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人物纪事
一部失去双臂的人用口咬笔写成的血泪史
―――介绍梅台加著《生命的赞歌》
刘皓宇
摆在我面前的一本书，名叫《生命的赞歌》。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作者梅台加用口咬着圆珠笔，先后花了近二十年的工夫写成的一部控诉极左路线的饱含血泪之作。作者在书前刊登了一张照片，记录了他用口咬笔写书的情景。我还没有读书，就被这张照片及他顽强的毅力震揻住了。
梅台加在后记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想把自己的传奇经历表述出来，以警醒世人，大有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的感觉，但是我写作能力有限，加之失去了双手，困难重重，心有余而力不足。过去写了二十多年申诉，练就了‘口书’的雕虫小技，解决了写的难关。但是文学创作有专门的规律，如从何处开头，高潮在哪里，结尾怎么写，主题是什么，标题怎么定，仍然困扰着我。我收集题材和素材也是一个难题。调查走访时我不能作笔记，靠心记是不全面的。这些困难阻挡不了我的创作欲望，我下决心逐步去克服它们。”于是他在离休以后，于1986年去老年大学学习写作，同时在家中自学《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讲座》，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集中四年的时间在旧稿的基础上充实修改，最后才于２０００年写成了八万多字的文稿，在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想想看，一个健康的人写书也不是易事，没有了双手还要写书，这是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啊！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书前引用了明代于谦的《咏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位忠贞的革命战士，由于一桩荒谬绝伦的冤案，在极左路线的重重迫害下，一而再，再而三受株连，遭批斗，挨打击，本来历史已经作了结论的，又推倒再找岔子。在逼得无路可走时，他只好以死抗争，手攀高压线去触电，可未被击死，被人救活，又认为他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当双手溃烂被锯断以后，不给他生活的出路，让他流落社会，靠妻子为生。直到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他才归还清白，出了苦海见青天。他真是九死一生，熬过来了。在新社会，出现这样骇人听闻、以残酷斗争对待自己的同志的事，是何其令人痛心！
这里，我只能将他的经历作个简略的介绍，不能表达实情于万一。要了解极左路线如何做亲痛仇快的事，还得仔细读这本书。
受一件冤案的株连
１９４８年２月，梅台加（当年叫梅孝祖）在昆明的云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读书，这个学校进步力量强。他追求进步，响应党的号召，由地下党派遣到滇南山区去打游击。可是时隔不久，他的母校发生了一桩胡桂兰事件，突然牵涉到了他，而他根本就不认识胡桂兰。这是个什么事情呢？
云大附中高中一年级有个女学生叫胡桂兰，，还只十六岁，，生性孤癖，由于初离家庭，不习惯集体生活，跟同学们不大合群，加之有几次翻看同学的进步书籍，有的同学便怀疑她是参加反动组织的特务学生。一天晚上开女生会时，有人提出怀疑的问题要她回答。她据实逐条回答了，同学们不相信，认为她不老实，便一个劲地高呼口号，不让她离开，主观地一定要她承认是特务学生方才罢休。她再三辩解，也无法取得大家的信任。在逼得没法时，她因不懂得“特务”是什么，以为承认了没关系，就胡乱地承认了。她以为承认以后没有事了。哪知同学们紧追不放，一定要她交代出组织与活动。她一时哪里交代得出呢？想等第二天再答复。结果从那时起，她失去了自由，随时有人跟着，寸步不离，她成了同学们的眼中钉。
第二天中午，学生自治会召集全体同学开所谓的公审大会，逼她坦白检举，她重复了已经讲过的，大家认为她顽抗，声言不讲就是包庇，就要拉她戴高帽子游街。她想：与其受侮辱，不如迎合大家的要求乱说一顿，可以觯脱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她承认了自己是特务，又乱说了一些同学的名字。一共说出了六人，其中就有梅台加。若干年后，她交代“梅是高二年级学生，我是高一年级的，我和他既不同级又不同班，对他的历史和家庭经济情况不清楚，而且我和他只有一个学期同学，我说他的时候他已离开了学校，....我没有事实根据，便不能随便冤枉任何人。”但是，荒谬的是，仅凭一个十六岁女学生在会上胡乱的供词，有关部门便又煞有介事地去追查其他同学了。
