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先生已宣布休战，我自然遵命。现就相关问题，最后作答如下：
1，笑蜀先生的逻辑
笑蜀先生此次论证与前不同，即主要从可能性而非必要性出发，论证权威主义之不可行。
笑蜀先生就康晓光先生的“合作主义国家”方案，列举了成功实施的五项必要条件。对此，我基本赞成。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条件，例如“社会心理基础比较完好”、“不需要面对一个绑架了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一个比较成熟的民间社会”，也是宪政民主制度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由于涉及到反体制能量的释放和体制转型，宪政民主制度成功所需要的条件，远比“合作主义国家”更苛刻、更复杂。
笑蜀先生也承认，“搞专制难，搞民主也难。搞什么都难”；按照逻辑，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比较：如果都难，成功的希望都不大，那么如果不成功，分别会是什么后果？
奇怪的是，笑蜀先生的分析到此止步，他没有继续比较下去，而是凭“相信”直接作出了选择。笑蜀先生没有作的比较，我们可以试作为之：
我在上篇答复中说过，向着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启动，它就会自我加速、直奔终点。换言之，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社会一开始就必须面对最危险的转型期，动辄有倾覆之险、倒悬之苦。
至于合作主义国家，即使不成功，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打回原形，回归现状，不会比现在更坏。因此，我才说：从最差结果而言，二者一是找死、一是等死，“等死”总比“找死”好。
换一种说法，正因为现在不具备成功改革的必要条件，社会只能缓缓而行，不能奢望改革一步到位。但是，宪政民主方案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启动则已，一启动就既不能逆转、又不可控制，只有急转、没有渐变。只有保留权威主义框架、实行有限开放的政治进程，才能渐进，才能边改边等、边等待边创造条件、改良土壤，等待和促进条件成熟--“合作主义国家”就是后一种模式的最成熟方案。
新保守主义从来不曾说“合作主义国家”可以一步建成，它充分认识到“合作主义国家”的建设需要一定条件、必需经历一定过程。它的优势在于它能够自我控制进程、不会失控，能够等待时机成熟，不会激化矛盾。
有些自由主义者也自称赞成渐进，但问题是一旦进入自由主义方案的政治进程，一切就由不得他们意愿怎么样，事物就会遵循自我轨迹而动。历史上所有改革的失败，无一不是失败于两个原因，一是反对改革的阵营过于强大，二是改革进程不可控、不能够根据客观条件逐步推进，而只能直奔理想模式。这两个缺陷，自由主义方案无不具备。
2，笑蜀先生的信念
笑蜀先生的分析之所以半途而废、不继续比较下去，是因为信念。他相信，“人心无论如何迷乱，总有不死之火”，“这个世界上，最可依靠的惟有人性。自由制度、民主制度则最有利于保养人性、丰满人性”--如果继续比较下去，他的这些信念坚持就可能会失去理由、失去逻辑支撑。人类思维与心理相联结的某种机制，帮助他回避了这种尴尬。
基于信念而非理性、基于热情而非冷静，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也正是我的忧虑所在--仅仅在半个多世纪前，这就是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所作的批评。
历史又在轮回。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的先辈也是基于理想信念作出了不悔选择，并为之挥汗洒血、至死不渝，但结果，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并没有致中国于自由繁荣，有时似乎还距目标渐行渐远。读李慎之先生青年时代的回忆，感慨系之：当年热血，与今日何其相似？只不过倾注的对象，换了一个而已；当年是马列主义，今天是自由主义，难道中国就注定只能在原地踏步？
是积累寸进、在渐进中逐步改良土壤、似慢实快地接近目标，还是似快实慢、在大起大落中将社会卷入一次次的动荡轮回、离目标越来越远，关键就看处于关键年代、有机会左右历史的民众，是选择理性还是理念、是服从冷静还是热情。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已将经不起再次折腾。
理想主义的信念和热情，具有道德和人格力量，可以凝聚人心，任何时代都是这样。但是这一回，它又将把中国带向何方？出口还是轮回，这可是个问题！
3，“新权威”从何而来？
笑蜀先生问：搞权威主义，旧官场已彻底糜烂，“新权威”从何而来？
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权威”都主要只能从体制内而来，不可能从外空降。我同意笑蜀先生的判断：官场糜烂至此，虽未空前，可能绝后（注意，我说的是“绝后而非空前”）。但腐败只是表象，关键在找出原因。
官也是人，身入官场的人，入官场前与你我无异；一入官场，不复此身。这说明，一切是环境、游戏规则在作怪。就象有人说的：官场是个大染缸，白布入之，须臾即黑。这就是笑蜀先生所说的“逆向淘汰机制”，也即是吴思先生所说的“淘汰清官”定律。邓公小平也说过：好的制度，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好人变坏。
可见，关键在于游戏规则。只有改变现在的游戏规则，官场才有望澄清，“新权威”才能够生根立足，吕日周、仇和们的故事才不会重演。决定游戏规则的力量是“元规则”，只有元规则层面（即社会力量对比格局）发生变化，游戏规则才会随之变化。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个元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的时代，我们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毛泽东尚且无力治愈官场沉疴”，是因为形势比人强，毛泽东没有置身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者可以说，毛让中国置身于这个时代之外，这是毛最大的失误。这个时代，就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
