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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学文化人怎样搅混水——观北大科学传播中心论坛
赵南元
据传飞雪即华杰，因未见飞雪或华杰出面否认，姑且当真。以下有署名飞雪的文章即以华杰的文章论，以便统一，只因笔者记名字的能力很差，图省事而已，并非故意不尊重马甲。
继上次“观”过之后，北大科学传播中心论坛又出了几个新贴子。在其中的一篇短贴子中，华杰认为“有些人就是想用类似‘反革命’的‘反科学’语言打倒对方，是心虚的表现，是论证无力的表现。”把别人批评反科学比喻为扣“反革命”帽子，好像别人在搞“政治运动”，而他们则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华杰的另一篇贴子则认为，在当年特异功能甚嚣尘上的时代，批评者由于使用了“反科学”这个词汇而败北：“于光远等人喜欢用‘反科学’的词语，虽然用起来起劲或者自己以为非常自然，但效果并不好。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社会，任何这样的术语都会令人联想起政治运动。虽然于光远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那层意思，但语言、语词是社会的，其意义与意象经常不由本人说了算。实际情况也是，据许多了事后反映，‘反科学’的用词把许多人推向了敌方阵营，本来一些人持中立的态度，一听到有人抛出‘反科学’的用词（或者叫帽子），以为又来‘运动’了，中国百姓当时最担心的就是再来‘运动’。”华杰还建议：“如果想证明吴反科学（谁声称谁举证），那么要先定义一个‘反科学’，然后按照你的定义找证据。你的定义不必要求他人同意，但要列清楚，以便他人看清楚是什么。”
说到类似“反革命”的语言，华杰是班门弄斧。笔者在1966年6月24日之后被打成“反革命”，剥夺人身自由月余，饱经“反革命语言”的“批判”，且至今尚未接到“平反通知书”。华杰正是那一年出世，因不了解华杰生日，故不知我当“反革命”时华杰是已经呱呱坠地，还是仍躁动于母腹之中。但无论如何，那时的华杰还区分不了“革命”和“反革命”则是可以断定的。如此说不免“倚老卖老”之嫌，但既然CSC论坛上称我是“清华半大老头子”，我也就别白担这个虚名，不妨找个机会利用一下。
所以我就知道中国文革时期（其他地点、时期不在此论及）“反革命”的语言和现在“反科学”的语言（正确的说应该是说人“反科学”时所用的语言，此处沿用华杰省略法）有很大的不同。根本的差别有两个，一是说人是“反革命”时所用的“证据”都是捏造或牵强附会歪曲原意，而说人“反科学”则是引用原文正确理解的；二是什么是“革命”缺乏明确定义，只好凭借权势，而什么是科学却清清楚楚（虽然很有一些人想对此进行模糊化），无需权势介入。
华杰的建议很好，求“定义”（界说）、“要列清楚”的科学作风依旧，可见虽经摇身一变，想要变彻底也难，不像软件升级那么干脆利索。过去没想到要为“反科学”作个定义或解说，并非不想“列清楚”，只是认为这个“定义”如此简单，几乎是“自明”的，而华杰在反对伪科学、反科学方面多有建树，给出过“科学精神”的界说，想必不会连这个定义都不知道。不过如今华杰升级之后，或许“下位兼容”不好，原来知道的是“缺省配置”，新配置下部分参数需要重新设定，可以理解。所以旁观者也请听我慢慢道来，别嫌我罗嗦。
首先假定“科学”的界说是清楚的（不同意见后面再细说），此后就剩下一个“反”字。查《新华字典》“反”字有四种意思：1，翻转、颠倒；2，和原来不同；3，反对、反抗；4，回、还。此处当然是3的意思，反帝反修、反封建、反法西斯是该条的例词。如此说来，反科学就是反对科学或反抗科学。例如想给科学划个“限度”，防止科学“入侵”某些领域，就是反抗科学，就是反科学。
这个界说有“同义反复”之嫌，华杰可能不同意，我也不满意。因为至少在中国，很少有人公开宣称自己是“反科学”的，但实际上反科学的言论和行为很常见，所以上述定义缺乏可操作性。为此我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定义：“所有对科学造成损害、危害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反科学的。” 当然，只凭这个定义还不能轻而易举的判断反科学，但“价值”问题可以到此为止，后面涉及的主要是“事实”问题。通过分析反科学的典型手法、典型言论、典型事例，就可以提高我们识别反科学的能力。
根据华杰（摇身一变之前。总是加这样的注解很麻烦，我们应该假定华杰只有一个，但华杰是“格路”的，但对“格路”又需要更长的注解[1]）对“科学精神”的界说，科学精神就是逻辑与实证，把这个科学哲学的语言翻译成日常语言，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摆事实的基本思路是后果论而不是动机论的，这一点很重要，人的动机不能靠其宣言或其他任何方法得到确证，而后果却是可检验的。因此上述定义中言及的“对科学造成损害、危害”是指后果，不涉及动机。反科学的言行不可能遵循科学精神，否则就会被纳入科学的范畴，例如对科学现有的理论或结论提出反对看法，只要遵循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就属于科学内部的争论，这种争论对于科学是不可或缺的，是在发展科学而不是反科学。因此反科学的手法必然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是用谎言代替事实，用“非典型逻辑”代替普通的道理。所以我们批评反科学简单的说就是靠揭露谎言和指出其言辞背后“非典型逻辑”的荒谬这两个主要方法，而反科学文化人对这些批评的具体内容从未能提出反驳，只靠追究对方的“态度”或给对方扣“科学主义”帽子来逃避实质性问题，就足以说明谎言和“非典型逻辑”是没有生命力的。