这时梅台加在地下党领导的云南人民讨蒋自卫军，已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只说自己曾经集体加入过三青团，可领导上根据胡桂兰检举的材料，坚决不相信。梅说：如果自己真是特务，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走进游击区里来找死。经过审讯，禁闭，他要求领导上一定要把事实调查清楚。领导根据当时昆明一张报纸上登的消息，说这就是铁证，甚至把他真的当成混进来的特务，要处决他。在关键时刻，幸好游击队领导之一，中共滇南工委委员方仲伯提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处决他，我建议深入调查核实，弄明真相再作处理。”这样，梅台加被改作控制使用，继续考察。经过了一年多的调查考察，算是把问题弄清了，于１９４９年５月批准他入党。在入党宣誓会上，监誓人、团党委书记余时俊宣布：“梅台加同志曾被云大附中女学生检举为特务，经过反复调查落实，现已查明那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应当给予否定。梅台加同志在受到诬害后，没有脱离组织，接受党的审查，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表现是好的....经过党委讨论批准，同意从今天起加入我党，后补期为一年。”这算是给他作了历史结论了。他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到解放后，他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军三十九师，三十九师听说他曾有“特嫌”之事，不问情由，不看原有的结论，把他调到师部继续接受审查。师部保卫科长景儒林对他说：“你的问题搞了几年了，不是新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调查。”于是一面要他送复员军人还乡，一面接受审查。当时谢富治在云南执行极左方针，暗中指示：“对地下党的和边区纵队的人只要抓住一点，帽子扣得大大的，在档案上写上不能重用，不能信任，不能提拔，控制使用。这样，他们就不能动弹了。”他哪能逃过这一关呢？他送复员军人回乡后，自己仍然蒙在鼓里，工作积极，心情舒畅，早把审查的事忘到脑后了。
到了１９５１年，部队开展民主运动，结合社会上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要每人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于是胡桂兰诬害他的事又翻出来追查，他一时无法说清，说了别人也不相信。小组的同志不依不饶围攻了他好几天，有的指着他说：无风不起浪，必须老实交代；有的说：纸包不住火，隐瞒不会长久；有的说：你不要耍小聪明，不能蒙哄过关。他受此刺激，有口莫辩。民主运动结束了，他写的材料一大本装进档案袋，但是对过去入党与审查他的材料却没有保存，了解他的游击队王耕政委在解放前又牺牲了，一时无人作证，于是他的历史又得从头审查过。
那个景科长也是执行左的一套，岐视地下党的同志，不相信边区游击纵队给梅作的结论，不肯认真调查，把他的问题长期挂着。他还是背着“特嫌”的包袱，受到控制使用。
所不同的是，原来是公开宣布，如今却是暗箱操作。他不受信任，便由师部调去１１６团任宣传干事兼代理股长，他在这里仍然努力工作，埋头苦干，一年多以后，突然团部叫他去，政委宣布：“师部通知：说你历史不清，要开除党籍，复员回家。”这一晴天霹雳，使他悲痛不已。他向组织说：“我在地下党时期发生的冤案，地下党已经做出了结论，我对审讯、枪毙的考验都经过了，难道说已经做出的结论不算数吗？”政委听了他所说，表示同情，但说自己不了解情况，要他相信党，把自己的历史交代清楚，同时表示可以向上级申诉。随后政委要他协助营长送复员队送到军里集中，以便向军部申诉。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申诉”这个词。
他在行军途中，抽空写好申诉报告，当到达军部的第二天，就把报告交到了组织部。赵守义部长看了报告，说了些安慰的话，要他耐心等待，安排他在军部招待所。他住在招待所里读书学习，他读完了已出的《毛泽东选集》和部分《干部必读》。他觉得自己的不幸遭遇比起国家民族百年来的灾难，算不了什么。心情稍微安稳下来。
