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副刊


读〈南方周末〉对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奖者的报道有感
慧   珉

《南方周末》在今年的4月24日报导了一组关于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奖者的其人其事,颇给人以启发。这里只说说其中的三篇。

第一篇,报导的是42岁的女记者纳扎里奥写文、摄影记者巴特雷地拍照的《恩里克的旅程》,载于《洛杉矶时报》,以一个洪都拉斯少年偷渡到美国的经历,典型地表现了南美诸国大批人偷渡的情况。

这篇报导被称为文字“动人”、“详尽”,“像一部悬念迭起的惊险小说”。主人公恩里克的母亲在他5岁时就离家偷渡到美国打工,孩子度过了穷苦的并被歧视的凄凉岁月。16岁时他决心也偷渡去美国,八次失败,终于成功,最后母子重逢。

两位记者在洪都拉斯遇见恩里克时正是他在第八次偷渡的途中。两位记者在长达五个月的采访中,沿着偷渡者的路线穿越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的国境和墨西哥31个省份中的13个,先后搭乘长途汽车、货车、油罐车、卡车,和偷渡者一样躲避沿途的检查站、警察和专门袭击偷渡客的匪帮。墨西哥南部是土匪时常出没的地方,偷渡客们必须扒货车穿越数百公里的凶险区域,这种货车,被人们称作“死亡列车”。

这还不是这篇报导的最重要的特点。最特殊的,是在它三万多字的文章中,有七千字的注释,共139条。“解释的不是别的,正是文中所有细节的考证,从引用的人物对话到罗列的统计数字,巨细弥遗。例如,恩里克童年时和亲人在洪都拉斯的生活情形,其母的出走,材料来自对恩里克本人、其母、两个姨妈、外祖母、和母亲表妹的访谈;母亲离家后恩里克的反应,来自他的祖母;恩里克说:‘母亲哪里去了?’来自他的舅舅;如此等等。当时,普利策奖高层正好向评委下达了一项强调真实性的指令,要求特别重视叙事材料的来源。而注释的作用,可说是一劳永逸地堵住了任何怀疑报导细节失真的人的嘴。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新闻史上一次最成功有效的举动。

这实际上就是我国一度争论不休的报告文学“细节上是否容许虚构”的问题。我认为人家这样做是对的。文学就是文学,新闻就是新闻。人们读新闻想知道的是真事儿,新闻报导的事是可以上历史的。国外的文学也有虚构与非虚构之分,原因也在此。

第二篇,《“地球村第一个战地记者”》,介绍一位“在伊拉克战争中名气最大的战地记者”阿内特。

阿内特17岁就辍学从事新闻工作,曾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老挝诸国的报社干过,1961年成为美联社记者,漫游于东南亚。1981年加入当时的新兴媒体CNN , 成为一个电视人。1998年因故离开CNN 后,为美国的NBC和《国家地理杂志》工作。

他从事的主要是战地报导,美国越南之战、两伊战争、波黑战争、阿富汗之战,以至萨尔瓦多、黎巴嫩、安哥拉内战、美军入侵格林纳达,都有他的报导。这次发生伊拉克战争,他已年近古稀,当年越南战争中同时活动的同行大多已零落或退休,他仍参加了记者行列。

由于工作出色,阿内特除了获得普利策奖外,还得过多种有关新闻工作的奖,最使他声名大噪的则是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报导。

那时,他担任CNN的战地记者,年初,当许多美国记者接到所在机构的通知正纷纷离开巴格达时,他却抓住机会前往巴格达,进行现场直播。6时50分,阿内特口播:“一场攻击开始了,高射炮火在20分钟前射出……” 这种即时报导持续了16个小时,以至于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切尼称:“到目前为止,最详尽的消息来自CNN。”CNN的收视率迅速攀升,把传统的三大电视网(ABC、NBC、CBS)都甩在了后面。因此,有人说海湾战争那一夜是“电视网死亡之夜”。

阿内特说自己在早期的战地采访中获得了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官方声称的胜仗绝不可信,除非你亲赴现场目击,或同参战者交谈加以印证。然而这么做既困难又危险,他经常在丛林和稻田中度过数个日夜,回来却一无所获。
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虽然使他获得成功,但也使他捅过不少漏子,交过不少厄运。早期因在报导中“出言不逊”曾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后来在越战期间又与美国国内保守派结怨。军方曾有人把越战的失败归罪于美国媒体,其中当然也有阿内特的账,有人甚至称他是“邪恶的化身”,“你的报导一播出,我种的花儿就凋谢了。”最大的一次厄运是在1998年,CNN不得不“与阿内特说再见”,起因是他当年揭露美军在老挝使用化学武器,这一报导并非属实。CNN和《时代》周刊分别向公众作了道歉。他在穷追猛打中一时失去理智而授人以柄,对新闻界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因他名气大,很快总算又接到别的新闻机构的聘书。

