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预测与科幻的区别——评《科幻与非典之灾》
赵南元
非典的“突如其来”让一些人惊惶失措，也让一些人欢呼雀跃。“生而能言”的说要喝绿豆汤放鞭炮，科幻作家说我早就知道。更有大言不惭的吴岩出来叫板：“世界上有什么人能比科幻爱好者更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性呢？”大有舍我其谁的架势。不过对这种妄自尊大也没人放在眼里，抗非典的方针仍是“依靠科学”而没有改为“依靠科幻”。因为谁都知道，最了解这场灾难本性的，当然是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而不是什么“科幻爱好者”。
科学追求有预测能力的理论，但必须是“可证伪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为此举了一个十分通俗的例子：“将来一定会下雨。”即使过了一百年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是一滴雨也没下，也不能说这个预言是错的，因为第一百零一年还可能下雨。像这种“不可证伪”的预测就不是科学的预测，因为它毫无用处。而“明天北京下雨”是科学的预测，它不逃避检验，勇于承担责任，因而非常有用。
科幻不是科学预测，因为它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科幻所写的故事没有指明时间，那么就像“将来一定会下雨”一样是不可证伪的；如果指明了时间，而事实上事件并没有如期发生，也没有人会追究科幻作家的责任，因为科幻作家不承担这种责任。而科学是承担责任的，设想如果报纸上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在某地可以看到日食，而到时候居然没有看到，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科学之可信和科幻之不可信盖源于此。
吴岩对于科幻的“预言”作用实在是夸大无边：“早在人们真正面对非典型肺炎这种疾病之前很多年，科幻作家们已经讨论过这种病症到来的可能性和多种表现了。”瘟疫和地震、火山爆发、龙卷风、小行星撞地球、高楼大火一样，都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灾难。就此进行文学创作，丝毫表现不出任何预见力。而说科幻作家讨论过“非典”，则纯属事后诸葛亮的牵强附会。从吴岩引用《演出没有推迟》中对疾病症状的描述来看，与其说是“非典”，倒更像是流感（不可小看流感，1918年大流感，死者在两千万以上）。非典的特殊表现：医源性感染、免疫反应过剩等独特之处是难以预测的。
“宣扬末日和灾难”的东西，如果没人当真，自然也无大碍。但是如果趁非典之机，把科幻打扮成未卜先知的“半仙”，企图让人们“对科幻文学的态度也会因非典而有所成长。”以增加科幻小说的销路，从中捞一把，这种行径就和卖劣质口罩发非典财一样卑劣了。
[给赵先生作一点补充]
的确，科幻的预言可谓多矣，恐龙复活；时光倒流；记忆可以凝缩为药丸，服之即即成天才；精神亦物质，意念可以穿墙入室，杀人越货；天外来客已潜入地球，统治人类；百慕大三角沟通阴阳界；中国气功无所不能，扬威世界；还有地球将要毁灭，人在走向虚无...如此等等，可谓光怪陆离，使人目眩神摇；其中间或言及科学，不过是作为调料，或者按某些科幻作家的话说，是以此为道具，谁都知道那是不能当真的。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能以科幻来规划自己的工作吗！
照某些科幻作家的说法，似乎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比科幻爱好者更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了。其实这类预言在巫风盛行的古代中国就多的很，如黄巾张角就作过天下将要遭遇大劫难，需要改朝换代的预言，而且这类谎言至今还在流传并有人鼓吹，眼下不过是多了件似是而非的“科学外衣”而已，而无论以什么形式宣扬什么“大劫难”“世界末日”之类货色，最低限度的影响也是对青少年形成健康的心理是不利的。眼下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日本警方今天（2003年5月14日）以冒用他人名义购买车辆登记不实为由，对在福井市的「巴那波研究所」总部等五个都县的相关设施等，共十二处以及十七辆车辆展开搜查；该集团号称是研究电磁波，预言在5月15日因为未知的行星的影响,地轴将会歪斜不正,所以人类将会灭亡,警方担心其会引发事故来证明自己的说法的正确,因此才会进行搜查,以追究此一集团的真面目,包括其资金来源等,该集团不但在各地买有相当房产,以及拥有出版社,并且还维持了近十年的活动.（中国时报刘黎儿东京14日报道）
更不要说，一批信徒卖掉家产到美国去，等待世界末日到来之际，外星来的神将他们接走的闹剧，也居然发生过。去看了看叶永烈的《演出没有推迟》，倒是不是这种性质，而且作者显然还保留了通过科幻小说形式宣传科学这种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特点，应该说其创作意图是好的，但将有新的病毒出现，科学早已预见到了，并不是超前的新创。
至于说除了科幻爱好者没有什么人能更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是无知就是说瞎话，眼下便有这样一条消息：
法国为什么不仅帮助越南及时控制住了SARS的疫情，而且成功地遏制了非典病毒在本土的传播？就在两年前，法国巴斯德医学院专家汉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指出：“科学家们认为，不能排除一场大的流感病毒在全球肆虐的可能。这一病毒很可能是人体的病毒和动物病毒交叉产生的……从现在起一切预防措施都得准备好。”（2003/05/15新加坡联合早报介绍法国为何能成功遏制非典?）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次SARS来势虽猛，但对欧洲、美国的入侵有限。特别是按王晋康说的：“日本是最讲卫生的，结果日 本人的抗病能力最弱。”这次日本应该SARS大流行。可是这回偏偏日本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例。我想不用多说了。恐怕这位“王老”得了病，还是会去找医生和吃药，而不是听其“自然选择”。