到了１９５２年，上级通知他到省委党校学习。这是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整党，整党的目的一是提高党员的觉悟，二是整顿党的队伍、纯洁党的组织。梅台加头次参加整党学习，觉得很新鲜，不知道怎么个整法，更不知怎么会扯到冤案的问题上来。党校提出：学习中要打烂整透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小组同志帮他分析，认为他平时苦恼，总觉得党不相信自己，其实是自己不相信党，与党离心离德，最后他认为自己的主导思想是见外于党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在这个时候，党校派出专干外调，在胡桂兰的工作单位找到了她。胡写了材料，承认她是在被逼之下为了迎合主持公审人的意图，胡乱编造的。她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来往，也互不相识，....我们的班主席要我检举他，我就把他说出来了。”她还说：“我既然不是特务，怎么会知道同党是谁呢？”这次党校支委根据外调材料和梅的表现，集体讨论了一次，认为梅的冤案到此应该彻底否定了。支部书记高志远在总结大会上说：“１９４８年云大附中有个女学生检举梅台加是特务，最近我们找到了这个女学生查证，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应该彻底给予否定。”
他听到了这个宣布，如释重负，背了六年的黑锅终于放下。他觉得过去夹着尾巴做人的六年，将一去不复返了，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他仿佛觉得幸福的前程正向他招手，他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他没有被开除党籍，重返十三军。这时他被派到后勤部营建管理科工作，又被派到师、团去检查政策执行情况，了解工程质量与进度，收集军工、民工中的先进事迹与先进经验，提供首长决策时参考。他真是青春焕发，刻苦钻研，同时他经过组织批准，与自己的恋人蒋秀珍在建党３３周年的日子举行了婚礼。这一段可说是他比较快乐与幸福的日子。婚后半年，他被调到十三军军政干部教导大队任政治教员，大队离昆明仅三十公里，每逢周末都能与爱妻团聚，不久妻子便怀孕了。他的工作在这段时期也得到好评。
狂暴的肃反运动
然而，幸福的日子过于短暂，到了１９５５年上半年，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胡风反党集团”事件，开始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到５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胡风被逮捕，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央认为：还有不小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有的早已打入党、政、军各级要害部门，因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然十三军也不能例外。
梅台加所在的十三军政治部机关，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学习。军首长在动员报告会上宣布纪律：运动期间不准放假，不准请假，不准外出，不准单独活动，不得与外界和家人联系。这五不准规定使得学员被彻底隔离起来。梅早听说有人到昆明去调查他的历史，思想上有了准备，但他襟怀坦白，认为自己已经两次作了结论，即使有人要“翻烧饼”，旧案重提也不怕，因为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他听了报告以后，明确了肃反的意义，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按照上面的规定，将自己的经历作了再一次交代，又补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问心无愧，静候组织的审查。
这时，他和往日一样工作、学习、娱乐，心情轻松愉快。不料，有一次，他突然遭到支委兼小组长的痛斥：“你不要假装镇静，企图再次蒙混过关。我警告你，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这次运动与以往不同，搞不彻底决不收兵。”他听到组长这样训斥，内心既委屈又困惑。经过仔细思考，他从“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的话里明白，他又是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了。