他虽遭到詈骂和厄运,却从不改变初衷,仍然坚持要说出自己所知道事件的真相并让读者及观众了解,还经常在报导中表达其“个人观点”。例如,在两伊战争中他曾报导多国部队轰炸了巴士那一家生产儿童食品的工厂,而不是所谓的化学武器工厂;接着又报导了多国部队的轰炸摧毁了巴格达以北的一个居民区。1983年,他因揭露萨尔瓦多军队使用美国供应的飞机轰炸特南辛戈村而再度获得职业记者协会奖。在这次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他又声称:美国领导的“倒萨”战争的第一个计划由于遭受顽强抵抗已经宣告失败。此言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的政界要人竟给他扣上“帮助和安慰敌人”的帽子。他又一次丢了饭碗,好在他名气大,还是找到了新饭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新闻真实性和关于本国利益关系的看法。在1991年8月2日CNN的《交叉火力》节目中,主持人布坎南曾问过他:“一名美国记者在战争时期有义务竭其所能地帮助他的国家打赢战争吗?” 阿内特回答:“欢迎进入这个新时代,通讯方式变化了,世界已经联网。一个像CNN这样的机构现在已经进入每一个国家,我感到有义务报导每一场冲突的各方……我认为他们(记者)的职责首先不在为美国效力,而在于告知公众。”主持人又问:“如果你在战争中得到消息,伊拉克人的一次反攻即将发动,你会努力示意美国人吗?” 阿内特说:“不,我不是间谍,我是记者。我在以色列、美国或科威特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我在巴格达是因为我是CNN记者,它与美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谢天谢地。”在另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又说:“我在巴格达是为了电视观众,而不是美国政府。”“对于当一名见证人让世界其他地方知道它的方针如何贯彻,我感到自豪。”

这种态度和我们所熟悉的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观念似乎不大相同。那么,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呢?

第三篇,《来自地狱的难题》。本文所介绍的记者帕沃尔和阿内特有相同也有相异。相同之处在他们都对美国政府有所批评,相异之处则在这位女记者帕沃尔要求美国政府干涉别国,还批评它在这方面做得不够。

帕沃尔关注的问题是“genocide"--有计划的种族(民族)灭绝。这个词是50多年前由犹太人莱姆金发明出来并且像“疯子”一样到处“兜售”,最终在1948年写入了巴黎协定的国际法典中的。但是,在听说帕沃尔要写这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的时候,她所在学校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却大为吃惊,他告诉帕沃尔:翻遍自己的教学笔记,竟发现50年来一直都没有提到过这个词了。(这部书共写了六年,这“吃惊”应是六年前的事。)

作为记者,帕沃尔曾在巴尔干半岛3年的经历中目睹了穆塞两族的仇杀,在采访300多个美国政府官员后又得到涉及柬埔寨、伊拉克、卢旺达的种族杀戮中美国政府文件的揭秘。她把这一切写成了一部40万字的沉甸甸的书,批评美国政府面对这些事实的冷漠和“不作为”,认为还欠着联合国10亿美金的美国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怕出钱,怕伤害美国人的生命。写成后,她自认为这是一部好书,但是在试图发表时却遭受到挫折。出版社有的拒绝,有的要求压缩其中重要的部分,只“以个人经历为主要内容”,有的要改标题,转移主题。

为什么在50年之后,看着同德国的纳粹同样的暴行在非洲在东南亚在中东一再上演,几十万上百万的生命在一两个月内在地球上血淋淋地消失,人们却如此冷漠?帕沃尔深深苦恼,她好像听见当年的犹太人莱姆金在纽约热闹街头的叹息!最后这部书还是出版了,而且得到普利策奖。

这里又提出了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要求美国对别国的事情有所“作为”,是否正义?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在当前,围绕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我国国内就有着激烈的争论。

《地狱难题》里恰好就有关于伊拉克的例子,当然写的是已经过去的两伊战争。帕沃尔发现:“美国政府因为对于中东地区石油价格和格局的考虑,最终在两伊战争中选择了伊拉克作为朋友。而两伊停火恰是以牺牲库尔德人的利益为条件的。这使库尔德人最终灰心地明白:‘除了山,我们没有其他的朋友。’此后里根政府为萨达姆提供每年3亿美元的农业贷款。其间,库尔德人继续着被驱赶被消灭的命运,而萨达姆早就开始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前后对照,讽刺意味实在浓厚。萨达姆当然是个坏人,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民主”的美国政府何以竟如此“昏聩”?竟在前不久还把这个人选作“朋友”,不久又切齿痛恨地把他视为最邪恶的雠寇?可见,问题不在是否干涉,而在于其动机究竟是由于正义人权,还是石油。另一点当然更是重要的,就是是否遵守国际法律的规则。

这个问题还令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桩事。那时曾有许多人希望国外正义人士对我们自己国家的被压迫者声援和帮助,却受到诽谤和詈骂,好像这些人既希求外援,就是卖国贼了。这种詈骂显然是无理性的。

我还想到前不久读到过的两篇旧文,那是刊载于《党史通讯》上的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美国人,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顾问)等人的谈话。毛泽东认为美国把军队和物资运入任何别的国家,那就是干涉,虽然这种干涉不是有意的。对中国,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得以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那就不好,如果把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能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那就不是干涉了。毛泽东还说: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在中国的美国士兵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对每一个遇见的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也应当向中国官员谈论民主。记得我最初读到这两篇文章时,竟有些惊诧,后来才明白了,原来毛泽东在外国干涉这个问题上思想是非常深刻开阔的,并不像我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狭窄。

总之,《南方周末》上这组文章,确实引起了我的多方面的思考,所谓“浮想联翩”是也。但既是“浮想”,必然也就会有许多不对或越轨的地方了。

(2003-5-1)

2003/05/12五柳村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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