陶世龙，2003/05/17
附：
科幻与非典之灾
吴岩世界上有什么人能比科幻爱好者更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本性呢？
２５年前，叶永烈在科幻小说《演出没有推迟》中写到一种奇怪的疾病所造成的大范围灾难。白昼黑夜里，救护车在城市中呼啸而过，往返不停。生病的人不住的“发烧”“咳嗽”。工厂停工停产。
一种叫“Ａ－１”的病毒，正通过人的“呼吸道”侵入身体，潜伏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后，致人发病，便你“戴上五层纱布的口罩”，病毒也仍然大摇大摆地通行而过。它变异来变异去，让苦于研制疫苗的人举步维艰。无奈，为了割断感染源，人们不得不减少出行，并对有疑问的旅行者实施隔离……
叶永烈在科幻作家中并不是最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早在３４年前，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就创作过名为《仙女座菌株》的长篇瘟疫小说（中译本为《死城》和《天外病毒》）。克莱顿对中国人并不陌生，他创作的《侏罗纪公园》等作品脍炙人口。
《仙女座菌株》写于克莱顿创作生涯的早期。故事讲述了美国的外太空侦查卫星“斯古普７号”带回的病毒，如何在人类不设防的身体上建立起了牢固的传染基地。整个社会进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与非典病毒和叶永烈的小说中的病毒类似，小说中的致病源也通过空气传播，并能从呼吸道进入人体。有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中的病毒最终能造成人类血液的大范围病变并最终导致死亡。为了对抗这种突然爆发的疾病，美国科学家建立起具有５个防护层的实验室，还在该实验室的底端，设置了微型原子弹，以备病毒一旦遭到有意无意的泄漏，可以迅速引爆以干净全面地消除扩散的危险。故事的结尾，病毒破层而出，原子弹自动点火，而科学家们却发现，病毒经过多次变异，已经消除了危险的致病性……
有关瘟疫的科幻小说中最晚近的例子，可能是恐怖小说作家斯蒂芬·金于１９９４年出版的《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和王晋康于１９９７年出版的小说《生死平衡》。前者被拍成４集电视剧，在美国播出时颇受好评，而后者则也获得了科幻小说的银河奖。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是瘟疫最终突破国门，成为横扫全球的强劲力量。
就连我这个疏于创作的人，也曾经接触过两部瘟疫科幻小说。第一部是我自己创作的儿童科幻《针水》，文章的篇幅很短，主要探索了面对流行性疾病所带来的大范围的社会动荡，人类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反击。另一部是《我们爱科学》杂志要我修改的中学生作品《宇宙病毒》。虽说作者是个中学生，但最终的作品却显得成熟。刘兴诗主编的一个科幻选本中，还选择了这部作品。
拉拉杂杂讲这么多，是想向读者说明，早在人们真正面对非典型肺炎这种疾病之前很多年，科幻作家们已经讨论过这种病症到来的可能性和多种表现了。无独有偶，持我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许多科幻作家、读者、研究者等，都在各自的渠道中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在国外，美国半专业科幻杂志《轨迹》电子版最近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已经故世的科幻作家约翰·布鲁纳的《站立桑给巴尔》（有漓江出版社的中文版）、《有凹陷的轨道》、《羊的好转》、《震波骑士》、英国作家巴拉德的《太空时代的记忆》、新浪潮作家斯宾纳德的《瘟疫年代的期刊》和赛伯朋克作家斯特灵的《网络中的岛屿》等，都是讨论瘟疫问题的好作品。
让人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区境遇不佳，得不到人的理解。于是，许多苦心孤诣而成就的预言，最终被遗忘到故纸堆中，消失了本应绽放的容光。
没有幻想的民族，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未来。更何况与科技现实相互关联的幻想，能直接导致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这种幻想力，本身就应该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民族在科学上的探索能力的一部分。我认为，与科学相关的思维和想象，永远是指导我们面向未来、破除宿命论式迷信的良好武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那场科幻浩劫中，还有另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中认为，科幻作家正在污染精神的环境，正在宣扬末日和灾难，正在让社会主义祖国的下一代失去信心和想入非非。在非典肆虐的今天，当我重温这些阴森恐怖的文章时，我突然感觉到那种不可名状的黑色幽默正从他们的字里行间传达出来。
创作过《预约死亡》等科幻作品的著名作家毕淑敏认为，“这次非典病毒的袭击，让很多人恍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是有危机的”。有危机并不是可怕的事情。敞开自己去面对危机，才是成长的真正途径。
但愿我们的文化对科幻文学的态度也会因非典而有所成长。
文章来源：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40/article.htm1?id=6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