支部召开群众大会，让一位文化教员作典型发言，那人痛心疾首地哭诉：“以前我杀过革命同志，把他的心肝掏出来下酒吃了。”大家信以为真，同仇敌忾，气愤不已。回到小组里，一位支委便开导梅台加：“你听见了吧，开头他嘴巴挺硬，现在不一五一十都交代出来了吗？”梅听了这位支委如此教训他，十分恼怒，回答说：“他是他，我是我，互不相干。他杀人吃心肝，难道叫我也去杀人吃心肝吗？”他针锋相对，毫不示弱，驳得那位支委无话可说。
第二天，小组开会后，支委会作研究，有人说：梅非等闲之辈，有多次混关的经验，以前游击队要枪毙他，他都不肯交代，这次不拿点火色出来，他是不会老实的。有人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又是特务检举出来的特务，，一定老谋深算。于是，在一次会上，公布了一份保卫干事张书信外调的材料，说昆明团市委一些负责人，原来是云大附中地下党的，都认为：胡桂兰肯定是特务，不然她怎么会自己承认是特务呢？胡桂兰怕说出别人了，会遭暗杀，我们叫她不要害怕，会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她就说出来了。实际上，这份材料是张书信受景儒林科长的派遣，带着框框去搞的假佐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凭了这份材料就把他当成暗藏敌人来斗，认为他是特务不会有假，这样他就自然在劫难逃了。
肃反运动进入关键阶段，前后围攻了他十多天，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一次支委兼组长张云熙拿出一叠档案，放在桌上，声色俱厉地对他说：“敌伪档案和外调材料都放在这里，你还想抵赖？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处理你。老实告诉你，如今只是为了挽救你，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让你争取从宽处理。”梅心里有数，不假思索地回敬说：“一个人的历史莫过于自己最清楚，我没有做过反革命的事，哪来的敌伪档案与反革命材料呢？”他这样顶撞，引起一些积极分子与不明真相的人的愤怒，纷纷要求打掉他的嚣张气焰，于是大会小会斗，白天黑夜疲劳战，但他都坚强不屈，绝不承认自己当过特务。但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谁也不会相信他的话，反说他放“烟暮弹”。在狡辩、说谎。
有次，宣传处的吴处长奉命来打通他的思想，他是带着框框来的，梅把心里话向吴处长都掏出来，谁知这又成了下一次批斗会上的“弹药”。这使他十分悲哀，他要求会见首长，有话要说。有人以为他是向首长交代问题。正当批斗会开得火热之际，首长来到会场，轻蔑地说：“听说你要向我交代问题，没有这个必要吧，在会上向群众交代就行了。”梅说：“首长同志，我有话向您请示。你在动员大会上不是说，个别问题复杂的人，可以留待运动后期解决。我请求首长批准，我负责把一切疑难之处搞清楚。”首长却说：“卢汉省主席起义，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要向他学习，早起义比晚起义好。”他感到首长也已把他定性为敌人，这是“千担河水也洗不清”了。他正想抽一支烟来舒缓一下，忽然，背后一记重拳打来，他一个踉跄，立刻有人挡住，不让他跌倒在地，接着他前后左右都受到拳击，他口腔与鼻孔流出带咸味的沾液，泪水往肚内流，他抗议说：“你们为什么打人？纪律规定不许打人骂人，侮辱人格，我要强烈抗议！”会上有人便说：“党的政策是不许打好人，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打死也不算违法。”他说：“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分子，请拿出证据来。我绝不接受这种侮辱人格的做法。即使真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如此粗暴呀！” 他毫不退让，会开不下去，几个人便交头接耳，确定暂时休会，由监管人押送他回宿舍。他睡在床上想：自己参加革命，却变成了革命的敌人，如此没完没了，出路究竟在哪里？他想到妻子和幼儿，幸福的生活刚到，便又失去了，痛苦万分，泪如雨下。