科学让人明白，反科学就怕人明白。所以反科学的手法之一就是制造概念混乱，把水搅混。
例如，华杰所说的“科学什么都可以是，但不应当是宗教，不应当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吴国盛教授所说的“想定出一个适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动机和目的的科学定义，自然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样一种反科学的手法。这些话貌似“正确”，但实际上是废话，而说废话的目的则是为了制造概念混乱，企图“消解”科学。
“科学什么都可以是”是明显错误的“定义”，没有任何概念“什么都可以是”，“什么都可以是”的东西就什么都不是，这就取消了一切科学的界说，把科学弄成了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虽然这句话的重点在后面，但这“什么都可以是”却也是华杰的深思熟虑之语。记得在我最近一次见到华杰，亲眼看着他摇身一变的哲学沙龙上，华杰提出了两个“科学什么都可以是”的具体“定义”：“一切自称科学的都是科学”，“科学家所做的事都是科学”。长期从事伪科学研究的华杰不会不懂，按照这两个定义，伪科学、反科学都是科学，科学大厦从此土崩瓦解，变成一个大垃圾堆。这正是反科学者所乐见其成的。如果定义“所有自称同仁堂的药铺都是同仁堂”，并加以“传播”，得到公认，那么其结局必然是同仁堂被摧毁。科学家也吃饭，也拉屎，也有提倡伪科学的，也有发表反科学言论的，但这些都不是科学。
科学“不应当是宗教，不应当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这是废话。因为只有宗教和意识形态才是“禁止思想自由的工具”，而科学永远也不可能担此重任。说这种废话的效果是暗示科学可能甚至已经成为宗教（很多文化人对此是明示的），需要吴教授来重新定义“科学精神的根本是自由的精神”，“何谓科学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批判的精神”。然而无论是“自由”还是“批判”都不是科学所特有的，而是科学与哲学所共有的。但科学与哲学的“自由”和“批判”有所不同。科学的自由是受到严格约束的，那就是必须在“逻辑”与“实证”的范围之内，科学在选择课题和研究方向上是完全自由的，无需“伪伦理学家”置喙。吴教授要“塞”给科学的“自由”和“批判”就是不顾事实、违反逻辑的“胡说的自由”。而科学如果接受这种“自由”和“批判”，科学的可靠性将荡然无存，科学也就会变成“什么都可以是”的垃圾堆。
任何事物都不存在吴教授所说的“适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动机和目的”的定义，但没有公认的定义丝毫也不妨碍我们区分这一事物。例如“人”也没有公认的定义，但不妨碍每个人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区分“人”和“非人”。科学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不接受“科学什么都可以是”之类的目的在于故意搅混水的定义，按照科学的常规作法，区分科学和反科学、伪科学是毫不困难的。
人们常说的“科学”与“不科学”，是指某种说法是否经过科学的检验，是否可靠，而不是问它是否是“真理”，是否“绝对正确”，这种“形而上”的东西老百姓并不关心。正如华杰所说：“现在看来，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牢靠的”。所谓“牢靠”，就是按“科学”说的去做不易受骗，风险较小，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牢靠”的定义）。当然，如果按照华杰的“科学什么都可以是”的科学定义，这种“科学”里面将会骗子横行，当然不会“牢靠”。通常我们所说的是否“科学”指的是是否是“科学知识”，更严密的说是指某一种知识是否为现在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所承认，这样定义的“科学知识”才可靠。
华杰的贴子《扑朔迷离的“科学革命”》、《续：“革命”：支一着，“反科学”当年如何败下阵的》和《1979年：科学家终于胜利了，但科学家错了(一)》就是在这一点上搅混水。他认为科学的“胜”和“败”可以按报纸上发表谁的文章多来判断。这大概可以算是某种政治标准，但绝不是科学标准。时至今日，无论报纸上怎样吹乎，“耳朵认字”从来没有被“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承认是一个“事实”。“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根据这一媒体原则，科学在媒体上经常会“败下阵”。这只说明政治不应干预科学，而且个别科学家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未必代表科学共同体的主流意见。这些历史再次说明科学是“牢靠”的，而新闻媒体则不可靠。
搅混水的方法很多，江晓原的《必须正确才是科学吗？——以托勒密天文学说为例》也是在“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上搅混水。