在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必然越来越独立于政治之外，资本必然越来越成为一种可与权力抗衡的力量。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不管是权威还是民主，都不可能在长期经济衰退下维持，都必然会被长期经济危机所推翻。因此，市场经济国家内，权力最终会屈服于资本、必须满足资本的要求。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能够超越国境自由进出（即使中国实行了资金管制，也不可能真正禁绝这种流动），权力只能对资本更加温顺。虽然中国现在资本的力量还稚嫰孱弱，但新时代资本的崛起、与权力形成抗衡，不可避免。
权力的腐败源于权力的一强独大、没有制衡力量，只要客观存在可抗衡权力的力量，权力就只能自我收敛。有人可能会说，资本壮大了，它也可以与权力勾结，合则两利。确实，这是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但这种现实必然会被改变，这只是资本发展早期的“短暂”现象。中国今天的权钱勾结普遍，与资本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经济正处于由计划到市场、由公有到私营的转轨阶段有关。几大历史过程重叠在一起，加剧了腐败的激烈程度、加深了民众的感受。随着这几个过程的渐次终结，腐败将逐渐减弱。
更重要的是，作为整体的权力，在攫取自我利益方面是缺乏集体理性的。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权力群体总是越来越膨胀、所需要的营养总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被榨取的对象（不管是国有资产还是普通大众）可榨取的东西总是越来越少。权钱勾结，资本图的无非是权力能帮助它榨取民众或侵吞国有资产；当可榨取的利益越来越少、而权力的胃口却越来越大时，资本别无选择，只能反过来对抗权力，要求权力廉洁、守法。这时，权钱联盟就会不攻自破，资本就会成为权力的紧箍咒。
在新时代将对权力形成制衡的，不但有资本，还有知识、即知识分子。毛泽东说得好，知识分子是“毛”，总要附着在某张“皮”上。这话未必适合于所有知识分子，但肯定适合于大多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食人间烟火。只有依附于某张“皮”上，他们才有可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埋头做学问，只有极少数天才勤勉之士能达到目的。
当资本尚未成熟、尚不足以制衡权力时，知识只能依附在唯一的一张“皮”--权力之上。一旦资本成熟，知识也就多了一个可依附的对象。资本的腰杆硬起之日，就是知识站起之时。有了选择余地的知识，自然可以保持更多的独立性，同时对权力和资本进行制衡。
在上述三极对峙格局下，大众的地位也将大为改善。无论对于权力、资本、知识哪一方来说，大众都是可以借重的力量，因此各方只能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众的要求、赋予它一定权利。这种由经济社会的变化所必然导致的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就是改善“权威”的基础，也是建构合作主义国家的基础。
当然，这种社会基本层面的改良，也必然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成功实现。但是，“宪政民主”的成功，仅仅拥有这样的条件还不足够。更重要的是，对着未来这种相对均衡的社会格局，合作主义国家可以边建构边等待、促进此一条件成熟，而“宪政民主”却只能坐动；否则，一动就是错。
二，答常山赵子龙先生
我觉得常山先生对“价值”一词似有误解。价值即人的需求，因此，所有价值都可说是“善”的，并不存在一种叫做“恶”的价值。杀人犯杀人，也不是因为受到一种“杀人作恶”的价值驱使，而是为了财富、或生存机会之类。决定其善恶对错的，是在具备情况下各种价值之比较和排序。
我“拒绝任何核心价值”，并不是说我拒绝任何价值。事实上，多元主义者承认和肯定一切价值，只是不承认有任何一种价值天然地居于核心、先验地成为绝对。各种价值之间的轻重先后，要由具体情况决定。即使我自己提到的“生存”，也非“绝对价值”或“核心价值”，一切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某人慷慨就义、杀身成仁时，他难道做错了？为了秩序，社会有时也必须夺取个别人的生命，这就是死刑的由来。但反之，有人苟且偷生、有人为了生存而有所避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我并没有“呼唤另一种绝对价值”。
常山先生说我“从根本上取消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本身”，不知何所见而云？我说的一直是：自由主义的方案，现在不具备成功的可行性；强行为之，不但达不到有效性，反而会导致不测之险。因此，只能期之将来，即中产阶级社会之时，这颇有点笑蜀先生“愿意期待”的意思。但我与笑蜀先生不同的是，我认为“期待期”会比较长，期间我们还应该做些事，尽可能促使局势朝好的方向变化，至少不至于过分恶化，因此我支持“合作主义国家”方案，我认为它在目前条件下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不但不会引入莫测之险，而且可以促使形势朝好的方向转化。
常山先生说：“人的本性是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否则的话人就会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任何意义”。我是不“追求终极的价值目标”的，这还无所谓；但据我看，至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并没有追求所谓的“终极价值目标”，难道他们都“没有善恶，没有是非”？至于“人”有没有“意义”，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不在乎：你的意义不同于我的意义，你的所谓“意义”，究竟又有何“意义”？