随后，暴风骤雨式的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来到。一次在批斗会上，有个管档案的人挖苦他：“以前在游击队要枪毙你，你觉得没有结婚很惋惜，现在你妻子孩子都有了，还要与人民对抗到底，像你这种人没有资格活在世上，早该死了。”梅听了这恶毒的语言，肺都要气炸。又一次有人在会上讥讽他：“你不要怕交代了，军官就当不成了，党籍就保不住了，老婆孩子就不跟你了。”他受到这种侮辱，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耐着性子说：“你们所说的那些顾虑，对我来说轻如鸿毛，我要的是做人的尊严、人格与原则。至于什么军官、党籍、老婆孩子，这些都可要可不要。”当时，在支委和积极分子看来，一个连党籍也不要的人还是好人吗，简直不可救药。他不愿投降，就加大斗争的力度，这时积极分子和依靠对象便大显身手。开头还允许梅台加辩解，以后每次会上便只听到口号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老实交代才是唯一出路！”接着，长时间的罚站、疲劳战术、人身侮辱、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梅是个烈性子的人，一再提出抗议，不但没有作用，反认为是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批斗下，他没有被逼疯算是难得的了。在严酷的斗争中，积极分子大施滛威，斗争没完没了，他实在受不了，便沉痛地声明：你们再这样逼供，我就不想活了。但支委们认为他是花网岩脑袋，抵触严重，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同时加强了对他的监督。
在高压下以死抗争
在这种高压下，他也曾闪过一念：学那个文化教员，学胡桂兰那样胡说一通，但他又想：以前要枪毙我，我都没有乱说，怎么能够害人害己呢？我决不能做昧良心的事。但既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又不能得到周围同志的谅解，唯一的出路只有用死来表明心迹，用死来抗议对他的政治诬陷。
在正常情况下，人都是求生的，都是贪生怕死的，死是非常痛苦的事，何况自杀会被认为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此时是求生不得，想死不能，他终于想到绝路上去了。一天晚上，他在房里放下蚊帐，在笔记本上写上：“我的历史向党交代清楚了，没有任何隐瞒，请党相信我。我生为共产党的人，死为共产党的鬼。特交纳本月份的党费。”这是他用血泪写下的遗书。可有誰能理解他呢？他把党费夹在笔记本里合拢，压在枕头下。但待他去上厕所时，监控人已把他的笔记本拿去交到上边了。已经到了下半夜，他被从床上喊起，进行批判。一位支委面孔冰冷地训斥道：“您扬言要死、要自杀，居心何在？能吓唬谁？像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死一百才五十双。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你死后要没收全部财产，根本谈不上什么交纳党费。”这样尖刻的话，像刀子一样剌着梅台加的心，犹如烈火浇在汽油上，更加加快了决心自杀的步伐。
就在这连台批斗会的次日中午，他乘人不备，奋力爬上一根高压电杆，双手紧抓住高压电线，顿时一阵麻木，便昏死过去了。他的躯体被高压电弹到地下，生死未卜。
后来，他被人发现，送进军部59医院，他已经成了一个半死人了。几天来高烧不退，双手的皮肉溃烂，手掌伸不开，流着黄水，疼痛钻心，房内发出恶臭。他忍受不住，呻吟不已。一次他半夜神志不清，从床上跌落下来，伤口上的几根血管破裂了，血不停地往外流。等护士发现时，他趟在地上已经好久了。
他成了危急病人。经过医师诊断，决定必须马上截肢，把双臂断掉，否则人命难保。经过两次手术，他两只手臂永远地离开他的躯体，成了像维纳斯雕像那样的断臂人。而此刻他的爱妻还蒙在鼓里。
他已经横下一条心，连命都不要了，还管什么双臂。他睡在床上，任人主宰。５９医院的医师、护士发扬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经过细心的救治，才挽救了他垂危的生命。
他虽然没有死，但成了一具活僵尸，进食得从鼻子里灌进去，大小便失禁，骨瘦如柴，因长期睡着，身上长了褥疮，血管难辨，他呼吸微弱，整日沉睡不醒，不时做着恶梦，梦见他挨批斗的情景，总是摆脱不了蒙冤的阴影。医师们断定：梅台加恐怕活不久了。
两个多月过去了，居然出现了奇迹，他苏醒过来了。他发出一阵轻轻的叹息，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不认识四周的医师，仿佛失去了记忆，更不知自己已经失去了双臂，可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极度痛苦中，他想：既然阎王不要收我，“好死不如赖活”，我就赖着活下去吧。
