。就在几个世纪前，甚至奴隶都不算人，杀死一个奴隶都不算犯法。后来有废奴运动，黑人人权运动等，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法律层面平等了，有些仍受到歧视，但毕竟人类的伦理范围扩大了。再向外推一步，现在把与人相近的哺乳动物也列为尊重对象，对于一些动物，要考虑其伦理问题。那么昆虫呢？动物、植物、细菌、病毒等其他生命呢？是否也可以纳入伦理学的视野？下一步，岩石、土地按广义的理解也可以纳入伦理考虑的范围，于是有了“土地伦理”。美国思想史家纳什Ｆ．Ｎａｓｈ 撰写的《大自然的权利》，清楚地讲述了许多思想家是如何一步一步扩大伦理主体范围的，虽然纳什本人持保留意见，但他的思想史著作启发人们尊重外物，敬畏自然。站在“非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看问题，人类不会失去什么，相反能够超越自己，更好地倾听自然的箫声，理解大地的意图，使我们的行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而过分强调“人类中心论”，人类也不因此而伟大起来，相反人类的狂妄要受到自然的“报复”。
按“非人类中心论”的观点看，我们与他人、他物、土地不全是利益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外物，但要懂得尊重、回报。比如朋友可以“利用”，但要有限度，要想着回报，森林可以砍伐，但不要肆无忌惮地乱砍滥伐，要多栽树，要偿还，要报答。我们不要做流氓无产者，什么都无所谓，天不怕、地不怕。
王卉：比如从ＳＡＲＳ角度看，怎么理解这种伦理问题呢？
刘华杰：当前来说，还是要控制ＳＡＲＳ，要认识它。人们无须考虑再三才决定采取隔离，应当果断隔离，暂时减少不必要的接触和交流。从短期看它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平衡，我们说要“抗非典”，似乎与ＳＡＲＳ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但从长期看，人与ＳＡＲＳ不一定是战争模式。比如萨根的前夫人马古利斯Ｌ．Ｍａｒｇｕｌｉｓ 提出的已经写进教科书的“内共生学说”ＳＥＴ ，生命体本身是共生的产物，有一个跟病毒之间先斗争又化敌为友的过程。像叶绿体，对植物来说，没有它就没法制造淀粉，动物也就无法得到食物。但是当初，叶绿体对细胞来说也是外源性，是一种敌对的细菌。
眼下我们能够估计到，人类可以战胜ＳＡＲＳ，但是从进化的角度看“战争模型”不合适。我们要学会与自然共生，学会化敌为友，“疫苗”就是这个道理。共生是进化的策略和智慧，人类学不学它，它都存在、都起作用。ＳＡＲＳ是一种生命，它的诞生与人的诞生一样，是一种自然过程。我们要想想，我们如何与ＳＡＲＳ相遇了？是谁挑起了战争？如果有人喜欢到鳄鱼嘴中玩耍，被咬了一口，能埋怨鳄鱼，并因此想消灭天下所有的鳄鱼吗？
以前我们讲进化论，过多地强调生存竞争，而最优的生存策略是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进化论实际上既强调生存也强调合作，达尔文也并没有说只有斗争才是重要的。生命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生活中除了本身是强者外，善于合作的人，善于化解矛盾的人，会生活得更好。
树敌太多、对敌人太狠并不聪明，滥用抗生素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改变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到头来，还要危害到人类自身。
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
●关于ＳＡＲＳ与人们吃野生动物的关系，有不少猜测性的说法，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人类疾病与环境破坏的关系是明显的，跟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关系。
●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很多病毒，也许对它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对人类就不同了，如果盲目好野味，什么都敢吃，就可能把动物身上的病毒带到人的身体中来。人类其实不应当过分干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活。
王卉：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认为ＳＡＲＳ之所以爆发，跟人们什么都敢吃，包括环境破坏有关系？
刘华杰：关于ＳＡＲＳ与人们吃野生动物的关系，有不少猜测性的说法，现在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人类疾病与环境破坏的关系是明显的，跟人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关系。人类的许多病毒源于灵长类动物，森林被破坏后，人与这些动物接触的机会增多，物种间疾病传染的机会也增加。
鼠疫、结核病就与当时的卫生条件有关。全球化和各地区内的过分交流，加速了文化多样性的毁灭，也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时把欧洲的流行病如天花、麻疹、白喉、伤寒、霍乱、黄热病、水痘、登革热、猩红热等带到了美洲，回去时又把美洲的梅毒带回了欧洲。进口外国的松木，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厉害的松毛虫。
现在的ＳＡＲＳ到底可能来自哪儿，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广东、有人说是香港甚至是美国，并没有定论。但是否可能是因为吃野生动物致病呢？从历史上看确有先例，有很多疾病是从动物而来，比如禽流感、尼巴病毒、黑死病、亨德拉病毒、埃博拉病毒，都来自动物，艾滋病病毒就与非洲的绿猴有关。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很多病毒，也许对它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对人类就不同了，如果盲目好野味，什么都敢吃，就可能把动物身上的病毒带到人的身体中来。还有些人假装关心动物，与动物过分接触，这也能把病毒带到人类社会，而且干扰了动物的自然进化。人类其实不应当过分干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活，我甚至认为包括古道尔在内的那种过分接近的对猩猩的观察和交往，都是不合适的。
确实，口蹄疫、艾滋病等，都跟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至于ＳＡＲＳ，现在还没有定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近发表了一篇新闻评论，标题就是《中国是产生类似ＳＡＲＳ病毒的温床》，对中国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抨击，道理当然是那个道理，但文中透射出一种孤立中国、隔离中国的弦外之音，让人看了不舒服。可是转念一想，还是我们做得不够好，一些地方确实好野味达到了变态的程度，猴脑、穿山甲、娃娃鱼等等什么都敢吃。我们是要反省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