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言论
从SARS看到：吴国盛的“科学传播”无法代替科普
陶世龙
久闻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哲学教授吴国盛力主用“科学传播”代替科普，初以为不过是名词之争，或者是为表示科普需要赶上时代的发展。其后看到他写的用“科学传播”替代“科学普及”发在北大科学传播中心及科学时报的网站上，才知道不
是我想的那么简单。吴主任提出“替代”的理由有两条：
1、传统的“科学普及”是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知识的人群向没有掌握知识的人群传播，而现在应该是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即科学传播。
2、政府和传媒的介入，使科学普及的运作方式由少数人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社会立体工程。
这两条理由中，第二条是完全不能成立的。1949年以前，政府做的少，民间做的科普可能更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介入。那时的一些科学馆，民众教育馆，都有普及科学的内容。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政府的投入就很大了，开始在文化部下设有科学普及局，北大化学系教授袁翰青出任局长，他可不是挂名的，手下还有一批人，有钱有物。上面如此，下面也有相应的机构承担科普任务。1950年学苏联，这个局没有了，改由新建立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做科普的事。这个协会后来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组成今天的中国科协，继续做科普。看起来是政府没有专门机构在管了，但协会的工作实际上还是由政府在拨款支持。而且像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天文馆、地质博物馆这些单位，也做许多科普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计划之内，不是什么“少数人的事业”。全国从上到下有数以万计的科普工作者和群众的科普积极分子在做科普工作，现在要开展科普，也还得靠他们。我以为已经形成一项“社会立体工程”，无非那时还没有这类新词罢了。
中国的传媒也是一直介入科普。我本人从事科普创作，就是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而且是在这方面做的最多。
再说第一条理由，有部分道理。但吴主任颇不以为然的“居高临下”的科普，我看是无法取消的。因为自己不懂的事，就得向老师学，这时只能是老师讲学生听，恭恭敬敬地学。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提意见，但显然不同于吴主任希望出现的那样去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以及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体制的建立这些事情。我以为传统的普及科学知识的作法不会过时。在这次抗SARS的奋斗中便可看的很清楚。科技日报记者的调查发现，公众的传染病知识贫乏。从各方得到的消息都是群众迫切希望快去普及，这当然有中国的特点，中国有70%的农村人口，他们对科学的了解比城市要差许多。吴主任大概是按发达国家农民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状况来对待中国。
而且就算是全社会的教育程度和科学水平都提高了，但那些基础的科学知识，对于新加入社会的青少年仍然是新鲜的，《十万个为什么》的形式与内容或者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但传授知识这一特点不会改变。北美的科学可谓发达了，但类似的科普书，到处可见，譬如刚买到一本加拿大出版的《问题与答案》（Questions & Answers）含天、地、生、人等部分，列出的还是“地球有多大年龄？”“什么是化石？”这类打科学基础的问题。
另外，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各人所学的专业的限制，对浩若烟海的科学知识，很多是不了解的，如对SARS，一开始，很多人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感到需要有人来普及，看了一点材料也不敢写这方面的科普文章,不像方舟子，正好属于他的专业。我估计吴主任对SARS的了解大概也不多。这一点吴主任其实也清楚，说过:所有的公民，包括那些科技专家，在他们的专业之外，一样需要启蒙。说的很对，而既然是启蒙，我看不出这时的“传播”和“普及”之间，除了用词的差别，有什么不同。
我以为普及知识为主的科普，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也看不出西方经历过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科学传播”的三个阶段，在现实中，它们是同时并存的，只不过其目的，对象有所差别而已。
如“公众理解科学”的提出，是因为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在建立核电站，发展航天事业这些问题上，乃至开发某处的矿山，需要获得他们的民意代表的通过，如果这些代表以及支持他们的民众对有关的知识缺乏，就可能得不到申请者希望得到的结果，因此有关方面便努力用通俗化的形式是大家能够理解，或者说做公关，事实上也是一种科普。这并不是什么“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即如吴主任举出的“纳税人有权利来质问为什么他们的钱用于制造粒子加速器，或者用于制造宇宙飞船，而不是用来改造生态环境，消除大气污染。”就显然不是什么科学问题，不是核物理学或与航天有关的科学和技术本身有什么负面影响需要大家去认识，而是人在应用这些科学技术的时候产生的问题。吴主任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对象弄错了。
当然，公众有权参与科学政策的制订和科学体制的建立，但要真正做到“公众”都来参与，有待于整个体制的改革，孤立的提出“科学传播”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刚看到一条消息：北京市科协把在农村广泛开展防治"非典"的科普活动当作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3年5月19日)“充分发挥农村科普宣传网络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治"非典"科普活动。目前，市科协已发放农村防治 "非典"科普挂图10000套，制作并发放防"非典"宣传折页20000张、科普展板800块，购买发放《防非典手册》2230本，基本覆盖了郊区县的所有行政村。这些与"非典"有关的发病机理、预防方法、传染途径和治疗手段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广大农村社会进行了普及和传播，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让农民了解防治"非典"的知识，增强了科学预防的意识，树立了战胜疫情的信心。”看样子这里的科普还不是吴国盛的“科学传播”，因为吴主任的“科学传播”是没有考虑到农村的。他这样的“科学传播’能替代科普吗！
陶世龙，2003/05/20> 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补记]关于科普和科学传播，1988年在中国科研究所召开的科普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后来以《“大文化”需要“大科普”》为标题，发表在该所编印的《科普研究》中。含三个部分：
其中提出：“作为文化建设的科普，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原有的科普的涵义，这个“大科普”称之为科学技术的传播可能更名副其实。”
“我们过去的科普，偏重文字宣传；讲到科普创作，就是写文章。文字确是基本的传播工具，一万年后也是重要的，但在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由此产生的声像手段，正愈来愈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它形式的传播手段如博物馆、科技馆的陈列及操作表演，也都在发展。作为现代的科技传播学，就不止是探讨文章怎样写得好，而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各种传播手段。”
“约定俗成，科普作为大家已习惯的名词，也不一定去改它，但必须充实新的内容，并使之为大家所了解、公认。”
这篇文章保存在五柳村科学之笔>>宏扬科学精神中，（大文化需要大科普原载1988年7月出版的《科普研究》1988年第6辑）另外在SCITOM的科学频道中也有 SCITOM首页> 科学报道> Cool 评> “大文化”需要“大科普” ,2003/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