这时，对他来说，最紧要的是吃饭，维持生命。医师决定改鼻饲为口饲，由护理员一勺勺地喂半流质。随着身体的恢复，他食量一天比一天好，竟然要吃干饭了。由于他长期睡在床上，浑身生疮，每换一次药都痛得冒虚汗，加之没有双手，吃喝、解大小便都很困难，他终日望着天花板，真是度日如年。他想：这后半辈子究竟怎么活下去啊！他苦难童年的回忆像一幕幕电影在他脑海里浮现。
正在此刻，上级给他转来了一封半年以前寄来的家书。信中寄来了一张婴儿的像片，他的妻子在信上说：她已平安生下了盼望已久的孩子，“别人的爸爸都守在医院里为产妇煮红蛋，我可没有这样的福份”。他看着孩子的照片悲喜交集。他们哪里知道，自己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已经成了无臂的人。他立刻利用口述，要护士代笔回了一封信。
痛失双臂以后
妻子蒋秀珍接到信后，泣不成声。她哪里知道自己的爱人半年多没有来信，竟起了这么大的变化，结局竟这么惨，成了一个终身残疾。她决定要前去看望。
她孤单一人从昆明乘火车到丈夫所在地开远。次日便到军部去找政治部的郝部长。她把梅台加的信给郝部长看，郝看后说：“你们的感情好，我看不要离婚。他的历史问题我们已经查清，没有反革命事实，那是被人诬陷的，我们很快会跟他作出结论。今后的生活，你不用担心，部队要负责，国家会供养他的。”蒋秀珍听到郝部长的话，悬浮的心才初步安稳下来。她为丈夫默默祝祷，也为自己与孩子不当反革命家属而庆幸。但她又怕见得自己的丈夫，那失去双臂的模样会使她心要焦碎。她终于来到医院，见到了丈夫，相见之下，两人泪如雨下，可谓柔肠寸断，不知话从哪里说起。她削了一个苹果给梅，一片片喂到他口中。她觉得在医院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说几句安慰的话：“您好好休养吧，等您能够下床走路了，我再带孩子来看您。您的历史问题已经复查清楚，很快就会作出结论。您放心吧！家中不用您挂心。祝您早日康复。”当蒋秀珍从医院出来时，她泪如泉涌。痛哭失声。
梅台加知道自己的冤情得到昭雪，也激发了他生活的勇气，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他为要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决心锻炼身体，加快学着走路和独立起居。
第一步，他要练习坐起来。他睡在床上几个月，刚要坐起，全身关节疼痛，翻身都费力，在护士的帮助下，他由开始坐几分钟到慢慢坐十多分钟，逐渐延长时间。经过十几天的练习，才学会在床上直着坐起，但不能脱离倚靠的物体。
第二步，要训练站立。因他失去了双手，又久睡在床，几乎丧失了站立的能力。只好靠护士帮助，扶直身躯，然后咬紧牙关，双脚立地，但双腿颤抖不已，他便紧紧靠着床梆以减轻脚的压力。就这样，他算是能够站立了。
第三步，要学会走路。他刚站稳便扶着墙壁，左右来回挪步，宛如螃蟹横行，每挪半步也很吃力，不到几分钟已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因为没有了手，身体难得平衡，生怕跌倒。就这样，他以惊人的毅力，像婴儿学步似的，从病房走到过道，靠着墙壁横走。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终于学会了走步子。第四步，学会上下楼梯。病房设在楼上，要想到花园去散步，就得上下楼梯，可他失去双臂，无法抓住扶手，稍不平衡就会从楼梯上滚下，说不定跌成脑震荡。但对一个死都不怕的人，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了他，他一级级地靠墙挪步，小心翼翼。工夫不负苦心人，他训练了两个多月，终于能够自由行走，到花园去散步了。他沐浴着阳光，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心情特别和畅。他突然发现：这世界是多么美好，生活是多么幸福。他不再想回到病房里去，准备回家去休养了。他要感谢59医院的医师、护士，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第三次结论
到了1957年初，十三军五人小组算是给他做出结论，这已是弟三次作结论了。结论是这样写的：“.......梅台加同志所隐瞒的问题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但当党对他审查时，他产生了对抗绝望情绪，在群众激愤的斗争下触电自杀，为此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至于胡桂兰检举梅台加是特务一事，经过长期调查及胡桂兰本人对证，彻底查明真相，那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应给予否定。因重伤截断双手已丧失生活能力，故建议由国家抚养。”这个结论比以前算是实事求是一些了，否定了他是特务的关键事实。