平心而论，江晓原的文章是这些文化人中是最严谨的，轻易不会露出破绽，不像吴国盛那样充斥着非典型逻辑[2]。江教授在《必》文中，表面上是花费了大量篇幅为托勒密天文学平反昭雪，就像为曹操、武则天、李鸿章平反一样，这是史学家感兴趣的事，老百姓脑袋里还是《三国演义》里乃至戏台上那个白脸曹操。江教授说明托勒密并不主张“地心说”之后，小心翼翼的回避了正面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是科学吗？”然后就直接跳到抽象的一般论：
“为什么托勒密的《至大论》、《地理学》这样的伟大著作，会被认为不是科学？许多考生陈述的重要理由，是因为托勒密天文学说中的内容是‘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然而，这个理由同样会使哥白尼、开普勒甚至牛顿都被逐出科学的殿堂！因为我们今天还知道，太阳同样不是宇宙的中心；行星的轨道也不是精确的椭圆；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是不存在的，……难道你敢认为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力学也不是科学吗？
我知道，考生们绝对不敢。因为在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哥白尼和牛顿是‘科学伟人’，而托勒密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个近似于“坏人”的人。”“但是，即使洗刷了托勒密的恶名，考生们的问题仍未解决——难道‘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
在这里，江教授处心积虑的选择事例，把哥白尼、开普勒、牛顿这些基本上“正确的”学说拿来做例子，却有意舍弃了燃素说、自然发生说、获得性遗传、地心说等“不正确的”例子。而按照江教授的“程序科学论”，这些“学说”仍然满足“程序正义”。江教授是否认为燃素说和获得性遗传也是“科学的学说”？如果真是这样，科学根本不可能纠正错误，不可能进步。江教授巧妙的（所以是故意的）混淆了“科学方法”与“科学结论”的区别。一个人使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科学家，他做的工作是科学工作，但如果他所提出的学说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不认为他的学说是“科学结论”或“科学知识”。我们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恰恰是要依据它的结论在检验中的表现，而不是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虽然检验也是程序的一部分）。
“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是否认科学可靠性的反科学言论，同属“搅混水”的一类反科学方法。江教授为了论证“‘不正确的’结论也可以是科学”可谓用心良苦。不像吴教授的“拣回来再塞回去”那样轻巧。也不像田松双博士的“旋转相对论”那样漏洞百出，随处可见：
“如果一定要问：究竟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即使牛顿物理学，也只能回答：这取决于你以谁为参照系。如果以地球为参照系，假定地球静止，那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只要在日心说的基础上做一个坐标变换，就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尽管这个运动图景要复杂一些。运动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
给错误的东西打上惊叹号并不能使其变成正确的。如果田松双博士想“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并得到与日心说同样的结论。”不妨试一试在地球静止的坐标系中如何用“牛顿物理学”解释季节的变化？或者计算一下一光年之外的恒星，每天绕地球转一圈，其切向速度是光速的多少倍？作为科学史的研究，不妨问一下：“为什么牛顿生在哥白尼之后而不是之前？”
五柳村制作上网,2003/04/29
注释：
[1]格路（grue，也译作“绿蓝”，还有bleen，译作“布林”或“蓝绿”）的定义：
Green (t ≤ T)
grue=f(x)={
Blue (t > T)
将式中的grue换成“华杰”，Green换成“反伪科学”，Blue换成“反科学”，T代入2002年11月16日15:00 （哲学沙龙开始的时间）即可。
详细解说请参见刘华杰《一点二阶立场》p16-35
[2]例如吴教授的“人文老妈论”，让人哭笑不得。人文是科学的老妈，已经成年的科学就应该听从“人文”么？这个逻辑不仅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生活习惯，即使搬出“礼教”，查查“三从四德”，那也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吴教授搬出“孝道”，以避免科学的“僭越”，虽然没有直率的说出科学应该服从人文，但在那场“反克隆人闹剧”中还是勇当主角，对着科学发号施令，实践着人文领导科学的“僭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