常山先生说：“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总归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不错，我的“思想理论”的“核心价值”就是“多元”，它拒绝将任何一种价值/需求置于核心、成为绝对。
三，答通往自由之路先生
我与笑蜀先生的争论发生后，网友通往自由之路先生依据秦晖、金雁关于俄罗斯、东欧转轨问题研究的系列文章，对我提出反驳。在此，一并回应如下：
1，通往自由之路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前苏联国家都出现了权贵私有化，但是，维谢格拉德集团（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都实现了比较公正的私有化。要知道，在所有的前共产国家，都不存在闲言先生津津乐道的中产阶级”。
这样的事实判断，与我所掌握的资料有异。据我所知，东欧各国在转型中和转型后，都普遍存在严重的政治腐败、私有化过程普遍不公，“反腐败”始终是反对党的有力口号；但一旦反对党成为执政党，又很快沦为新的“反腐败”对象。这种看法，应该代表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事实上，只有秦晖夫妇等极少数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结论。
当然，东欧各国之间腐败也有程度之别。程度较轻的，一般有两个特征：
A，国小人稀，用笑蜀先生的话说，规模就是问题。规模小，情况自然易于控制。
B，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即更接近于我所说的“中产阶级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发达水平。
正是由于拜读了秦晖先生关于俄罗斯的文章，我才在《说说秦晖》一文中指出：秦晖先生以为历史可以罚点球。我一再强调的“宪政民主制度在不发达国家必然遭扭曲”，当然就是具体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过程、包括权力利益斗争之中。如果能够事先保证大家都放下争执，等建好“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后再来争，这样的好事我也会举双手赞成。但是，事实上，除被军事占领的地区在强大外力主宰下，有过制度转型平稳顺利进行的个例外，宪政民主的“成功转型”，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治转型的过程，必然会是权力、利益争夺最激烈的过程。
2，通往自由之路先生说，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严重不公，“其原因并不在于民主过剩，而是因为民主不足”，“叶利欣炮打白宫之后，建立了一种行政权（总统权力）远远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畸形民主制”，“这种制度，与其说是民主制，不 如说是一种处于民主制与闲言先生所倾心的权威主义体制之间的混合制度”。
我要说的是：“行政权（总统权力）远远大于立法权和司法权”当然是“畸形”，但如果立法权大于行政权，也同样是“畸形”。在社会力量对比本身失衡的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开放状态下的政治权力均衡，这方面不出问题，另一方面就要出问题。权威主义和欧美历史上的“等级民主制”，都是通过对政治权力一定程度的封闭，来实现某种“类均衡”的。
叶利钦的体制固然混合了权威主义成份，但今天的普京政府，权威主义成份远比叶利钦更浓厚，但人民对他更支持、更拥护；换言之，一定程度的回归权威主义，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人民的抉择，这是“民主”运作的结果。这一现象，在转型国家具有普遍性，颇显得意味深长。
3，通往自由之路先生问：“权威主义有无可能制止权贵私有化的狂潮”？其实，这个问题我已多次作出回答：真正的社会公平只有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均衡社会才可能实现。
以中国现状论，今天的权威主义不大可能“制止权贵私有化的狂潮”；但缓解腐败严重程度、减小其危害，则有可能。按康晓光先生的说法，是“有节制地压榨，可持续地掠夺”。
许多人似乎一直没注意我一再申明的出发点：我是在作“次差”选择，即“几害相权择其轻”。既然宪政民主和权威主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都解决不了社会公正问题，那么我们一方面只能寄望于公正问题的缓解而不是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只能首先将视线的重心放在其它力所能及的问题上，例如效率、秩序和稳定。
4，通往自由之路先生说，当腐败使民众的“忍耐达到极限时，社会动荡就真的要来了”--其实，从经验判断来看，只要腐败能在一定程度减轻，民众的忍耐就不会到达“极限”，“动荡”也就不会发生，中国就还有通过经济发展走向中产阶级社会、进而实现真正的公平、自由、民主的机会。
民众的忍耐超出了许多人（例如秦晖先生）的想象。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转型的动荡、腐败和社会不公远甚于中国，但俄罗斯人民即使在拥有“民主权利”后，也不但并没有依法推翻腐败政府（每一次选举都被强势集团成功操纵），甚至都没有提出“清算私有化过程”的要求；只要政府抓几个大亨，他们就心满意足，根本就没有出现秦晖先生所断言的“不得了”局面。这一方面说明了民众的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秩序”和“稳定”，对于民众来说，也是值得珍惜的重要价值。
最后，祝笑蜀先生贵体安康！
五柳村2004/04/08收到并制作上网,可以在网上转发但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