但搞极左的人是不会认错的，他们还是要维持自己有理。第一、说他触电是产生对抗绝望情绪，仍要给他处分。试想，如果不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无端批斗他，他怎么会想到要自杀呢？难道他自杀不是以死来抗争吗？把因果颠倒，还要说别人不对，给予处分，这是什么逻辑？第二、他根本没有对党隐瞒，而胡桂兰的诬陷并没有根据，为什么还要说“所隐瞒的问题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第三、称批斗是“党对他的审查”，难道讽刺挖苦，横加侮辱，疲劳轰炸，拳打脚踢，失去人身自由是审查吗？一个公民的申辩权也得不到保证，已经作出了两次结论，还要揪住不放，这是什么审查？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一个人弄成终身残疾，没有半点同情，还要处分他，究竟是非何在？第四、所谓“群情激愤的斗争”，怎么会群情激愤？领导部门是掌握政策的，对一个平白无辜的人实行刑讯逼供，这能说是“群情激愤”吗？以此推理，难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也可以说成群情激愤吗？从这份结论，可以看出：那些搞极左、“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其内心世界是何其狠毒，何其卑鄙！
在那不讲道理的年代，梅台加身体致残，孤立无援，没有办法，见到结论上写了“胡桂兰检举他是特务，没有事实根据，应给予否定”，还有“丧失生活能力，建议由国家抚养”，只好退一步着想：自认亏已经吃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认了算了。
极左路线仍然没有放过他
他致残后回到家中，领导上本来同意等他身体康复后送他到上海安假肢的，要恢复他原来授予的大尉军衔，但是，到了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运动，国内形势起了重大的变化，极左思潮铺天盖地而来。于是在1958年，十三军干部处突然下令要梅台加复员回家，自谋生路，不再执行“国家抚养”的承诺。经办人员说：“你是自杀致残的，所以不能由国家抚养，也不能由部队负担，只能复员回家。”他辩驳说：“自杀是冤枉、逼供、侮辱造成的，何况党委结论上写明“建议由国家抚养”，怎能随意改变呢？”经办人员不能说服他，只得返回军里。不久，军干部处回信说：“难道肃反运动真如你说的那样吗？你这是攻击污蔑伟大的肃反运动。如不同意复员，就到开远来辩论。你还是十三军的成员。”他看见当时的形势，对肃反尚心存余悸，加之行动不便，决定不能去，也幸好没有去。正当他与干部处相持不下时，军区干部部也出面干涉了。一位叫袁助理员的找到他家来，用威胁的口气说：“十三军做的结论，有部分是右倾的，你不能抓住不放。根据政策和情况，你只能办理复员手续。这已是宽大的了。你不能骗赖部队，骗赖国家。”他听了这话，气得脸色佚青。他说：“我骗赖谁了？我一个残疾，要求兑现党委‘国家抚养’的结论，是骗赖吗？你们没有权力推翻原来的结论，也不能拿军区的大帽子来压我。你们可以不给我生路，我可以向社会去讨乞，造成的影响要由你们负责。”虽如此说，但是梅台加是个丧失生活能力的弱者，谁来替他主持公道呢？他知道“小腿扭不过大腿”，脆弱的心已经破碎。无可奈何，只好屈服了。
他拿了二千多元的所谓资助金，已不再是十三军的成员，而成了流落社会的五保户了。
求生的本能
他觉得军区的处理是错误的。于是在家中一方面靠着妻子――一个普通工人微薄的工资撑持全家，一方面不停地向上级申诉。
为了写申诉信，他练习用口咬着圆珠笔写字。笔管咬断了无数支，先用塑胶笔管，咬断了改用金属笔管，最后用金竹套管，才减少了咬断的次数。他几乎成了申诉专业户。二十几年来，写了上千封申诉书，在省、市、区里四处走访，但都没有下落。在那个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杀被认为是叛党，是自绝于人民，谁还敢对军区的决定说个不字呢？
当他的资助金作为生活费用完了，没有办法，只好在街道上申请救济，每月拿12元救济金，到1974年增加到25元。
这时他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困苦不说，孩子在学校还受到少数同学的奚落，说他父亲是叛徒，是残废，以致十四岁的女儿刚上初中，便得了精神分裂症。大儿子刚进初中遇上了文革，学业荒废，只得去当学徒，小小年纪要负担全家的生活，还要照顾爸爸和妹妹两个残疾人。他从小就抑郁不欢，觉得命运对他来说太无情了。到了八十年代，一天他挎着个塑料包出走，从此再无消息。至今生死不明。一个人遭受不幸，给妻子儿女带来了各种数不清的不幸。这到底是谁之罪，谁之罪啊！
