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闲言先生极具耐心和理性的回应。但几点不同意见，思之再三还是要有简单答复。
第一，闲言先生总是把自由主义跟共产主义相提并论，窃以为很不恰当的。我在拙作中已反复声明，自由主义有着强大的人性基础和强大的实证基础，这两大基础是共产主义根本不具备的。这就注定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精神气质上的根本不同。共产主义不过是少数自以为掌握了人类命运秘诀的精英，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人类、组织人类、建立人间天国的尝试。这点上共产主义跟历史上所有乌托邦并无区别。共产主义实验就是少数精英把自己的个人狂想强加给全社会，把整个人群当作自己的个人狂想的试验品。自由主义则不然。自由主义固然已经是一种信念，但决不仅仅是信念。自由主义既然有着强大的人性基础和强大的实证基础，那么它当然是从土壤中长出来的，扎根于坚实大地的，是从大地向天空进发的一种信念。共产主义却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只有当它停留于海市蜃楼时，它才看上去很美好。而一旦降临地上，那就不再美好而是灾难是恐怖了。因此共产主义仅仅是信念。或者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秩序完全出自人为的设计，自由主义秩序则是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对这个重大差别的忽视，说明闲言先生对自由主义的确还有不少误解。
第二，闲言先生提到俄罗斯民众现在的忍耐力，以之来推断中国的腐败应是民众所能承受的。我以为这个推断难于成立。因为中俄两国现在是不同情况。我没有第一手材料来证实俄罗斯当下腐败的深度和广度可比中国甚至是超过了中国，但是我知道一点，纵然俄罗斯现在腐败盛行，深度和广度可比甚至超过了中，但俄罗斯民众现在所普遍拥有的另一种东西则是中国民众现在所紧缺的，那就是公民权利、个人自由，俄罗斯现在的民主可能乏善可陈，但是俄罗斯民众现在所普遍拥有的公民权利、个人自由，则肯定是中国民众所望尘莫及的。公民权利、个人自由扩展了个人发展的空间，提升了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排泄了人们心中的怨恨，降低了人们的对抗心理。打个比方，就象一个房间，仅管其空气比较恶浊，但因为排气孔比较多，因此人们仍有机会通风换气，因此仍然能够保持信心和耐心，等待空气之逐渐清新而最终回复正常。但如果既多腐败更乏自由，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空气质量在不断下降，早已超过了生理所能承受的限度，同时又没有门窗，没有通风、没有改善空气的可能。更要命的是，墙虽坚固却越来越透明而简直就成了玻璃墙，人们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墙外的勃勃生机。勃勃生机一方面不过咫尺之遥，一方面偏偏如隔天涯，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墙和恶浊空气的愤恨，更渴望打开门窗，让自己能够亲近自然。同样是恶浊的空气，但有没有门窗，人们对于恶浊空气的忍耐度是完全不同的。同样腐败盛行，但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个人自由，民众的承受度也是完全不同的。故此，以俄罗斯民众之容忍腐败来说明中国民众能够容忍腐败，这个推断在逻辑上是有严重问题的，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通过资本的成长、通过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最终驯服政治权力，建立新权威，我认为这基本上是空想。中国的资本结构大致不外三类，一是跨国资本，一是官僚资本，一是本土的自由资本。惟有本土的自由资本才跟政治权力存在本质冲突，跨国资本和官僚资本跟政治权力永远是狼和狈的关系。欲以资本驯服权力，惟有充分发展本土的自由资本，而使本土的自由资本占压倒性优势。但只要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不启动，旧体制没有根本改造，既得利益集团就根本不可能给本土的自由资本以充分的发展空间，甚至连起码的国民待遇都不可能真正兑现。本土的自由资本就始终只能在夹缝中生长，中国就始终只能是跨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乐园。跨国资本和官僚资本联合统治之下的中国，只可能两极分化不断扩大，两头大中间小，一头是因为占据绝对强势而毫无节制的压榨者，一头是因为居绝对弱势而根本没有博弈能力的被压榨者。中产阶级根本就举步维艰，不构成社会中单独的一极，不可能对社会政治发挥实质作用，那么两极分化、极端不公平而导致的社会仇恨就是不可缓解的，内部压力只可能不断增长而最终突破临界点。尤其因为我不相信在缺乏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情况下，民众对于腐败有闲言先生想象的那种容忍度，那么即便本土的自由资本有着比我想象的大一些的成长空间，民众也不会给那么充裕的时间让本土的自由资本漫漫长成、漫漫跟资本博弈而最终达致权力的屈服。闲言先生因此根本就没有解决新权威从何而来这个致命的问题，他的新权威之路因此根本就没有任何现实可能性。
第四，话又说回来，虽然我坚信闲言先生主张的新权威主义根本就是一条绝路，但我并不全盘否定新权威。我认为一定条件下的新权威还是需要的。只不过我所说的新权威跟闲言先生说的新权威不一样，不是作为一种主义的新权威，不是排斥政治自由主义的新权威，而是跟政治自由主义相容、为政治自由主义所用的新权威。前文中我曾经这样说：“在一个小小的长治和一个小小的沭阳玩新权威，尚且需要借助那么巨大的外力，否则根本就玩不转。要把新权威玩到全中国，所必须借助的外力应增长多少个数量级？到哪里去找那么巨大的外力？用什么样的代价换来那么巨大的外力？我敢断言，如果不跳出新权威主义的框框，那么巨大的外力根本就找不来！”我没有说出来的另一番话是，那么巨大的外力其实是找得来的，但必须跳出闲言所说的新权威主义的框框去找。我所说的巨大的外力其实是民间力量。中国最放肆的是地方政治。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随着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增多，地方利益集团越来越失去制约，地方利益集团所垄断的公权因之往往不是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而是主要服务于地方利益集团自身。由此派生两大恶果，一是地方利益集团与民争利，二是地方利益集团彼此倾轧，两大恶果交织，使地方政治越来越走向非程序化、非人性化……。地方利益集团的失控，必然导致地方政治的丛林状态。”而要改变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以两头压中间，即民间力量与居于高端的权威力量互为呼应，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夹击之势。而要引入民间力量，则必须启动政治自由主义进程。一方面要放松对民间社会的严厉管制，在增进公民权利、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推动民间社会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要开放地方政权，使民间力量可以在地方层面跟庙堂正常博弈。靠民间力量改造旧体制，挤压旧权威；靠民间力量为新体制开辟空间，为新权威保驾护航。只有以民间力量与庙堂充分博弈为基础长出的权威才叫新权威，也只有在民间力量与庙堂充分博弈为基础才可能长出新权威并最终战胜旧权威，而一旦新权威最终战胜旧权威，新权威自身也就渐渐成为多余，政治自由主义全面胜利的大幕也就徐徐开启了。没有足够的民间压力，没有民间力量与庙堂的充分博弈，新权威根本无从谈起，而只能是旧权威的恶性循环直至突然崩溃、玉石俱焚。这就是说，一定意义上我也主张新权威，但我主张的是自由为本、自由先行而权威为用这样意义上的新权威。离开民间社会的成长而谈新权威，离开民间力量与庙堂的博弈而谈新权威，离开政治自由主义进程而谈新权威，必徒托空言。
五柳村2004/04/08收到并制作上网,可以在网上转发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