梅台加虽然一生坎坷，但求生的意志是顽强的。他不愿专门靠人救济，即使失去双臂，也要工作。他在家里力求生活自理，还帮助做些家务。到1960年，他在过党的组织生活时要求金马公社分配适当的工作。随后被安置到盲人碾粉厂当厂长，月工资25元；不久又被调到金马纺织厂当厂长，月工资35元。有次深夜下班回家，正逢下雨，路上溜滑，，他穿着雨衣独自在河埂上走着，不小心滑倒在地，无法爬起来，躺了好一阵，遇到过路人才将他拉起。后来，金马公社分成三个街道办事处，他又被分配到居委会任副主任。到了文革初期，他因反映治安主任的作风不正，遭到打击报复，便不得不离开了居委会了。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先后干了六年街道工作，又干了六年居委会的工作，其余时间就在不断地申诉。请想想看，一个没有了双臂的人，孤立无援，处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这是需要何等坚强的意志呀！
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着，各种辛酸苦辣都尝尽了。到了1979年，错划右派得到了改正，他又找军区反映自己的要求，甚至到北京去上访，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一直到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以后，军区干部部才派员为他落实生活待遇政策，改办退休手续，从此每月领到98元生活费，但过去的工资不补，复员费也不退，还要保证不要求住房。到1983年他才改为离休。1996年当他71岁时，当地区政府按照居民特困户的待遇才分给他42平米两室一厅的宿舍。
他真是经过“烈火焚烧”，“千锤万击”啊！当他落实政策以后，许多老朋友、老同学都为他庆幸：他终于活过来了。有的来信说：“你长期申诉，终于有了结果，你那坚忍不拔的毅力令我感动。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历史在沉思
故事说到这里该结束了。但梅台加的遭遇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
他的冤案不就是被一个十六岁的女学生在被逼时咬了一口吗？这本就不难解决，况且反反复复做了三次审查结论，为什么直到33年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呢？一个人又有几个33年呢？他的一生就这样冤里冤枉断送了。设想，如果他不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肯定能够为国家作出很大的贡献，结果为什么他竟人毁家贫，落得个报国无门？
其实，梅台加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这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个不幸故事中的一个，还有好多人在无声无息中就死去，我们并不知道哩。这不都是极左路线不把人当人所害的么？《共产党宣言》曾经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个人如果得不到自由发展，那么整个社会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没有了。这个社会能够前进吗？国家要真正做到政通人和，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可能吗？抚今思昔，痛定思痛，如果我们不以史为鉴，国家再不屏弃这种无法无天、暗无天日的状况，再不靠民主、道德与法治来治理，那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就难免不再重演了。警惕啊！为了人的尊严，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了，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啊！
2003/05/28收到
《生命的赞歌》 珠海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系《世纪人文丛》之一 。
作者：梅台加；责任编辑：雷良波 ,书号：ISBN7－80607－677－81/270
只印了一次，共二千册。定价人民币十四元。珠海出版社的地址：珠海香州银桦村47栋A座二层。邮编：519001。如要购买，可直接与该社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